紀念九一八事變七十週年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發動了侵佔我國東北三省的九一八事變。這是日本在詐騙式的併吞朝鮮約略二十年之後（一九一○年日本合併韓國，但在其「合邦條約」上並未蓋有韓王玉璽），正式開啟了其第一階段侵吞（或分割）中國大陸與西伯利亞的第一步行動。我們回頭看看從九一八事變至今整整七十年東亞國際局勢翻天覆地的大變動，一方面深深體會到國家民族應「自強不息」的要旨，深感到「多難興邦、否極泰來」的真正意義，另一方面也感到一份「主客異位」、「十年河東、十年河西」的喜悅──七十年來，中華民族真正經歷了重重滄桑、從苦難中一步一步流血奮鬥的過程：先經過了十四年與日本強敵的苦鬥、纏鬥、硬斗、死鬥，然後又經過四年的國共內戰與三十年的全民性「革命」（一九四九～一九七八），以及最近二十多年來的「改革開放」（一九七八～現在），中華民族已逐漸站穩了全世界強國之一的穩固地位（鋼產量全球第一、在核武、太空等重工科技方面都名列世界前茅，雖然它仍是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但在實質的外貿量上已經超越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德國居世界第三位的貿易大國）。〔註一〕在同時期的七十年內，日本則從一九三一年東亞唯一的工業化、陸海（空）軍強大到全球數二、數三的強國，不只強佔了中國的東北與大半部中國大陸，所向無敵，甚至更南向迅速佔領了法、英、荷、美等老牌帝國主義國家長期所佔據的東南亞殖民地地區，「武運長久」，甚至直叩澳洲北邊的大門，睥睨不可一世。但日本也很快在美國優勢的海、空軍與優勢科技的打擊下，最後在吃到兩顆原子彈之後（當然在戰爭最後的六天內，蘇聯也確實徹底擊潰了一度耀武揚威的日本關東軍），終於被迫屈膝投降。惟日本經過敗降後數年的休養生息，加之它受惠於戰後美、蘇冷戰的迅速惡化，特別在經濟上受惠於韓戰、越戰的相繼爆發，日本不只很快恢復了主權，在經濟上，因大發戰爭財而很快成為「經濟大國」（一九六七年其GDP已超過英、法，一九六八年則超過西德），至八○年代末期，其個人GDP甚至超過了美國，總體經濟實力穩坐自由世界與一九九○年冷戰結束後全世界的第二位或第三位。時至今日，日本已經是各國公認的「實質超強」（Shadow Superpower)，雖然它尚難稱為「政治大國」（非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也非「軍事大國」（傳統武力雖極為強大，但尚無核武軍備），但它實為「科技大國」，並具備隨時成為「核子俱樂部」成員的能力。

所以，當年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年與七十年後廿一世紀開始之年的東亞，互相比較，我們可以發現，基本上中國與日本仍然是互相對峙的主角：兩國在政治、經濟、軍事與社會的基本競爭局面，依然未變，只是當年是一個在政、經、軍事全面強大的日本在對付一個在政治上尚未真正統一、經濟上破敗落後與軍事上孱弱無力（鋼產量一年尚不足五萬噸，甚至連機關鎗都不會造）的中國，而時至今日，則是有些主客易位了：雄踞東亞一隅的是一個政治穩定、經濟蒸蒸日上（其名義上的GDP以美元計，雖只為日本的四分之一，但如以購買力計算，實際已超出了日本GDP的四分之一）與軍事上相當強大壯實的新中國，與它相對應著的則是一個「經濟超強」、傳統武力強大正汲汲於向「政治大國」、「軍事大國」邁進的新日本。過去中日衝突的重點，是日本想要侵佔中國的滿蒙、多元化分割中國；當前中日衝突的重點，則是新日本可能想在美國的掩護下參與、干涉中國台灣海峽的兩岸問題，以阻撓中國的統一。這是日本的「新型南進政策」，其一廂情願的想法，是利用「台皮日骨」的李登輝與其嘍囉出面吶喊，利用美日安保條約「新指針」協議之下支援美軍武裝干涉台灣為名而使日本也參與其事──這與七十年前日本致力在滿、蒙建立其偽滿洲國，作為其整個大陸政策的基石，其呈現的方式雖然不同，但兩者都是要參與中國的內部事務，在實質上則有異曲同工之意。這是我們應該要嚴密予以關注的事。當年九一八事變導致了中日此後十四年你死我活的決鬥，當前日本如果真正決意南進台海（目下它還是不敢的，只是李登輝及其後繼台獨嘍囉們老想實現拉進日本實現所謂「美、日、台聯防」），則標誌著中、日之間有可能有一次相當大規模的核武大戰吧！

如果我們進一步檢視當年一九三一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的方式，我們可以發現，其實際陰謀的初步發動，雖然由關東軍（其實力不過一萬多人）一手包辦，如初期兵力出動的計畫、佈置與指揮等細節，均系由該軍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大佐）與作戰課長石原管爾（中佐）為核心所精心策劃，但關東軍司令本莊繁也是全程參與的。所以，早在事變發動之次日凌晨（即同一個晚上），日軍除全面出動迅速攻佔了瀋陽城及兵工廠、飛機場等戰略要地之外，本莊繁同時也貼出了安民告示，聲言只在懲膺東北軍權，並於當日中午將其司令部自旅順移至瀋陽。另在約略同時，甚至駐朝鮮的日軍司令林銑十郎也命令所部進入遼寧、吉林支援之。此外，遠居日本本土的陸軍省與參謀本部內掌握權力的少壯佐級軍官如永田鐵山、岡村寧次、建川美次等人則大力支持關東軍的行動。實際他們這班人已早擬定了一項侵佔中國滿、蒙的總計畫，決定於一九三二年春季前著手執行，並經過陸軍大臣南次郎的默認確定。〔註二〕所以，關東軍擅自發動的九一八事變與日本軍部中央所確定要侵佔中國滿蒙的時間，只是相差半年而已。次年三月偽滿洲國隨即成立，與日本軍閥合作最密切與敦促溥儀出山沐猴而冠最積極的，則是清末「半吊子」的洋務派與「知日派」的上海無恥文人鄭孝胥。

唯日本在嘗到甜頭之後（以一萬多人的關東軍竟壓制住二十多萬人的東北軍，但東北軍精銳多已開入關內平、津一帶，而中國竟不敢作真正全面性的抵抗，故能輕易佔領了東北三省），並不知足；在稍稍遲疑於所進取的下一個目標之後（當時蘇聯尚未開始第一個五年計畫，國力疲弱，日本如果「北進」以侵佔東西伯利亞，應該是輕而易舉），日本竟決意西進進入華北，以「華北自治」為名，而製造第二個滿洲國，最後乃引起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後中日間大規模、但並未正式宣戰的中日戰爭。其實日本之對華作戰，早期實際只用了其陸軍實力的三分之一而已（其大部實力系用於在滿、蒙待命以準備對付蘇聯），海軍更未怎樣出動在中國作戰。但自一九三九年九月歐洲大戰開始後，隨著一九四○年六月西線法國全面崩潰，日本竟想趁機南進，掠占法國所有的越南，先取北越，後更進佔南越，顯然它是以進佔整個東南亞荷印與英屬殖民地為其下一個目標了。這才引起美、英聯合的抗拒，太平洋戰爭乃告爆發。所以，日本冒險式投機式（以掠奪資源為重）的南進政策，一改其過去躍躍欲試的北進，才是它最後終於導致屈膝敗亡的關鍵性因素。這種情形，與當前日本隱隱約約朝野分頭進行的「新型南進政策」，實有其類同之處，其最後的結局則可能為日本遭受到第二次的核戰毀滅與第二次的屈膝敗降吧！

二戰後以及東西冷戰期間，日本是以依附美國的美日同盟為基礎來對抗蘇中同盟的，美國一直在日本駐紮大軍，即使在六○年代中蘇決裂之後，此項基本情勢未變。一九七二年中日建交，下至於美蘇冷戰後期，雖然美、蘇、中三角大國合縱連橫的態勢，詭譎多變，但在東亞地區內，美、日、韓對中、朝（鮮）的基本態勢，也無改變。不過，日本的對華政策與美國之對華政策的不同之處，即是它力行「交往政策」(Engagement)；其用意如說是「培養」中日間的善意也好，如說是在中國社會打開一個楔子，以滲透窺探中國的真相也好（這也是為什麼一九八九年前後日本對中共的情報，常是頻繁而相當精確，美國的情報則在質量上相差甚遠）。從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九八年日政府對中國的政府貸款協議總額達二十萬五千四百二十三億日圓，投資項目超過一萬七千六百件，如一九八九年投資四億三千八百億美元，一九九五年投資四十五億美元，總計簽約投資總金額約三百二十五億美元，實際投資總金額二百一十億美元。此外，日本對中國的「半商業性」貸款，只一九九六年即為二千四百三十億日圓（約二十億美元），一九九七年為一千二百二十七億日圓（約十億美元）。日本對華援助額（「海外發展援助」）則一九九五年為十四億美元，一九九六年為八億六千二百萬美元，並預定要在一九九六～一九九八年期間（想已實行過），援助五千八百億日圓（四十八億美元）。〔註三〕這些日本的公私援助，一說是一九七八年鄧小平訪問日本時日本答應的「非正式」對華戰爭賠款，一說是日本有意架構起一條中日間經濟與工業科技的紐帶，以將日本的一些舊機器、舊科技局部性拆卸運華，以讓中國的經濟和科技與日本永遠相差十～十五年。

不過，日本對華政策的兩面性是逃不過中國朝野的慧眼的。日本是以和平穩固的中日關係來平衡它與美國有力的安保同盟關係，等於是不付代價地享受著美國核子傘的保護（前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就曾說「美國人是日本的看家狗Watchdog」），自己則全力堅實地發展起全球最強大的經濟力量，大賺美國人的錢，使美國人變成日本的「負債者」。同時在美國核子傘的保護下，日本也發展起除美國之外東亞最強大的海、空軍力，與潛伏性馬上即可擁有的核戰力。日本海軍早在一九九六年即已有大型水面艦六十多艘及十八艘潛水艦，其所擁有的某些先端科技，甚至超過了美國西太平洋第七艦隊的裝備，其活動範圍也早超出離日本本土的一千浬之外了。日本於一九九六年所建好的一艘金鋼級（宙斯級、神盾級）驅逐艦（七千二百五十噸，為預計第一批建造的三艘之一），製造價達十億美元（據報去年日本已有金鋼級驅逐艦四艘）。該年日本海上自衛隊即有反潛機PC-3一百多架，在數量上僅次於美國海軍。空軍在一九九五年已有F-15二百二十二架，數量上也是僅次於美空軍。另外，它還擁有美制E-2C預警機至少十三架，相當於美軍裝備於三～四艘航空母艦上的數量，並在一九○五年即計畫購入至少四架更為優越的E-767空中預警機（這種飛機只有美國才有，其他國家則無）〔註四〕。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日本通過的現在正在執行中的「五年中期防衛力整備計畫」，預計要動用二千四百三十億美元（二○○一年軍事預算四百五十億美元，為全球第二「軍費大國」），並決定要建造二艘航空母艦。〔註五〕以當前的日本與英國相比較，日本擁有三倍於英國的坦克，兩倍於英國的戰艦，並在四、五年內擁有航空母艦之遠距離作戰的能力，還要發射自己的偵察衛星。〔註六〕日本的野心之大，可以想見。在核武方面，全世界盡人皆知日本是隨時可以進入「核子俱樂部」的「科技大國」，其在核聚變方面的某些技術實居於世界領先的水平。據估計日本在一九九七年所存的十五噸鈽，足已生產核彈頭二千～三千枚，只東海村核電廠生產的核材料，足可生產二百枚北極星核潛艦所攜帶的核彈頭。據估計，至二○一○年，日本即使不核彈化，其所累積的一百噸鈽，較之目前美、俄核武器所用的鈽元素的總量，還要多。〔註七〕日本在玩火──它是一個非常討厭、為全世界可能製造大麻煩的國家。

日本這種專偷（購）美國高科技、高軍事科技、利用美國核子傘，但卻事事藉口和平或「太平洋構造」以規避美日同盟的種種義務，加之八○年代末期日本對美貿易順差加大，成為美國最大的債權國，並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富國；小人乍富，其飛揚跋扈的得志狀（如極右派石原慎太郎之流），來勢洶洶，已不把美國放在眼裡，實際也在設法擺脫掉戰後四十多年來美國在軍事、文化上對日本的控制。日美之間的不信任感，乃迅速達到高潮，甚至美日戰爭之說，一時在美國輿論界與大眾集會上均甚囂塵上。

美國對日本核武化的戒心，也為之提高。一九九九年左右，美國國內流傳著一種看法，對北韓的核疑慮（一九九八年七月北韓試射大蘆洞中程飛彈）已因美、朝間達到了的有關協議而逐漸減弱，相反地對日本之嘗試核武化，則正形成為更大的問題。同年，日本外務省一官員甚至公開地說：使用核武器是不違反國際法的。……為了應付萬一，對核武器留有餘地，是必要的。據說英政府的一項秘密報告說：日本已具備製造核武的所有條件，甚至有可能已秘密製造出一枚只需裝上濃縮鈽就完成組裝的核彈。俄羅斯費拉基米爾‧比洛烏斯著文說：「如日本擁有核彈，東亞爆發突發性核戰爭的危險極高。」〔註八〕鑒於日本對外戰爭的傳統，一向是採取突擊手段，東亞鄰國應致力於防範日本的可能突擊，這絕非危言聳聽之論。所以，美國自八○年代末期，隨著美、日經濟、政治摩擦的遽增，美對日本的同盟忠誠度的懷疑也遽增，乃引起美國以強力反制日本。據說一九九○年冷戰結束後日本泡沫經濟的突然爆發，可能與此有關。〔註八A〕

美、日之間的互不信任，可以一九八九年兩國簽約共同負擔研發製造的新一代新戰機FS的事件，表現的最為明顯──這本來就是一項互偷對方科技的「合作計畫」。當此軍事合作計畫由美國防部與日本防衛廳簽約之後，美國會即認此為美國科技的大出賣，堅持要日本在某些科技方面讓步，日本也被迫在書面上作出一些「讓步」，但在實際執行時，這些「讓步」卻都被適度地「中立化」了──使美方即使不是孤立主義者與「願與日本合作者」，也都深感挫折，認為是上了日本人的當。故此FS原型機至一九九五年才能製出，實際量產延遲至二○○○年，較原計畫推遲兩年之久。〔註九〕

惟日本外交的狡猾之處，尤在於它在對美麻煩多多的同盟關係上突然作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將「消極對美」改為「積極對美」：在一九九六年四月兩國首腦會議宣佈「聯合安全保障宣言」之後，即迅速地於一九九七年九月二十三日，簽訂了「美日防務合作新指針」，規定一旦美軍在遠東「日本周邊有事」時，日本即在基地、後勤等方面配合與支援美軍，實際也就是參與作戰。據報導，當日首相橋本龍太郎與美談判「新指針」時，曾建議將台灣與南海均列入合作項目，並稱台灣為日本南進的第一島嶼，南海則為日本長期性的擬占目標。〔註十〕當時因為一九九五～一九九六年台海危機發生，「台皮日骨」的李登輝正逐步實行其台獨計畫（名義上利用「中華民國在台灣」之說），於一九九五年訪問康乃爾大學時大放厥詞，乃引起一九九六年三月大陸報複式的對台灣發射演習飛彈，從而引起美國派遣航空母艦兩艘巡弋台海，予以警戒。此美日「新指針」的簽訂，日本政府之意圖挑起有關台海的中美大戰，用意相當明顯：日本是想配合美國，跟在美國的強大武力之後而發動日本自衛隊（實際即為日本海、陸、空三軍）重新出兵海外，重占台灣。換言之，日本是要促使美國人在台灣打仗向前衝，它自己則在後面撿拾戰爭的果實重占台灣。另日本則在狡猾地規避其責任，在與美國談判「新指針」所規定實行國際制裁之海上檢查時，堅持該制裁須經聯合國安理會的決議，始可。〔註十一〕其意是不願擔任在海上檢查時與中國海軍發生衝突的直接責任。此外，對美日合作研製TMD，東京也對北京的反應多所顧慮，其意是想讓中美衝突，日本則置身事外。而在美日「新指針」相關法案正式生效後不到三個月之內的一九九九年七月九日，李登輝在日本在野極右派中嶋嶺雄、石原慎太郎等的設計下，竟匆匆宣佈了「兩國論」──這是日本朝野內外互相配合的「新型南進九一八」，李登輝便扮演著三○年代九一八事變時板垣征四郎與鄭孝胥的混合體的角色。

但美國簽訂「新指針」的目的，只是想制衡中俄的「戰略夥伴關係」、「堅持和平解決台灣問題」與箝制日本於同盟義務的機制之中，並非真正要與中國大陸為台灣而做軍事攤牌的意思。所以，美國對於李登輝的「兩國論」不只公開表示不滿，罵李為「麻煩製造者」，更即速遣派美台灣協會之卜睿哲(Richard Bush)（台灣的「太上總督」）來台痛罵了李登輝一頓，迫李將原定繼之而來的修憲與總統延任的行動，為之緊急叫停。美哈佛大學傅高義教授(Ezra Vogel)則公開痛斥日本極右派中嶋嶺雄、石原慎太郎之流，利用戰時舊日本軍國主義餘孽的李登輝想製造新事件（「新型南進」）說：他們這些人要打仗，尋求點火，想趁火打劫，破壞西太平洋的軍事平衡與穩定，以圖日本之東山再起，先跟在美國之後，直到有朝一日向美國挑戰西太平洋的霸主地位。〔註十二〕傅高義的這番話，實戳穿了日本在野極右派份子勾結李登輝所設計的「新型南進九一八」新陰謀的性質。所以，日本右派學者杏林大學教授田久保常說：「台灣的安全保障，首先當然是自己的軍隊，其次是美國的台灣關係法，第三才是美日安保條約的支持。」〔註十三〕這話雖有其真實性，但美日「新指針」的適用性，美國當不會任由日本來單方面予以解釋的。時移勢易了，對於這項「新型南進」的日本極右派在野份子們的陰謀，日本政府即使內心中可能躍躍欲試，但它豈敢如一九三一年當年昭和政府之跟隨關東軍板垣征四郎之流的設計而行動，再賭一次日本的國運？日本如真正要實行此「新型南進」（干預中國人的兩岸問題）還真是一項不易決策而肯定引起中日兩大民族之再度對決的大事件呢！

當前東亞國際大局的基本架構，很明顯地仍是以中俄協商（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俄中宣佈「戰略夥伴關係」；二○○一年七月十六日中俄簽訂「睦鄰友好合作條約」）與美日同盟為主軸的。「中俄協商」並非同盟關係，其真正意義在於俄羅斯答允大力協助中國的軍事現代化，使中國節省了至少十年至十五年自力研發某些較先進武器的時間（如自俄價購低噪音的基洛級攻擊潛艇、現代級驅逐艦、蘇二十七、蘇三十戰機等等）。中俄「協商」關係的發展迅速，使美國深感震驚，而有著再度提高美日同盟之層次的必要。二○○○年十月二十九日美合眾社報導，盛傳中俄在洽談一百五十億美元的大額軍售案。在中俄「協商」方面，中共之所特殊著眼點似乎是要為解決一旦台獨問題而動用最後手段時，預先解除其政治上、軍事上的後顧之憂（中俄睦鄰合作條約第五條，「俄方承認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俄方反對任何形式的台灣獨立」）〔註十四〕。不過，中共與美日同盟也不是完全相互對立或類似冷戰的關係的。中美貿易額（二○○○年）已超過一千億美元，中日在二○○○年的貿易總額也達八百七十五億美元，今年（二○○一年）雖然全世界包括日本都為經濟不景氣所籠罩，但中日貿易據報可能仍會高昇至一千億美元。特別大陸即將於本年年底左右，進入素有「經濟聯合國」之稱的世界貿易組織（WTO），中美、中日貿易額的增加，更有著極大的必然性。只是在外交上，中俄與美日都豢養著幾條咬人的小狗，前者養的是北韓（伊朗、伊拉克），後者養的是南韓、台灣、澳洲等。

二十一世紀的新日本，已確定要自「經濟大國」、「科技大國」邁向「政治大國」、「軍事大國」了。特別自日本新首相小泉純一郎上台後以全面改革、要成為「正常國家」相號召，其下一個目標似乎就是修憲（修改日本憲法第九條「永遠放棄使用武力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等）與重整軍備（核子化？）了。特別是自從一九九八年七月北韓試射中程飛彈飛越日本之後，日本的核子化更成為日本公眾關切的一項焦點（反對者多）。所以，二○○○年的日本防衛白皮書中，雖然公然以中國為假想敵，公然通過了「五年中期防衛整頓計畫」，要製造兩艘航空母艦，〔註十五〕日本甚至計畫好了獨立毀滅北韓飛彈核武的計畫（重新西侵朝鮮半島？）。看樣子，日本「核武化與否」可能是廿一世紀最初的五～十年內日本要做一決策的首件大事。

此外，美國為尋求軍事主動對付北韓，除直接與北韓談判外，也致力於從守勢轉為主動制裁北韓的計畫（惟美國的這些計畫已大大為南韓總統金大中的南北韓和解的「陽光計畫」所變調了──韓國人是不會再做無意義的鬩牆兄弟之鬥、再作「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悲劇角色了）。由於日本要求「獨立」，不甘雌伏於美日安保同盟的次要角色的意願，越來越趨明顯。過去美國鼓勵日本獨立承擔從日本列島到麻六甲海峽的海上防衛權，日本已早感到不滿足，美國在對此全面檢討後所提出的反應，就是加強美日同盟的機制，將日本躍升為美在亞太地區最重要的戰略夥伴；唯要求日本：（一）應在日本「周邊有事」時，落實美日「新指針」及其配套三法案；（二）加強美、日共同設施的使用與統合訓練，並加強兩國軍事任務的協調機制；（三）日本應積極參與維和行動，對於PKO（海外派軍）所設置的PKF限制，應予以解除。鑒於日本國內經常為美軍基地問題（特別是沖繩基地問題），與美駐軍發生糾紛，柯林頓總統於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宣佈擴大關島的海空基地，首先從美本土進駐六十三枚戰斧型巡弋飛彈於關島，並配合機動部署重轟炸機B-52H於關島。美海軍則正在關島建立一個可以處理核廢料的設施，以便洛杉磯級核子潛水艦與核子航空母艦的停靠與補給；將關島與夏威夷同樣列為美軍對東亞戰略部署的第二道防線。〔註十六〕

中國大陸與美國的關係，在經過美新總統小布希上任後確定將中國視為「戰略競爭者」之後，在經過美機撞擊迫降事件的爭執解決之後，現在似乎大致已回歸到小布希上任前的原點──外貿關係照常（二○○○年雙邊貿易已超過一千億美元），各項美國投資與例常的軍事關係（如美艦訪問香港），也已恢復。中美之間的短、中程關係，系以台灣問題為核心：只要美國反對台獨（反對「兩國論」），支持「一個中國」，並以中美之間的所謂三個「公報」為雙方關係的基礎，大陸似乎暫時不會理會美國單方面宣稱其《台灣關係法》的種種的──畢竟用和平方式解決兩岸問題是與中共「和平統一」的基調完全相契合吧（但《台灣關係法》只是美國國內法的一項文件，在法理上何能行之於美國之外的「一個中國」？）中共似乎在全力防範與壓制台獨，並在堅持「一中」、「和平統一」的政策下，在大中華經濟圈的吸力下，吸納台灣為圈內的一員，與現今香港與內地各省一樣。中共在全力發展經濟，充實軍備，加強與美國在貿易與文化等方面的交流，特別在將來加入WTO之後。如果解除掉台獨因素（即美國明白拒絕支持台獨），中共似乎會在三年或五年之後站在政治與經濟實力的立場，提出與「超強」美國直接協商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種種事項（所謂「一國四制」與其他配套方案，等等）。總之，以正常的協商方法，如果排除了台獨因素，應會不難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無論是在「一中」或「憲法下一中」架構下）的。

無論如何，未來東亞國際政治大局，將仍是中、美、日、俄四大國相互交流、協調、對抗與衝突的一個大競場。中國經濟的快迅成長，已使中國成為名副其實的區域強權。如果在未來的二十年至三十年發展平順的話，中國真正可能發展成為可與美國在經濟與科技上分庭抗禮的全球性「超強」的，它甚至可能超越美國──不過，中國這個「超強」將主要是經濟性與科技性的，而不是軍事性的（因為它並未如當年蘇聯一樣窮兵黷武式的在發展軍備，全身裝滿了「核子牙」，終致民窮財盡而崩潰；中國的核軍備是相當有節制的），所以，中國當不會與美國政、經、軍全面性的「超強」相衝突。我們認為在廿一世紀的未來新世界中，將是在美國「超強」（擁有大量核武、NMD、太空武器）寬鬆性「警察式」的統治下，全世界將形成一系列「多元化」區域強權的體系，如歐盟（德、法、英）在西歐，俄羅斯在東歐、中國與重整軍備後的日本在東亞與西太平洋。日本為東亞和平計，不應作「新型南進」至台灣與南海之想，因為那將是如「新型九一八」一樣，必然會引起中日之間的大衝突與大戰爭的，兩敗俱傷，對於中、日兩大民族都無好處。台海兩岸的中國人斷不允許日本之干預中國人的台灣事務的。有著核武裝備的中國人絕不容忍日本再度發動「新型南進九一八」的。如果新日本膽敢如此「南進」，中國人定當與日本人再度在戰場上相見－－中國人是不怕與日本人再做一次反侵略的較量的。台灣與南海如同新疆與西藏一樣，應該是中華民族的天地，為中華經濟圈所不可缺少的一些部分。日本的發展天地應在浩瀚的太平洋上。中、日各有其勢力範圍，才是東亞永遠和平之道。

〔註一〕《聯合報》，民國九十年八月十日。
〔註二〕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台北、中研院近史所，一九八四），第三冊，頁七九～八○；李恩涵；《北伐前後的革命外交（一九二五～一九三一）》（台北、中研院近史所，一九九四），頁二七○。
〔註三〕薛君度、陸忠偉主編《顛簸的日本》（北京，時事出版社，二○○○年），頁一九八；Peter Drysdale and Dong Dong Zhang, eds. Japan and China: Rivalry or Cooperation (Canberra: Australia-Japan Research Centre, 2000) pp.120,121.
〔註四〕李德福，《島國困兵‧日本》（時事出版社，一九九七），頁二五五～二五六。
〔註五〕王友仁，《美國總統大選後的亞太形勢、未來亞太和平秩序的問題與展望》，見《戰後東北亞國際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北、中研院近史所，二○○一年三月），頁二七。
〔註六〕《中國時報》（台北），二○○一年八月十五日。
〔註七〕Kent E. Calder, Asia's Deadly Triangle,(London, Nicholas Brealey Publishing, 1996), p.6.（本書承蒙著名國際問題學者郭俊鉌先生借閱，特此致謝。）
〔註八〕師傑《與彼為鄰，中國告訴日本》（崑崙出版社，二○○○），頁二四四～二四七。
〔註八A〕王友仁，前文，頁六。
〔註九〕Calder, op. cit., p.169.
〔註十〕Drysdale and Zhang, eds. op. at. p.25.
〔註十一〕Ibid., p.133.
〔註十二〕李恩涵，《注視日本新軍國主義者對台灣的陰謀》，《海峽評論》，一二五期，（二○○一年五月）。
〔註十三〕楊鴻儒譯，《廿一世紀日本的遠景與台灣》，《日本研究》（台北），四三○期（二○○一年一月／二月），頁四十六。
〔註十四〕《聯合報》，民國九十年七月十六日。
〔註十五〕王友仁，前文，頁十六。
〔註十六〕前文，頁十四，十五～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