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報》九月一日刊登前監察院長王作榮一篇題為「誰能使中國富強現代化就支持誰」的文章。王作榮這篇文章是在答覆那位知名的「深宮怨婦」呂秀蓮質問:「為什麼以前堅決反共的人現在親共?」
王作榮說:「中國是我的祖國,是我父母之邦,誰能使中國現代化與富強,我就支持誰,接受誰,我不在乎他是共產黨、國民黨或不搞台獨的民進黨。」王作榮又說:「去年此時,在北京機場下機,雙足踏上故國泥土,我激動得哭了,……沿途所見,與我五十二年前離開相比,只有用脫胎換骨來形容。……尤其令我振奮的,是我見到了一些中國高級官員,他們的舉止談吐,讓我有重見漢官威儀的感覺,也讓我有漢唐盛世將重見於今日的預感。這與我在台灣所見的完全不同。」他認為今日大陸的中共,已向中國富強與現代化,老百姓安居樂業,豐衣足食的生活,使中國人在國際社會站起來等目標推進,值得支持與肯定。
王作榮的回答與呂秀蓮的質問凸顯兩人的世界觀明顯衝突:(一)王作榮是深愛中國的,他有強烈的中華民族一百多年來的歷史意識,深深體會帝國主義的侵略與霸道;而呂秀蓮竟然對此毫無感通,甚至於從她所愛強調的「人權」與「女性主義」觀點來看,她一直吝於譴責日本帝國主義侵華,反人權、反人性的舉動,反而在一九九五年還要歌頌日本侵華據台馬關條約一百週年的「感恩戴德」,足見此人虛偽,毫無所謂「普遍的人權觀念」,一旦碰到中華民族的災難問題,她都是「幸災樂禍」的心態,這樣的言行舉止,像個真正愛台灣的人嗎?真愛台灣的人一定會把台灣人當普遍的「人」來看待,不會分什麼皮膚、種性、國別來區隔愛的界限,可見呂秀蓮的愛是狹隘的、自我中心的,虛假的愛。(二)王作榮把國家的盛衰,民族的復興看作高於政黨之間的競爭或鬥爭,這是正確的,呂秀蓮的質問,反而呈現她狹隘的黨派之爭。中共為什麼不能支持呢?如果她今天還是搞文革十年那種作法,當然有反對的理由,但她現在已從歪路走向正軌,為什麼不能改變為親近的立場呢?只有台獨基本教義派才是「死不悔改」的頑固分子,呂秀蓮的質問令人好笑。
再說一個人親共也不是鐵板一塊的親,有因民族主義立場而親共,也有因路線正確而親共,更有不分皂白為親共而親共。筆者反對最後一類的人,這類人最可憐,沒有是非只有立場,就好像呂秀蓮仇視中共一樣,只有立場上的反對,根本沒有是非上的辨別,屬於頑固分子。
王作榮長期住在台灣,而有飲水思源,不忘本的情操這才是做人應有的本份,那些不敢面對過去,而毫無歷史意識的政客如李登輝之流,一天到晚想要「脫古」,或「數典忘祖」的人,他們其實很怕自己過去的歷史,不堪聞問。因為一旦追究起來,這些人都曾經有過作為民族敗類或漢奸的紀錄,這種歷史的傷痕是不能揭開的,一旦揭開,他們將是無地自容的,呂秀蓮雖比李登輝年輕二十年左右,但她思想始終無法超脫「漢奸」的觀點,十分可憐。她既無學術理論基礎,又常不知所云,除了權力的爭奪,真不知她在忙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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