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把「奴隸根性」當做「台灣精神」

去年十二月十五日的「日本李登輝之友會」成立大會上，李登輝得意忘形地在日本人支持者面前，以《台灣精神和日本精神》為題發表了演講，把裝扮成台灣精神的奴隸根性暴露無遺。從一九九三年遮遮掩掩地與司馬遼太郎的「對認」開始，一路到二○○○年失去政權後在小林善紀的《台灣論》中的謬言，及至最近主張「釣魚台是日本領土」的「賣台」瘋言，李登輝始終慣於在日本人面前吐露心聲，似乎只有日本人才「星星知我心」。而且，內容一次比一次變本加厲，這回的演講終於把他近十年來的各種言行背後的核心思想供訴了出來。

這個核心思想是什麼？簡單地說，就是以「武士道」為內容的日本精神；演講中他認為，台灣人和日本人所共有的精神特點和優點就是「武士道」或「大和魂」，換言之，他講題所指的台灣精神和日本精神就是指「武士道」。他還進一步宣揚，這「武士道」是包括日本、台灣在內的全亞洲現代化建設的原動力，更是克服當前混迷、腐化、道德淪喪的世局的救命丹，因此是「人類最高的指導理念」。

由此可知，李登輝的精神原鄉、最高理念，原來就是日本精神的「武士道」。十年來他口口聲聲要台灣人民「心靈改革」，原來就是要大家用日本精神來改革，把「武士道」的「忠君愛國、義勇奉公」當做最高的國民精神指導和理念。

這樣的最高精神理念，不禁使人聞到，曾經充塞於上世紀三○年代到四○年代空氣中，令人窒息的腐朽的和血腥的味道。

一、新渡戶稻造的「台灣糖業意見書」與《武士道》

李登輝文中自承，在思想上受到日本明治維新後的官學兩棲學者新渡戶稻造的「巨大影響」。這位新渡戶稻造是一位農經學者也是當時日本「殖民政策」的專家，曾在一九○一年到一九○六年間任職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課長，後升任糖務局長。任中曾提出對日本殖民台灣有深遠作用的「台灣糖業意見書」，這意見書成了日本對台灣進行殖民地剝削的中心──台灣糖業的基本藍圖；依據這意見書，日本的台灣總督府以軍隊、憲兵等殖民暴力為後盾，強力消滅台灣人原有的民族制糖業──糖，驅使台灣農民為日本資本的新興制糖廠種蔗，以極不平等的條件提供製糖原料；通過這樣的搾取方式，使日本殖民者在短期間獲取了巨大的殖民利益。而這種搾取體制的設計者，便是李登輝的精神導師新渡戶稻造，是一位殖民主義者，也是一位有自由主義傾向的保守主義者，曾被日本天皇敕選為貴族院議員。

同是這位新渡戶，他在來台灣任官之前的一八九九年，為了向西洋人介紹日本文化，而在美國用英文寫了《武士道》一書。因為新渡戶本人並非日本歷史、文化的專家，再加上他本來只是面向西洋人而寫的日本文化入門書，因此對「武士道」的介紹難免有過於簡單化，以偏概全的問題。當時就有日本學者批評過這本書，認為這本書會引起許多錯誤的理解；也有一位日本學者西義之在一篇研究論文《武士道考》中，指出《武士道》書中的一大堆錯誤之處。雖然這本書在歐美暢銷一時，但可以想像，它充其量只不過提供了歐美人一種後殖民論述所說的「東方主義」式的皮毛的、扭曲的日本人觀而已。

而實際上，「武士道」只是日本傳統文化中的一種特殊文化。

二、李登輝的武士道觀

新渡戶在《武士道》書中也說：「武士道是日本武人階級身份上的義務」，原本是日本封建社會中的一個特權階級的特殊行事規則和道德規範，新渡戶認為它接近西洋的「騎士道」（Chivalry）。事實上，日本的傳統文化中，除了「武士道」這個特殊階級的特殊文化之外，還有佛教文化、儒教文化、神道教文化、職人文化、下町（庶民）文化……等等。況且，日本的武士思想也分為「士道」和「武士道」兩派，「士道」受儒家思想影響，強調以人倫之道的自覺為根本，「武士道」則強調以死的高潔覺悟為根本。由此可知，「武士道」並非全日本人的共同精神特點；把「武士道」當做全日本人的精神特點，就像把「騎士道」當做全歐美人的精神特點，或把「武俠」當做全中國人的精神特點一樣，是令人啼笑皆非的。

然而，李登輝卻自稱受到新渡戶的《武士道》這本書的「強烈衝擊」，並認為「武士道」正是日本人的共同精神特徵，譽之為「人類最高的指導理念」，尚自命將傾其餘命為它發揚光大。

李登輝觀念中的「武士道」與歐美人的當然不同，後者是「東方主義」式的，而前者則是日本殖民地菁英式的理解，是接受殖民者教育灌輸的觀念。另一方面，李登輝視為日本精神特點的「武士道」也與新渡戶的有所不同，新渡戶只是把它當做日本傳統文化的一部分介紹給歐美人，而李登輝卻把它當做「日本精神」，認為它是全世界最優越的精神，是「人類最高的指導理念」，紛亂世局的救星，已近乎一種政治信仰。

三、李登輝的「日本精神」論的性格

眾所周知的，從明治維新迄今的日本近現代史，產生了許許多多的文化思潮，有進步、進取的思想，如民本主義、自由民權思想、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等，也有保守、侵略的思想，如國粹主義、國體論、殖民主義、法西斯主義……等等，特別在二○年代的大正民主期，其實是多采多姿的。今天我們使用的一些現代語詞有許多也是日本人首創被引用於中文白話的，如科學、哲學……等不勝枚舉，包括孫文、魯迅、郭沫若、楊逵等中國現代史著名進步人士，其思想也曾受到日本思想風潮的大影響。在二○年代之前，日本的進步的與保守的潮流是並存的，譬如，同是研究「殖民政策」的新渡戶稻造和矢內原忠雄（兩人也都是基督徒），兩人的立場就不同；新渡戶是專門研究如何強化殖民地的支配與剝削，而矢內原則相反，他是站在被殖民者的立場，專門研究殖民地人民如何受到剝削。

然而，進入了二○年代末期，隨著日本走上軍國法西斯主義的道路，這些繽紛一時的思想和運動，開始受到壓制，取而代之的是，以皇道、神國為中心理念的「國體論」支配一切，「武士道」的「忠君愛國、義勇奉公」的規範成為統合國民意識效忠天皇制國家的利器；自此，國體論和「忠君愛國、義勇奉公」的規範，統稱為「日本精神」，成為日本軍國法西斯主義的精神理念。一九三二年，日本的文部省（教育部）設置了「國民精神文化研究所」，由國家動員研究出版有關「日本精神」的刊物，宣揚國體精神（亦即皇道精神）和日本精神，並且積極批判包括自由民主的外來思想；一九三三年，內閣成立了「思想對策協議會」，其任務是「向社會所有階層徹底普及『日本精神』」。這個「日本精神」，就是動員了無數的日本人民和殖民地人民走上侵略戰場，大量破壞了亞洲的土地和社會，使千千萬萬亞洲人民犧牲、流離失所的日本法西斯主義的惡靈；它與當時法西斯德國所宣揚的排外的「德意志文化」論是一模一樣的，是人類歷史上最殘暴的意識形態。

今天，李登輝的「日本精神」論，可說是與六十多年前的那個意識形態的惡靈遙相呼應，近乎它的「現代版」。

這只要看看李登輝的演講中有關「日本精神」論的幾方面特點更可知：

一、主張「日本精神」的特點是「忠君愛國、義勇奉公」的武士道。

二、宣揚「日本精神」的優越論，「是人類最高的指導理念」。

三、到處以這個「日本精神」蔑視中國，敵視台灣的「中國化」。

四、為日本右翼的「自虐史觀批判」幫腔，學舌地模仿日本右翼批判日本的自由民主史觀。（戰後日本人民基於民主主義和對過去侵略戰爭的反省為主軸的歷史觀，一直是社會的主流，然而，近年隨著政經情勢的變化，在政界、學界、文化界產生了一股復辟的右翼勢力，他們攻擊這種反省的歷史觀，並抹黑稱之為「自虐史觀」。就這一點，李登輝也曾要日本人不要向中國道歉，這也是另一種對日本的反省的歷史觀的批判，替日本右翼的「自虐史觀批判」幫了腔。）

雖然李登輝在演講中並沒有說「皇民臣道實踐」這類的話，但是在文中他也推崇了本居宣長、吉田松陰等，而這兩人是日本的皇國史觀、八紘一宇的「國體論」的始祖。

可見得，李登輝的「日本精神」論，在基本性格上，與六十多年前的惡靈相彷彿，雖然是「現代版」，但仍飄浮著濃厚的腐朽味和血腥味。

如此的「日本精神」的效忠者，在他眼中，「台灣精神」當然只不過是「日本精神」的延伸，這是不難理解的。

四、變本加厲的「奴隸根性」

記得台灣的反殖抗日詩人、文化評論家王白淵先生，在台灣光復後不足三個月（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就在當時的《政經報》上寫了一篇〈起用台灣人材應有的認識──帝國主義支配下五十年來的政治淘汰〉，他這樣說道：

「過去的台灣人為著適應環境是需要精神上的保護色──假面具，而這種保護色最初不過是一種假面具而已，但是到後來帝國主義的淘汰的力量加強而生存競爭更呈苛烈的結果，久而久之，這種保護色便和心臟部輸送出來的血脈相通而成為一種惡劣的卑鄙的奴隸根性了。」

當時他呼籲道：「趕早將過去半世紀間在日帝國主義的苛烈的政治淘汰下被培養出來的奴隸根性切除淨盡。」

然而，由於台灣光復後崎嶇不平的歷史進展，使得這「奴隸根性」不但沒有切除淨盡，反而有變本加厲的趨勢，甚至到了把這種「奴隸根性」當做「台灣精神」到處鼓吹的可恥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