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英雄張學良將軍永垂不朽

本年十月十四日張學良將軍在美國夏威夷檀香山市去世，享年一百歲（中國算法為一○一歲）；六十多年前舊中國當年叱吒風雲碩果僅存的人物，終於離開了人間。綜計他自二十世紀二○年代與三○年代之後，即傳奇性影響近代中國命運之重大轉折的一生，蓋棺論定，如果以黨派或個人之私，有人視他為戰後一九四五～一九四九年國、共鬥爭最後導致國民黨失敗的幫兇，是千古罪人；有人則把他視為拯救中共使其起死回生的英雄（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發動「西安事變」），是千古功臣。兩者似乎都是過貶或過譽。

我們站在總的盡量求其客觀的立場，從中華民族與中國國家的總命運著眼立論，如果將八年抗日戰爭（一九三七～一九四五）由中華民族男男女女的精英份子得以在基本上合作的以弱敵強的長期戰鬥中，終於靠著自己的力量能在與日寇強敵的死鬥、纏鬥、熱斗、軟斗中硬挺堅持下去，加之此後美、英、蘇等國的參與戰鬥，終於將苦苦相逼、執意要將中國分割與鯨吞掉部分中國領土的世敵日本，徹底打敗，迫使其屈膝投降，使中華民族從此脫除了日本帝國主義全力侵我的困境而奠定了我國族復興的基礎；而張學良將軍則在此最關鍵的時刻中，直接對促成全民團結合作抗日，做出了最關鍵性的貢獻──這就是張學良將軍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所發動的西安事變。

張將軍不惜犧牲個人，而著眼於全民族、全中國的利益，雖然他採用的是不合正規地「非法性」劫持統帥蔣中正的叛變方式，但他並無惡意，只是要蔣氏接受「先攘外，後安內」的政策，而由蔣氏出面領導全民抗日的總政策。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即在張將軍毫無私心，「好漢做事好漢當」的基本態度下，以和諧的方式落幕。從這一個角度而言，我們謚張將軍為「愛國英雄」，確是名實相侔，無任何疑義的。

我認為我們歷史學者評騭歷史性人物，首先應自影響廣泛的國家、民族與社會的角度立論，瞭解其人其事，其次才是細緻地分就各項政治、經濟、社會、思想、文化等方面的諸因素，就其言 、行、功業之有關部分作全面性或鞭辟入微的分析，即所謂「知人論世」；而這兩個步驟，缺一不可。

綜張學良將軍的一生，他早年純憑父蔭，學萬人敵，十七歲就當上了上校團長，二十歲當少將，二十五歲當中將，二十七歲則當了上將軍團長，成為名聲傳遍全中國的「少帥」。二十八歲更因其父張作霖大帥為日本炸死而繼承大業，先任奉天督辦，後更出任東三省保安司令，為「東北王」。在他最具影響力量的八年期間（一九二八～一九三六），因緣際會以一位二十八歲的青年人即為整個東北、甚至整個國家決大疑、定大策了。但由於他紈褲子弟的習慣未改，未曾親歷艱難，處事決策常常失之於衝動與情緒化，公子哥兒的脾氣，甚至到其老死似乎仍未完全格除。

但張將軍在此八年期內所決定的三件大事，如（一）一九二八年十二月的東北「易幟」，歸順中央，使中國復歸於統一。（二）一九三○年九月之揮軍入關，使蔣中正與閻錫山、馮玉祥、汪精衛等為爭奪國民黨正統的南、北大戰尚在華北陷於膠著狀態的詭譎情勢，很快即以蔣、張的全面勝利而告一段落。（三）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他冒大不韙在直諫蔣中正改變其「先安內、後攘外」的政策順序不成，要求蔣氏結束國、共內戰而全力抗日不成之後，即武裝劫持蔣氏十餘日，是為西安事變。但此一叛變事件終於在蔣氏接受國、共合作，並由他領導全面抗日的基本協議下，以喜劇收場。張學良甚至在事變解決之後，以大無畏而光明磊落的負責精神親送蔣氏返回南京，以見證自己「擁蔣抗日」的初衷。

三件關鍵性的大事，在性質上，前兩件是對內，後一件則是對外──這就牽涉到日本侵華、中國存亡的大問題了。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加速了中國人全面合作抗日與收復失地（東北四省與冀東）的堅定歷程，也使日本侵略者藉分化中國人以割裂中國的圖謀，為之進退失據。此後在對日抗戰的長期艱苦過程中，國軍主要表現之勇抗敵軍之陣地戰的「正面戰場」，共軍則主要在飄忽無定、非正規攻擊的游擊戰的「敵後戰場」，分進合擊，雖然國、共之間也一直繼續發生或明或暗、或大或小的流血衝突，但總能在基本上有效拖住了深入中國內陸佔領了中國廣大精華地帶的一百萬日軍，使其無法有效建立起直接或間接的傀儡式統治，像在偽滿洲國一樣。

我們分析張學良將軍決定上述三件關鍵性大事的原始動機，可以發現他主要的動機，即在「愛國」，其他個人與其集團的利益，均在其次。「東北易幟」不用多說了：他懷著與日本人的不共戴天的殺父之仇，雖然在日本威脅利誘無所不用其極的全面性外交與軍事的極大阻撓與壓力下，他仍然是義無反顧，為了「愛國」而回歸南京國府的統一的。

即對一九三○年九月之參與關內蔣與閻、馮、汪的南北內戰之事，張氏也是以擁蔣較有利於中國的統一，「如欲抵制外侮，必須保持國內統一」為主要考慮點（傅虹霖，《張學良的政治生涯》，一九八八，頁六三～六四）。

至於西安事變的發動，張的原始動機，更是為了要求「停止內戰，抗擊日寇」，因苦諫不成而為之；至於要不要洗刷他自己五年多來，所負的「不抵抗將軍」的污名，所有資料均指向自始即不在他的考慮計籌之內的。我們檢視張學良青、壯年期（一九三六年他已三十六歲）立身行事的行為模式，可以說，他基本上不脫紈褲子弟、少年得志「憑良心直覺」行事（郭冠英，《聯合報》民國九○年十月十三日，「民意論壇」）的一類典型，更深一層的分析，他的所作所為，則全是北方之強草莽豪傑直爽義俠的一類典型。張氏經常以簡單的邏輯，以為其決大疑、行大事的原則座標，常可立竿見影而無所諱飾，但因他手握重兵與大權，而又所見不廣不周，無法將愛國意願深置於「制度化」的大架構之中，故其所作所為不免常陷於魯莽滅絕的困境。西安事變的結局如此，「東北易幟」與「參與結束中原大戰」的兩大決策，又何嘗不是如此──都完全無前瞻性也未作好針對未來前景的「預防」措施。近代中國的歷史事實顯示，單純地以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意識相號召的「北方之強」，是無法在追求近代化中國的進程中（先驅除外寇，後正面建國），具有開創性與真正領導性的地位的，其癥結即在於此。

同時期內，「南方（江浙）之強」的蔣中正，則在奠基於軍權（黃埔系）、黨權（CC系）、特務權（黑社會青幫形式）、財權（孔宋裙帶的「官僚資本」）進而籠絡各方才俊之士（政學系）等所建立的政權建設上，則較之「北方之強」的張學良（張作霖、馮玉祥、閻錫山）的純靠軍力與有限的文官體制結構，在競爭力上卻優越了許多。惟蔣氏作為江浙人的一位典型，表面上雖然也宏論高超，處事間或也豪爽義氣，實際則文勝於質，心計深沉而好玩詭計，也是江浙人的通病。在功業開創之始，雖然也能兢兢業業於事業的發皇與開擴，但稍有所成即流於浮誇與言不及義，不只無「北方之強」苦幹與持續向上的精神，也不想為其政權（或集團）注入新的動力──這正反映著江浙人缺乏「北方之強」所做所為「簡單邏輯」、「單純動機」所產生的一股持續性的衝勁，所以，其政府很快即陷入「興起→保守→衰落」的傳統性政權輪迴的窠臼。

在中國歷史上江浙人在文史、科技的鑽研上雖然貢獻良多（創造性的哲學思考上則非常欠缺），但在國家建制的開創性新猷上，從未產生過任何胸懷壯偉、能開闢較長治久安新局、能鉅細兼容並蓄、且能相當地持之以恆、有始有終的偉大政治人物。江浙人一般是個性游移溫馴，大言炎炎，精於計算而所見者小，江浙社會經濟發展的程度雖高，但極易流於貪污腐化。在歷史上在江、浙（主要是指滬、寧、杭三角地帶）所建立的「中央王朝」，從南北朝時期的宋、齊、梁、陳、五代時期的南唐，下至於南宋、南明，以至於一九二七年後的南京國民政府，無不很快陷入上述興衰輪迴的一套老模式，絕非例外。所以，張學良將軍以「北方之強」的軍政模式以與「南方（江浙）之強」的蔣中正相周旋，其動機單純直爽俠義型之「好漢做事好漢當」的結束「西安事變」的模式，其不為後者所屬意而「嚴懲」，並換來了四十多年（一九三六～一九八○年）的「非法性」幽囚（幽居）生活，實在史學者理性推論的意料之中吧！

所以，我們敬謚張學良將軍以「愛國英雄」的名銜，實最為名實相副，因為他一生中之前三十六年中具有重大影響力的三項重大「決定」中，都是以「愛國」為其最高動機的線索而做出來的。他在西安事變與其善後的各項行動中，不惜犧牲個人（送蔣返南京實在是衝動天真的可愛之舉）以促成「聯共抗日」新國策的提前實施，對於中國人終於能夠在大戰中拖住了驕橫的日本人緊緊不放，促使日本最後之屈膝投降，奠定此後中國復興的基礎。在這方面，張學良將軍確是有其永恆不滅的大功勞的。他的愛國精神，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