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眼看經發會

在台灣經濟面臨內憂外患急速滑坡的怖懼氣氛中，具有高度爭議性的經濟發展諮詢會議適時登場。計分五組前後兩階段的經發會，在為期一個多月的討論結束後繳交了一份看來令人咋舌的成績單：總共三百二十二項結論列入了大會的共同意見。按照不成文的議事規則，這些意見匯整後將直接或待完成必要的修法程序後再交由行政部門實施。有關經發會的成果及其後續展望，論者基於不同的觀點或有不同的解讀，本文擬就事件的原委、進程、限制和正負效應進行推演。引言

為期一個多月，聲勢浩大的經濟發展諮詢會於八月二十六日結束全部議程，如時收工。綜合經發會各個面向的問題及其投影所傳遞的訊息，各界的評價互有不同，但從會前的猶疑、冷漠到會後有保留的期待，一般民眾的觀感已出現微妙的變化；特別是有助於活絡島內經濟，包括「戒急用忍」鬆綁等一系列涉及兩岸關係路線調整的宣告，更使得業者振奮、台幣幣值緩升、股市一度止跌反彈。然而檢視整個事件的環境背景、朝野多邊的激烈攻防，和媒體的反應，當不難發現，這一出由扁本人操刀，高舉「拚經濟」旗號的年度大戲實暗藏玄機、疑雲重重：從主事者逾越體制，將可以在行政體系內舉辦的會議推升到兩院之上的做法看，經發會毋寧是「真戲假作」；反之，如從當局對於政策的更革其實早有定見，唯基於其它的動機仍刻意公開排演的角度看，是舉又有「假戲真作」之嫌。

然而無論真假，經發會因應景氣衰退的短程對策重供給、輕需求，在取向上嚴重失焦，祇能說是偏方，而其中涉及長期發展所需推動的結構性調整──特別是兩岸關係部份──非但未見積極的作為，反試圖用戰術取代戰略，「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在揚棄「戒急用忍」的同時，卻拒不承認「一個中國原則」，另大肆綠化績優的事業機構，使其為選票而救經濟但又不得法的心跡昭然若揭；故此，經發會的前景自然不容樂觀，現擇要申述如後。

按照主計處八月中旬發佈的統計，今年第二季台灣經濟成長率為負百分之二點三五，是近二十七年以來的最低紀錄；全年經濟成長的預測值為負零點三七，更是政府遷台後所僅見，然而被去年的勝選沖昏頭的扁政府卻茫茫然毫無警覺，一直到險惡的形勢擴大到無可遁形之際才驟然猛省，繼以「拚經濟」為名，召集產官學和政黨代表，為迫在眉睫的經濟危機把脈。

執政當局的反應模式當然談不上是劍及履及；反之，面對各類警訊如排山倒海來襲之際，召開諮詢會議力圖振作，祇能說是背水一戰，不得不然，但奇怪的是，為了落實這項計畫，扁政府寧捨體制內的機構不用，反而刻意提高規格、拉長戰線，在體制外另辟舞台；為此，扁本人非但站到第一線，且祭出所謂「三個決心」、「一個貫徹」、「一項保證」；其中「一個貫徹」明示：「經發會的結論和共識……就是行政院和立法院的結論和共識」，意即經發會為位階高於兩院的智庫型決策機構；不僅此，基於擴權並坐實三強之首的動機，當局竟一度參考白宮的作法，有意將經發會定位為府屬常設性諮詢機構，另邀請國親兩黨領袖擔任大會的副主席。

扁的如意算盤雖然並未完全得逞，不過在一定程度內堪稱大有斬獲，這其中最為弔詭但明顯違憲的部份，即「一個貫徹」的口號因無人反對而闖關成功；其利用災難當前人心望治的時機偷天換日，在手法上不過是順水推舟，用目的的正確掩蓋其手段的誤謬，然而其後果卻是吉凶難卜；這是因為設若立法院在事後無條件追認經發會的結論致淪為橡皮圖章，但隨後疲弱的經濟卻毫無起色，試問當權者要如何自圓其說，尤其可慮者：已十分脆弱的社會信心更有決堤之虞！

就事件的沿革而言，經發會並非無前例可循，國民黨時期惡貫滿盈的李逆一手主導的所謂「國發會」就是成例。正如同國發會的目的是廢省，經發會也有其不可告人的政治動機；兩者的共通性在：既有的體制和權力結構牢不可破，因而促使掌權者另起爐灶，用名銜籠絡政客，爭取廣泛的支持，藉以貫徹其個人意志。從這一層意義看，作為「國發會」翻版的經發會正是「李規扁隨」的產物；但扁伺機為兩岸關係鬆綁卻犯了李的大忌。不過話雖如此，基於切身的利害考慮、擅於權變的扁政府，不僅不會在意，反會借力使力，用以凸顯其新中間路線；這可歸整為下數論點。

（一）為政權保衛戰孤注一擲：經濟失敗是扁政府執政一年的致命傷；為挽回民心，防止年底的選舉失利並預為兩年後的大選布樁，自救並救經濟，已躍升為其最優先的目標。

（二）佔有資源但不必釋出權力：由少數黨控制的政府本應在去年大選後與在野政黨合作，共組聯合內閣，以安定政局，但患有「權力飢渴症」的新興統治階級卻緊咬戰利品不放；在無意放權讓利而其本身又欠缺奧援的兩難情境下，炮製變相的朝野協商會議，假經發會無償佔有資源（特別是國民黨智庫的人力資源和施政經驗），並坐實三黨之首的假象，何樂不為。

（三）找下台階將黨內風險外部化：經發會最敏感且棘手的課題自非兩岸關係莫屬，果若扁對此已有腹案，且該腹案為激進台獨份子的禁忌，為此，找尋適當的場所將之和盤托出，便為其本人解套，同時引外力制約內部的反彈，並此將潛在的風險轉嫁給社會，自然是應行應擇的途徑。實際證明，經發會的確為扁政府創造了利益獨享、禍水外溢、畢其功於一役的契機。

從表面看，經發會的主流意見，是由一百二十位諮委針對台灣的經濟沈痾共同會診後的集體創作；然而追本溯源，大會所開立的病情診斷書和處方其實主要得自於行政部門多年所累積的委外研究成果；包括筆者年前建議當局應立即開放兩岸直接通匯、允許金融服務業登陸等案，才是各項政策興革建議書的濫觴；其次，有備而來的工商界對大會多所建言，然而其內容主要集中於要求政府放權讓利及排除投資障礙等；至於各有立場的學界和政黨代表則多以仲裁者的角色居間協調。

按照預設的宗旨，召開經發會的目的是冀望與會者透過辯論、凝聚朝野共識，並落實於行動。實踐證明，至少在形式上這一目的現已初步達成，祇不過如檢視諮委的構成別及其相對議價能力，既有的成果卻不免偏頗；這其中擁有非凡議價能力的財團和大企業可說是最大的贏家，如土增稅減半徵收，為期兩年，就是一例；反之，居於弱勢且代表性不足的勞工團體，多憑藉自力救濟的方式在會場外吶喊，才迫使勞委會改變初衷，收回基本工資隨景氣調整及按時計酬等顯著不公的主張；尤有甚者，在政府向業主的利益傾斜的同時，僅有象徵性代表與會的中小企業和全無代言人的受薪階級，則屬利益受到漠視的沈默大眾，這與南韓政府眼見景氣快速下滑於八月二十五日主動調降綜所稅稅率（按韓國六百萬薪資所得者可節稅百分之十）以刺激消費的作法實不可同日而語即筆者所謂需求導向方案。

無論是勞資或政商關係，上述涉及島內政策調整的各項決議固有其一定的爭議性，但相對於兩岸經貿關係調整的尖銳攻防則顯得溫和。儘管如此，在兩岸均將先後加入世貿組織，對大陸開放市場的壓力勢不能擋，加之工商界基於切身的利害據理力爭，終於使得行之有年的「戒急用忍」政策一夕變色，並由「積極開放、有效管理」取而代之。兩岸組的總結報告另通過擴大境外航運中，輔以後期允許貨物通關、入境、離岸銀行直接通匯、陸資來台投資房地產、及台商間接投資大陸可抵稅等措施。然而在陸委會刻意扭曲事實、不當干預，和台獨份子輪番叫囂的溯流影響下，新黨力陳將「九二共識」納入共同意見的主張竟告流產。

基於上陳事實和推論，經發會給人的印象有似一多面的球體，觀察家可依據個人的偏好給予不同的評價。首先，純粹從技術和會議進程安排的角度衡量，大會在預定會期內繳交了成績單，提出了診治經濟的藥方，是值得肯定的；但如擴大觀察面，針對各帖處方的實質的療效、待開展的後續工作，及其他相關課題進行解析，所得到的答案則不容樂觀。

從問題的急迫性考察，當前台灣經濟最大的危機自非景氣嚴重衰退莫屬，然而主事者卻以（長期的）發展為大會命名，口頭上復矛盾的聲稱：經發會的目的在處理短期的問題，兼及長期的發展，嚴格的說，這樣的表述顯得文不對題。

另就大會共同意見的具體內涵而言，除涉及瑣碎且緩不濟急經濟制度和組織面的整修外直接間接有助於降低投資成本、活絡市場，及兩岸關係鬆綁等，應是其主軸。筆者以為這祇是對抗衰退的偏方；正確而較全面的做法顯應同步考慮總需求的創造，其中激勵民間投資和消費應列為最優先推動的項目（縱使目前政府有此認知但可能為時已晚或力不從心）。

其三，理順兩岸關係的治本之道，應從承認一個中國是「現在進行式」為起點，而不是將憲法的一中（扁於會期中對來訪美議員邦德語）視為北京一中的「靜態」對立面，進而誘使人們產生支持「兩國論」的錯誤聯想。據此，兩岸間廣泛而全面的經貿合作協議可以在堅實及可預見的基礎上洽商；廠商和企業主也可從長規劃資源配置的最適方案，並一次到位，從而大幅降低因不確定性和政策變動需要一再調整經營策略的交易成本。

其四，從務實求存的動機觀測，自命為正義的化身，表面上重視弱勢族群福祉的執政黨，現已面臨理想與現實不可兼得的困境；為拯救經濟當權者不得不向財團妥協，其「形左實右」唯權力是問的本質，經此次會談已暴露無遺。

其五，基於政黨傾向的考量，在召開經發會前後，當局肆無忌憚的大幅更換中鋼、交銀等績優事業機構的負責人，嚴辦台銀董事長，摧殘台灣的經濟命脈，其所作所為恰與救經濟的目的背道而馳；確切的說，扁政府利用職權掌控工商企業卻絲毫未放鬆。

即使是少數政府，現今當權者也有機會和條件為台灣經濟多做實事、迴避花稍鋪張的政治動作；對於經發會通過的政策台灣乃至於兩岸人民都應支持並促其實現，祇不過從立案到最後付諸行動並展現成果，其間牽涉的問題尚十分繁瑣；有關兩岸間的事務且應獲得北京的認同。在兩岸入世的前夕，為政者能不冷靜審視，莫為私利自斷台灣的生路與錦繡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