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精神與日本精神」

日本李登輝之友會的阿川弘之（一九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小說家）會長、副會長、理事以及執行部各位，各位來賓，你們好！我是剛剛被介紹的李登輝。今天正當「李登輝之友會」的成立，我由衷表示慶賀。台灣與日本不但地理上相近，兩國人民之間也曾經有過種種豐碩的交流。我對於貴會以維持和發展此難得的交流為設立的主旨表示全面的贊同。

那麼，曾經有如此密切交流過的兩國人民，我感到在文化上、精神上是非常相近，所以屢次說台灣人對日本人，或日本人對台灣人懷有親近感就是因此之故。這在國際關係上也是非常難得的。這次貴會的事務局邀約我以「台灣精神與日本精神」為題做演講。因此我認為這樣的題目，對考慮兩國在將來的良好關係上是極為重要的。所以今天我願意把台灣人與日本人所共有的在精神面的特性或優點提出，今後如何來使之發展與發揚，希望能和與會的各位來做思考。

那麼，如果被問及日本及日本人特有的精神是什麼？我便立刻以「大和魂」，或以「武士道」回答。「武士道」對日本人來說是最高的道德規範。而且我認為不只是日本人，對全世界來說也是極貴重的財產。現今在人類社會，如台灣海峽、巴勒斯坦、阿富汗、伊拉克、朝鮮半島等各地，有危險的動向正在增大中。而且不單是政治與軍事，在經濟面，也有世界同時不景氣的預兆在升高。要渡過此危機狀況，在考慮以什麼來做精神的指針時，我便不躊躇地想高舉「武士道」。如果說「武士道」是人類最高的指導理念也不為過。然而真遺憾，現在世界上最要依賴的日本，其「武士道」與「大和魂」在一九四五年敗戰以降幾乎不被理睬，被一腳踢開，棄如敝屣。不必說其背景是日本人對「過去」的全面否決，亦即受自虐價值觀的影響。現在的狀況是提到「武士道」便被認為是反人性、反民主的封建時代的亡魂。但是日本的苦惱，例如學校的荒廢、少年的不正當行為、兇惡犯罪的增加、失業率的增大、官僚的腐敗、領導階層的迴避責任與轉嫁責任等，足以動搖國本的當今的嚴重的事態是，在把武士道這個道德規範做為國民精神的支柱的時代是絕對看不到的。亦即這些問題是與戰後的自虐的價值觀決不無關係。所以「武士道」的否定，不能不說對日本人是極大的打擊。當然也同時可說是世界人類的很大的損失。

我是台灣人，在日本人來看是外國人，卻對日本如此直言，不無感到不妥，但是做為一個人，我認為應該對好的說好，對不好的說不好。再者我在二十二歲以前是日本人，受過日本教育，所以對日本好的地方，我自以為非常瞭解，今天我要明確地敘述我的想法。

「武士道」我曾說過是日本人的精神也是道德規範，但是不單是精神，也是生活方式的體會，也可說是日本人的心情、氣質與美意識。更可說是勇氣、決斷力的泉源，是直視生與死的美學與哲學。

我是在日本開始統治台灣經過二十八年的一九二三年，出生於現在台北縣三芝鄉。所以自出生時即被以日本國民來對待。當時的日本教育制度真是好極了，盡量給我們與古今東西的先哲的書籍與言論接觸的機會。自「人應如何生存」的哲學命題到「公」與「私」之關係的指針也明確地被教誨。因此舊制中學與高校時代受學校教育與閱讀書的影響之故，自我修練的心情變強的同時，「如何生存」以至「何謂死亡」的大命題也開始有所思考。人對「死」要認真去追究始能考慮「生」的問題。即當時的我對「死生觀」一直認真地在思考。在這過程中相遇，而受其影響極大的就是新渡戶稻造先生的哲理與理論。其中受衝擊最大的就是其著作《武士道》。

新渡戶先生的《武士道》是，要讓外國人理解「日本魂」為目的在美國以英文撰寫的，當一八九九年初版的刊行，即受全世界的好評，將剛上國際社會舞台的日本的身價一下提升。美國的羅斯福總統讀後大為感激，購買數百冊推薦給世界各國的要人，這是廣為人知的事。對於高校時代的我，此書正是揚棄（譯者註：或是止揚，黑格爾哲學上Aufleben的意譯，即綜合相反的兩種思考，棄其不合理的部分，而取其合理的部分伸展表揚出來，就得到一個較高級的新思考。）卡萊爾（Carlyle 一七九五～一八八一英國思想家、歷史家、評論家）的《衣裳哲學》，對我的死生觀的疑問給以明快的解答。例如《武士道》所引用的本居宣長的「人問何謂敷島（即日本）之大和心，即回之朝曦中芬芳的山櫻花」與吉田松陰的「既知其因與其果、卻無法罷休的大和魂」等和歌（日本詩），教我人如果視死如歸地全力馳奔便可克服萬難達成目標，並教我「為生存而死」的道理。

在此《武士道》新渡戶先生首先以「義」為德目。「義」一言以蔽之即禁忌卑劣的行動。而且不能將之制限於個人或「私」的層面，一定要將之提升到「公」的層面來接納的一個觀念。

其次是「勇」。「勇」和「義」是有密切關係的。沒有義的勇完全沒有價值。昭和天皇的「耐寒矗立積雪中、色不變的松啊雄哉！人須如斯」的御吟等，正是不外乎止揚「勇」與「意」。再者是愛的「仁」。再是與之有密切關係的，即尊重他人的感情而產生謙虛、懇切之心的「禮」，還提出「禮」絕對不可或缺的「誠」。最後是日本人將之置放於人倫的最高位，可說是名譽的戒律的「忠」。新渡戶先生說這些德目不即不離，渾然成一體的就是武士道。

武士道這一詞在日本普遍落實，是在明治時代的後半，新渡戶先生的《武士道》的出版可能也是個契機。本來「武士道」的形成是在江戶時代。在天下太平之世上，武士的戰鬥精神在文化上加了形式主義的研磨而成形的即是這個。新渡戶先生的《武士道》所論述的可說是廣義的武士道。以其副題是「日本精神」（Bushido, The Soul of Japan）即知道是，以武士為中心的普遍的日本人精神。

可自豪於世界而且可說是日本精神的結晶的武士道的形成，據新渡戶先生說，是因連綿不息的日本的歷史、傳統、哲學、風俗、習慣的積累之故。當然他也說武士道的淵源之一是有中國儒教的影響，但他又說實際是受中國文化的影響之前，即已是大和民族固有的東西。從死生觀的觀點來看，儒教對「死與復活」的契機稀薄，沒有對事物否定的契機，因此儒教有對「生」的肯定偏強的危險，所以即便是決定善惡的道德，因死生觀不明確之故，人的個別的生存意義，與所建立的道德之間便產生了落差。儒教有「以文字所寫的宗教」之謂，終歸只是與科舉制度同是支持皇帝型權力的思想體系而已，不能給人民的心帶來平安的東西。

把那種東西視為至寶，恭而敬之傳承下來的中國人，結果是受空虛的標語所操縱便已滿足，或說只拘於面子，不但不能解決任何問題，反而讓其價值觀錯亂。

新渡戶先生是基督教徒。他出身士族、有儒教的素養，我想因儒教欠缺死生觀所以他才轉向基督教求道。更在基督教的新道德體系之下，不追求維持武家時代的物理的與現實的權力之狹義的武士道，而是追求精神的理想的生活方式，而且是再發現可通未來永恆的道德規範的廣義的「武士道」的價值。由他再發現的「武士道」，是日本人的不言實行的美德，將「公」與「私」明確地分開，也可說成是「奉公精神」。那當然是與中國文化完全不同性質的東西。在此要注意的是，此「武士道」並無教義與成文的。有的只是有名的武士與學者的格言而已。這是意味著「武士道」是如此徹底的已成為日本人的血與肉而扎根了。

因此我深深感到戰敗後日本人的價值觀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是很遺憾的事。今天的日本人必須刻不容緩地從敗戰後的自虐史觀被解放。因此日本人要抱持自信，應以流著曾經構築無成文的武士道的民族的血為豪。這樣才能使日本擔負起做世界領導者的角色。

下面來講台灣精神。台灣精神的定義不容易。戰後台灣有很久的期間，受自大陸渡海來台的國民黨政權的統治，此期間帶進中華世界傳統的政治制度皇帝型權力構造。中國的政治文化是徹底的維持與強化政權的文化，所以並非法治而是人治，「公」與「私」的區別不分明。「中國化」政策之下，把那種價值觀硬塞給台灣人，其結果是社會上腐敗蔓延，人民的道德顯著下滑。

所以我在就任總統之後，就推進民主改革。在台灣的民主化不單是自由與民主的問題，自然也招來台灣的認同問題。因為台灣人在歷史上未擁有過自己的政權，當為國家主人翁的意識未必充分養成。那以前台灣人的國民精神被決定是中國人的，在考慮自我同定（認同）時，當然不得不回顧台灣人獨自的文化、精神是什麼？

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必須注意的是，台灣人社會自人治移行到法治是比較順利的。法治社會的實現的必需條件是人民之間有遵法精神，台灣人在日本統治時代被強制深深刻印在記憶中，所以對戰後人治社會的價值觀未完全被渲染。對於大陸來的中國人就不得不從遵法精神是什麼來開始。

台灣是周圍環海的島國，與閉鎖的大陸有明確的不同，一直走著海洋國的歷史過程。因位於東亞航路上，很早就以貿易中繼基地而繁榮。不管是原住民或渡過台灣海峽的驚濤駭浪的漢人移民也好，都具有海洋色彩很強的文化是容易推測的。同樣是海洋國家的日本文化進入台灣時，台灣人瞬間即吸收，相反的，中國大陸的文化其結果卻不易扎根，也是與此不無關係。山地、平地原住民分成數種族，漢人移民的語言也各有不同，存在著複數族群。也受過包含西洋、日本等外來政權的文化的影響。此外也不能忽略台灣社會是由開拓的移民而發展的。

因有這樣的歷史因素，所以台灣的文化是多樣且多層的。同時人民具有旺盛的進取、冒險、刻苦奮勵的精神。台灣人喜歡「打拚」這個詞。「打拚精神」支撐著台灣今天的繁榮是不爭的事實。又「武士道」取意為尚武的精神，那麼泰雅族所代表的原住民也有這種傳統。太平洋戰爭時，台灣原住民的高砂義勇隊所表現的勇猛精神、自我犧牲的精神是眾所皆知的。再進一步說常被指摘的台灣人的「日本精神」可說是重要的台灣精神之一。這是指日本統治時代台灣人所學到，在某種意義上可說是受純粹培養的勇氣，勤勉、奉公、自我犧牲、責任感、遵法、愛清潔等等，這些詞語的膾炙人口恐怕是在戰後的事，也是從中國來的統治者們所不具備的，台灣人當為近代國民的素養與氣質，台灣人自豪地稱之為「日本精神」。因有這扎根在台灣的「武士道」的「日本精神」，所以台灣才未被戰後中國的大陸文化完全吞沒，也可說才能抵抗，而因有這個，所以戰後的近代社會也才能確立。如此來思考，這「武士道」可理解是，包含台日在內的亞洲的近代建設的原動力。

然而即使是這樣，戰後的台灣也不免蒙受中國文化的惡弊。社會上公私混同不清，實利主義橫行，道德低下等惡弊的蔓延，形成很大的社會問題。這是在中國化政策之中台灣認同的喪失其影響極大。那是與日本在戰敗後的自我否定所引起的價值觀的混亂是相同的狀況。不去理解精神上的傳統與文化的重要性，只追求關心表相的進步，可說是現代社會的通病。所以從我當總統以來，便積極地提唱「心靈改革」。心靈即精神之謂，由於變革心靈使社會能從舊的框架脫出（譯者註：即李所謂的脫古吧），並擬以新的構思來不斷地產出新的活力。這要比政治改革更困難。因知識分子只有「理性」而未見有「實踐」，亦即明顯有盡作議論而不起行動的傾向。因改革是只有實踐而已。

終極就是新渡戶先生的《武士道》了。我認為以「公」的精神為主軸來確立台灣人的認同，以這本書當為課本是最好的，實際上我正利用這本書對台灣各界的人談「公」與「私」的問題。由此可向日本過去的武士道學習，相信也必能喚回現在必還潛在於台灣人內心的台灣精神。同樣地對日本人，我也希望你們能重新評估武士道，來取回過去的民族自信，與可自豪的日本人的自我認同。

我決意奉獻餘生給台灣，同時我也把鼓勵日本當作我的使命。我經常講希望能去走「奧之細道」。芭蕉的「奧之細道」所表現的「閒寂」與「古雅」，我認為就是日本人本來的優美的心情與情緒。我期望有朝一日能與日本的友人們一起去走訪那地方。就此終止我的演講。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