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去中國化」的文化動向(下）

六、原住民研究

原住民，原稱高山族，實際上分屬九個不同的族群，他們是較早就居住在台灣的少數民族，現有人口大約三十六萬人。對原住民的研究早已開始，也取得不少成績。祖國大陸對各個少數民族都有專門的研究，投入很多的人力物力。這項工作完全是必要的、正當的。

可是，台灣有人出於分裂主義的目的進行這種研究，他們認為「把原住民加進去，台灣就和大陸不一樣了」，「台灣人與平埔族通婚有了新血統，就不屬於中華民族」。他們把高山族說成「原住民」，目的是要成立主權獨立的國家。可見他們已經把原住民的研究納入「去中國化」的軌道。

在陳水扁主政下的台北市當局，決定把「介壽路」改名為「凱達格蘭大道」，曾經引起兩派不同意識形態的支持者進行針鋒相對的抗爭。學者指出，這次改名形式上由民眾決定，實際上「由上位者透過權力者來召喚或標示，權力是過程中的關鍵因素」。有人認為改變地名，是「跳脫漢族本位的思考」，「將有助於國人的土地、國族認同，強化台灣共同體的塑造，營造有特色的台灣文化性格，有利於國家未來的發展」，對於更改地名本身，我們不想表示什麼意見，但顯然這不是簡單地更改一個地名而已。正如台灣媒體所說的，把介壽路改為「凱達格蘭大道」和把「台北公園」改為「二二八紀念公園」一樣，都是「政治意義掛帥」。

七、親日反華的言行

李登輝受過皇民化教育，對日本殖民者有感情。他自己說：「我接受正統的日本教育，當然也深受日本傳統的影響」，「我向來熱衷研讀日本思想家和文學家的著作，所以日本思想對我影響很大」。他公然鼓吹「殖民地時代日本人留下的東西很多」，「日本在台灣所做的一切都值得在歷史上好好記上一筆，一定要讓台灣青少年知道日本人曾經在這裡做過了不起的事情。」在親日的同時，他又極力反華，他把中國文化污蔑為「大中華主義」，進而主張要「擺脫大中華主義」，從而擺脫「一個中國」，直到擺脫中國。

在一九九五年紀念馬關條約一百週年時，台灣曾經舉辦研討會，邀請美日等國反華親日的學者參加，他們一同歌頌日本對台灣的統治，說它「使台灣接受現代化」「接受法治觀念」，同時鼓吹「台灣管轄權不屬於中國」，「台灣可以成為標準的國民國家」，叫嚷「獨立才是台灣的常態」。當時台灣輿論界就批評說，「朝野間充斥一片對日本殖民主義的歌頌阿諛，視馬關條約的百年紀念為歡慶而非恥辱」，「只記得滿清中國割台 ，對強佔台灣的日本帝國主義者不僅無一語責難，反而像充滿了感恩懷德的心情」。與此同時，由主張「台獨」的「台灣教授協會」公然主辦「告別中國」大遊行，他們唱起日本軍歌、高喊「告別中國，台灣獨立」的口號，一時間「去中國化」行動形成一個高潮。

最近，隨著日本右翼作家小林善紀〈台灣論〉的發表，台灣又掀起了親日反華的浪潮。新當局的「國策顧問」許文龍在〈台灣的歷史〉一書中說：「日本統治台灣時，台灣經濟很繁榮，社會非常富裕，簡直與天堂相去不遠」，「日本的台灣統治確實稱得上全世界最有良心之舉」，李登輝對此表示「百分之百的同意」。另一個「國策顧問」金美齡則公然宣稱她不是中國人，她為拿「中華民國」護照而感到恥辱，要求通過公民投票把「國號」改為「台灣國」。她的言論受到台灣公眾的譴責。可是，陳水扁卻表示他要「誓死捍衛」這樣的「言論自由」。台大教授李永熾表示：〈台灣論〉闡揚台灣意識及台灣精神，鼓勵台灣人的自我認同，另一方面也貶抑大中國意識對台灣的影響。這說明〈台灣論〉符合「去中國化」的要求，因而得到島內分裂主義勢力的呼應。

八、排斥中國文化的其他表現

為了「去中國化」，新當局還採取了不少相應的措施。這裡只是舉出一些事例提供參考。

已經有人建議在公務員考試中廢除國文、憲法、本國（中國）史地，無獨有偶地由「國史館」提出建議，在相關的考試中增列日本史。他們要刪、要增、所憎、所愛的是什麼，不是一目瞭然了嗎？

有人主張不必到大陸認祖歸宗，而只要祭祀「開台祖」就夠了，目的顯然是要砍斷中國文化的根。還有人主張不要到大陸祭媽祖，他們說，台灣媽祖保佑台灣人，她已經本土化了，與大陸媽祖「雖是同一神聖，卻屬不同『分會』」。關公是中國的「陸軍上將」，外居台灣之後，轉換為豪祖師爺，「澎湖與大甲媽祖每二年聯合到台灣海峽舉行盛大的『海域巡境』」，這是「確認有效管轄地區」的行動，「媽祖是台灣獨立的行動者，先驅、偉大象徵」，「從文化意義說，他們二位都是『台獨分子』，而不能作為『統一證人』」。在他們的『詮釋』下，媽祖、關公都可以為「台獨」所用。不僅如此，連台灣同胞絡繹不絕地前來大陸進香和尋根的行為，也被他們說成不過是社區社團為了當地利益而舉辦的活動，同時帶有旅遊性質，而不能作為「台灣與大陸的不可分割」的證據。

「去中國化」的實際幾乎已經遍及所有的領域，不能不令人關注。幾點看法

第一、「去中國化」的政治目的、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台灣社會確實出現了一股從文化上「去中國化」的思潮和動向，實質上是一種政治動向，其目的是通過文化上的「去中國化」達到在政治上從中國分裂化去的目的。

首先，他們要進行「（台灣）文化創造運動」，他們把「文化創造運動」與「去中國化」當作是一體的兩面，只有破掉中國文化，才能創立台灣文化。他們製造「台灣文化」和「台灣人」的歸屬意識，是和消除中國文化、否定中華民族主義精神同時進行的。

其次，他們要使台灣人民只認為自己是台灣人，而不是中國人，只認同「台灣生命共同體」或「台灣命運共同體」。李登輝指出：「只要認同台灣、疼惜台灣，願為台灣努力奮鬥，就是台灣人。而懷抱民族情感，崇尚中華文化，不忘記中國統一的理想，就是中國人。」他把「台灣人」與「中國人」完成隔裂開來，其區分標準就在於是否「崇尚中華文化」，是否主張統一，可見李登輝具有強烈的「去中國化」的立場。彭明敏也說：「新台灣人就是能夠逃出大中國情結，徹底認同台灣命運共同體的人。」

再次，通過對「命運共同體」的認同，達到對台灣的政治認同和「國家認同」。謝長廷坦言；「台灣命運共同體和台獨獨立是相通的」。陳芳明也說：「政治運動必須配合文化運動才能昇華，文化運動也必須結合政治運動才能落實。台灣文化工作者必須投入政治運動，才能鞏固文化運動的領土。」彭明敏更是直截了當主張：「朝野都必須建立台灣的主體性，並堅持台灣優先的原則，政治上最好不要再談『中國』，不談『統一」，不談『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將『國統會』裁撤，把台灣從著魔似的『中國情結』中解放出來，台灣未來才有希望。」

以上引述的都是「獨派」自身的言論，他們自己明白無誤地說出了「去中國化」的分裂主義的政治目的，這不是任何人強加於他們的。這一點有許多好心人並不一定知道。

第二，「去中國化」的形成原因：「去中國化」的出現不是偶然的它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首先，它的出現與國民黨統治時期壓制台灣本土文化的政策有關，是在本土化進程中對國民黨專制統治的一種「反彈」，本來要求發揚本土文化，展開對本土文化的研究，有其合理性，但有人則利用排斥中國文化，則走向反面成為謬誤了。其次，在兩岸關係不和諧的情況下，在「國家認同」相互對立的條件下，從李登輝開始就極力企圖擺脫『一個中國』原則，他們把「去中國化」當作是達到上述政治目的的一個手段，以為只要極力淡化或割斷與中國文化的關係，就可以不承認「一個中國」原則。再次，最主要的是分裂主義勢力的鼓吹與推動，他們以為只要在主觀上不認同中國文化，就可以達到在政治上不認同中國的目的。總之，「去中國化」思潮與動向的形成有其客觀和主觀的原因，需要具體分析，在揭露其分裂主義目的的同時，還應當考慮到它的歷史背景，才不會把比較複雜的問題簡單化了。

第三，「去中國化」的圖謀是不能得逞的。所謂「台灣文化」，主要來自中國的閩南文化和客家文化，這二者都是中國文化的分支，也就是說，台灣文化的主體是中國文化。如果除去了中國的語言、文字、人名、地名、書籍、媒體、文學、歷史、風俗、習慣等等，台灣文化還剩下什麼呢？難道成為日本文化或美國文化了嗎？實踐證明，從以上各個領域「去中國化」無法達到預期的目的，有人已經發現「愈是本土的就愈是中國的」。謝長廷還是比較理性的，他認為「中國文化不是那麼容易消滅的」，不應當「去消滅中國文化」。李喬也說：「完全拋棄漢文化勢不可能，然則過濾是絕對必要的」。這些看法與盲目狂妄地要「拋棄」「去除」中國文化的說法還是有區別。正確的做法不應當是「去中國化」，而應當是：兩岸共同發揚優秀的中國傳統文化，共同克服中國文化中的消極因素，互相介紹在吸取外來文化方面的經驗教訓，共同創造出既有民族特色又具現代精神的新的中國文化。

第四，需要強調的是，在台灣，有許多參與上述文化活動的人士確是學者或普通百姓，他們並不是分裂主義者，他們或是從學術角度從事研究，或是把所從事的文化活動當作自己的職業或事業，他們並不一定看清當權者、主持者的意圖和政治的干預，他們也不一定按照當權者的意圖辦事。即使有些人在觀點上和我們不同，也是屬於學術問題，不一定帶有政治目的，時與「統獨」有關，有必要認真考察、區別對待。更不能把主張講台語（閩南語）、用通用拼音、參與編寫《認識台灣》教科書、從事台灣本土文化研究的人，一律看成是主張「台獨」的人，或把他們所從事的活動都當作「文化台獨」。不同性質的分歧，有必要予以分清。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