藉文化從事的政治走私

評李登輝《台灣精神與日本精神》

陳鵬仁
(文化大學教授)


《海峽評論》雜誌社的編者寄來去年十二月十五日,在東京成立「日本李登輝之友會」時,李登輝前總統的演講稿,希望我對它寫些評論。李氏的演講題目為「台灣精神與日本精神」。我覺得李氏的演講滿有意思。以下是我拜讀李氏之演講稿的感想。

在李氏演講稿前面,有李氏的崇拜者蔡焜燦的前言。蔡氏推崇李登輝為「民主先生」,說二千三百萬台灣人尊崇李氏為「台灣之父」。這是蔡焜燦往李登輝臉上貼金。蔡氏當然有隨便貼金的自由,但這話太誇大其詞。其實有許許多多的台灣人並不認為李登輝是「台灣之父」。蔡焜燦只能說有不少台灣人認李氏為「台灣之父」比較客觀和事實。我希望蔡氏不要亂用二千三百萬台灣人這樣那樣。

蔡氏又說,李先生希望有一天能悠然走走「奧之細道」,以飽嘗松尾芭蕉周遊日本東北的滋味。「日本李登輝之友會」會長阿川弘之氏是日本著名的作家。李、蔡的意圖,無非是欲藉文化和文學來從事政治走私,利用利用該會而已。

李登輝認為日本精神就是「武士道」或「大和魂」。他說「武士道」是日本最高的道德規範,人類最高的指導理念。不過他認為日本精神因日本戰敗而喪失殆盡,非常可惜,故他大聲疾呼日本人,要其恢復日本精神。

他說他受日本的中學和高等教育時,曾經認真面對過生死的問題,也就是思考過人生哲學的問題。同時表示很受新渡戶稻造的影響。不過那個時代的日本知識分子,大多有與李氏同樣的讀書經驗和體會,包括我自己在內,雖然我比李小七歲多。

新稻戶以其著作《武士道》(以英文撰寫)馳名世界。武士道講「義」、「勇」、「忠」、「禮」和「道」。但這些德目基本上實來自中國文化和傳統。中國三達德:智仁勇;五常:仁義禮智信,便是。

李氏滿口稱讚新渡戶的「武士道」之「忠」和「義」,但作為中華民國總統和中國國民黨主席的李登輝,卻對中華民國不「忠」,對中國國民黨不「義」。李氏以中華民國政府是外來政權,那麼他就是外來政權的總統,李氏以國民黨腐敗,他作主席時為什麼不改革?這是逃避責任,表示他無能,敷衍塞責。這不是政治家應有的態度。今日我國上下,搞得一團糟,就是因為領導階層不知恥。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作人這樣的李氏,根本就沒有資格談「武士道」。

新渡戶稻造於一九○一年十一月就任台灣總督府技師並兼代殖產局長,引進蔗糖到台灣,故被稱為「台糖之父」。他畢業於札幌農學校,經東京大學留學美國約翰.霍布金斯大學和德國波昂大學,得農學博士和法學博士學位,曾任京都大學教授、第一高等學校校長、東京大學教授、東京女子大學首任校長和國際聯盟副秘書長。是一位人格高尚的學者。目前日本的五千日圓鈔票,就是使用他的肖像。我在將近五十年前,在《筆匯》這個刊物曾經介紹過他。新渡戶是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後籐新平請來的,可是對於後籐殺許多無辜的台灣人,以著作《武士道》馳名的新渡戶沒有對後籐表示任何意見,應該是一種污點。

一般來說,儒家思想特別是朱子學是日本武士道的思想淵源之一,武士極為重視忠義、五倫五常,因而有人非常注重忠孝〔注一〕。但李氏認為,受儒家思想影響之前,日本大和民族已經有此德目。他說,儒家思想對「死和復活」的契機淡薄,對「生」雖然積極肯定,但其死生觀不清楚,所以個人生存的意義與其所建構的道德乖離。李氏認為儒教是「用文字寫的宗教」,與科舉制度一樣,只是支持皇帝型權力的意識形態,不可能為人民帶來心靈上的安寧。

李氏甚至說,中國人重視儒家思想,結果是空喊口號,重面子,不切實際,不能解決問題,進而導致價值的錯亂。這的確是儒家思想演變下來負的一面。但儒家思想更有積極的一面。日本自天智天皇(西曆六二六年~六七一年)引進儒家思想以來,一直是日本歷史上最重要的思想之一,對日本政治、文化、社會等有極深遠的影響。尤其是明治維新以後,忠君愛國思想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至於日本後來走上帝國主義侵略的道路,與儒家思想和武士道沒有關係。

中國大陸,在文革時期,大事批孔,視儒家思想為封建反動思想,要予以清算和打倒。但隨改革開放,經濟發達,人民生活水準改善和提升,對於孔子的思想有新的評價。去年四月,國家主席江澤民往訪中國人民大學,要該大學成為馳名世界的一流大學。

人民大學校園有一座高達三.五公尺的孔子銅像,其台座刻「中國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的字。該大學設有孔子研究院,將近三十名的學者在那裡作專門的研究,發行刊物,透過電視和網際網路向全國傳播和宣揚孔子的思想和精神,並有搜集散在世界各地有關儒學的書刊和文獻,出版幾百本的「儒藏」計畫。最近江澤民常常主張「以德治國」。〔注二〕可見,儒家思想並不是如李登輝所說那麼不值錢。

其次,李氏提到台灣精神。他說,戰後台灣多年來受到由中國大陸前來的國民黨政權所統治,帶來了中華世界傳統的政治制度,即皇帝型的權力架構。李氏強調,中國的政治文化在於維護和強化政權,故不是法治而是人治,「公」「私」之區別不明確。

但請問:不管哪一個國家和哪一個時代,無論是民主國家或非民主國家,其執政者,哪裡有不想維護和強化其政權的?李先生卸任總統之後,還不是在那裡繼續奮鬥,為的是什麼?不是想抓權嗎?

李氏又說,在「中國化」的政策之下,將上述價值觀強加於台灣人身上,結果社會蔓延腐敗,人民道德低落。其實,今日台灣社會風氣如此敗壞,前總統李先生不能說完全沒有責任。

至於李氏所說「打拚」是台灣精神也就是日本精神最重要的部分,我是贊同的。但台灣人的「打拚」精神,實來自中國的傳統思想。「打拚」的精神不但我們有,其他民族也有,韓國人、德國人、英國人、俄國人、猶太人等等皆具有這種精神。

不錯,如李氏所說,台灣人確有冒險、進取、刻苦耐勞、勤勉、奉獻、守法等精神。這是多年來台灣人所養成的美德,應該予以發揚,其中一部分是從中國傳統得來的,一部分是由日本學來的。但對於他說台灣精神是台灣人的「日本精神」的說法,我還是不能苟同。這一點,我想留給其他台灣人去討論。

最後李氏說,戰後台灣因受中國文化惡弊的影響,社會公私不分,實利主義橫行,社會道德低落,成為大問題。故他在總統任內,曾經大力推動「心靈改革」。結果台灣社會風氣不但沒有改善,反而每況愈下,而高雄議會議長選舉就是它的明證。

所以我們還是應該向國父看齊,以他的思想為思想,走向天下為公的道路才是正道。李登輝的話是不可靠的,不可相信的,否則我們將成為他的犧牲品。

〔注一〕參看《小百科事典》(增補改訂版),(東京平凡社,一九八二年十月),六四八頁。
〔注二〕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朝日新聞》,第六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