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仍未找到反恐的正道

美國人在伊拉克（以及全球）都是處於「挨打狀態」。難以估計恐怖分子何時何地又再下手。因為他們不按牌理出牌，亦無遊戲規則。這是最使美國人頭痛的事。

美國目前正積極尋找其外交路線及國防政策的基本原則。所謂「反恐戰爭」，不可能是美國在二十一世紀建立其全球性任務的基礎。美國尋找所謂「大設計(Grand Design)」以及至少尋找新的組織原則之努力，已經被目前的各種革命（無所謂左或右的革命）弄得混亂不堪。

這是前所未有的時代，毫無先例，各種所謂革命同時發生，而且都具有英雄性與歷史性的規模。

全球化使市場、財政與貿易均告國際化，這是第一種革命。同時，資訊的革命也使我們工作與交往的形式與方法發生變化。這又是另一種革命。但是這兩種革命只有利於已發展的工業富裕世界，亦即所謂第一及第二世界。這使「有」的世界，與「沒有」的世界造成分野。後者沒有分享已經製造出來的產品、服務業及貿易的先決條件，也無法進入先進新技術。

上述兩個革命都促進了第三個革命，也就是掏空了民族國家的主權與權威。許多國家都告失敗，特別是那些以前由列強及老殖民國家擅自畫界弄出來的國家，特別是在非洲最多，現都變成了國際嚴重的難題。同時，也由於這些國家或所謂國家的主權有問題，也就引起了第四個革命，這可能是最危險的。因為它轉化了戰爭的性質，改變了衝突的本質。

911事件正是這個第四個革命光臨美國。當然，事前已經有了不少預警，也有過很多前奏：例如一九九三年對紐約世貿大樓的首次攻擊。繼之的是，一九九六年對美軍在沙地阿拉伯軍營的進攻，一九九八年對美國在肯尼亞與坦桑尼亞大使館的攻擊，二○○○年對美艦科爾號的爆破。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一九九九年九月十五日公佈了「新世界到來」的文件，它就已坦白地說：在二十一世紀，「美國將會被恐怖分子以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攻擊，而很可能有大批美國人在自己國土上喪命。」

說以上這些話的哈特(Gary Hart)，即屬於小布希總統於二○○一年一月三十一日建立的國內安全委員會。不過當時似乎在於應景，並未積極從事佈置。直到911事件發生後，方才受到壓力而認真起來。

現在美軍在伊拉克的境遇，以及在全球各地設施受到危害威脅，都是上述的後遺症。當然美國法學界及政治家也有不同的看法：安全與自由是否會發生矛盾？美國的人身自由光榮傳統，如果今後在各方面加強監視，是否合適？但若不戒備，出事了又如何？這些細節都是很困難的。西方一直強調的價值又應該如何權衡？實在並不簡單。

光是討論是無效的。實際上，東南亞安全目前之重要性不亞於中近東與非洲。最近幾次恐怖事件即為明證，今後定有更多問題。因此東南亞國協（ASEAN）十國早於七月二日在吉隆坡成立了協同反恐中心，以交換情資。今後是否能夠協調行動，尚待觀察。

未來，反恐行動是長期而複雜的。美國自然必須向許多國家的組織與個人專家學習經驗。反恐不僅是機械性的，其中，人是最重要的因素。瑞士雖然是中立小國，然而它在這方面的工作很深入且全面，而且對問題的歷史背景亦有相當的研究。七月三日，蘇黎世大學即舉行了有關的一系列報告。

在瑞士外國研究所(SIAE)主持下，由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OSCE)少數民族問題高級專員艾科斯Rolf Ekeus進行重點報告。他指出，少數民族問題很可能是孕育今後危機的重要因素。其中也包括宗教問題。

他首先不厭其煩地敘述歐洲歷史。公元一六四八年的威斯特發裡和平新約(Peace Treaty of Westphalia)結束了歐洲的封建時代，而代之以主權民族國家，不再是那種王侯領主的無上權威。

這雖然給國際關係帶來了某些穩定，但並未能夠制止武裝衝突。為了民族國家的利益，隨時用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代，兵士們是首要犧牲者。但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情況即告相反。受害的首先是人民非武裝人員。其犧牲者人數遠超士兵。直至目前，經常不以武裝人員為攻擊對象，而是老百姓。巴爾幹、亞非洲，均為近例。

艾科斯認為，經過觀察可看到，冷戰之結束也同時是國家之間古典式衝突的結束。由於普通人民在武力衝突中的角色日益重要，因此民族（種族）之間的衝突會成為今後安全政策中的核心問題。

所以歐安會議組織即於一九九二年設置少數民族問題高級專員一職。以便及時或事先避免這些問題的尖銳化。同時發出警報，並且採取措施。但他承認，在處理這些問題時，並未有一致的準則，有時必須便宜行事，以達成最低的目標。他指出，應當包括下列幾點：少數民族必須有權使用自己的語文；有權進入教育機制；有機會參與公眾生活；有機會在國家機構，例如警察法庭中派遣代表。

艾科斯也舉出一些實例，並說解決問題並非易事。

如果對美國目前的主敵伊斯蘭教極端主義不瞭解，則幾乎不可能與其交往。911事件之發生，就是其積累所造成的。然而伊斯蘭本身也是個陷入危機的強權，因它不是一個統一的力量，很難有效對付單邊主義的美國。單邊主義無法存在，因它違反客觀邏輯。試想，一件事物如果只有一面，它如何存在？

西方目前有許多人在問，西方與伊斯蘭今後是否將長期處於戰爭狀態？這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戰吧！答案很簡單，它至少是長期危機。因它代替了以往的共產主義而作為銅幣的另一面，而這是很合邏輯的。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學者路易士(Bernard Lewis)去年發表《搞錯了甚麼？》(What Went Wrong？)的大作，讓讀者通過文化與歷史來瞭解西方（其實就是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斯蘭矛盾的基本原因；文化與宗教。如此，他等於支持了杭亭頓的「文化衝突論」。

路易士認為：西方的所謂Nation是社會的基礎性單位，由宗教加以區分。伊斯蘭則有相反的趨勢，宗教在Nation（國族？）之內分野。其中有兩個原因：首先，所謂「國族」，在中東是一種新的創造，是英法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搞出來的。

其次，阿拉伯人不像西方一樣有著那種「民族（種族ethnics）的地區性認同。沙地阿拉伯即為一例。在那裡的阿拉伯文中，並無Arabis（阿拉比亞）名詞。阿文中的arabia只是形容詞，例如描寫阿拉伯半島等。因此要談「阿拉伯民族」一詞很不容易。

路易士以文化區分為其著作的基本思路，把歷史從文化的角度來解釋，因此其書具有特別吸引讀者之處。然而並不能在其中找出伊斯蘭危機的論據。其書的英文原標題是《伊斯蘭危機．聖戰與非聖恐怖》The Crisis of Islam. Holy War and Unholy Terror)。西方人對伊斯蘭是不瞭解的。本來自從莫罕默德創立此宗教時起，就使之具有雙重性質：

首先，它是個政治單位。其次，它又是個宗教團體，亦即政教合一制度。大概很像羅馬天主教初期至中期的情況。

其它宗教都沒有伊斯蘭這樣的範例，其創立者也沒有莫罕默德的個人成就。猶太教創始人摩西至死並未踏進以色列（巴勒斯坦）這個「上帝賜予的土地」。基督教始祖耶穌則被釘死十字架（一說他與瑪達連娜一起出逃西方）。莫罕默德則勝利進入麥加，至死是享有主權的統治者，創立宗教與帝國是同時的。

直到公元六二二年，他還是叛徒，因而出走麥地那，但後來成為國家（與宗教）領袖，由第一階段的革命發展到第二階段的統治，《可蘭經》中便有反映：對暴政象徵法老的反抗及公正地統治，兩者合而為一。所以伊斯蘭具有不同的傳統：是激進的家長式的，又是權威的溫和式的。因此在伊斯蘭教國家，可以在一定條件下容忍其它宗教，並不獨裁地壓迫禁止。

伊朗的革命也是在伊斯蘭的旗幟下進行的，它也有如俄國及法國的大革命一樣，極具影響力。伊朗革命與俄法一樣帶來希望、恐怖與干涉；同時嘗試要進行革命輸出。路易士認為，伊朗的變革大概不會威脅它國，而只是威脅伊朗及伊斯蘭自己。

伊斯蘭本身並無世界性組織。所謂「伊斯蘭會議組織」(OIC: Organization of Islamic Conference)，只是各伊斯蘭國家元首與外交部長的鬆散碰頭會；有如斯堪地那維亞各國與英國的基督新教碰頭會，或如希臘、保加利亞及俄國的東正教會議。

前述的OIC之地址是在沙地阿拉伯的吉達，包括亞非的五十七個伊斯蘭教國家，還有代表歐洲的土耳其與阿爾巴尼亞也在其內。但此組織有很多弱點：不能阻止成員國之間的戰爭（兩伊戰爭），不能制止蘇聯當年進侵阿富汗。此組織成立於一九六九年，是受到當時以色列佔領耶路撒冷舊城之刺激。

在冷戰時代，有美蘇兩強制止，現則有地區性強權壓制。目前，以色列是這一切衝突的基本原因，美國能從伊斯蘭的角度設想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