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歐會議與中共的參與

二○○三年八月在大連召開亞歐會議經濟部長會議，各國出席狀況不如預期，但對於大連來說，則是重振東北老工業區的一次精神上的重要鼓勵。大連會議上對於熱門的人民幣升值問題討論不多，畢竟這不符合中共穩定幣值的政策，而且也不在會議議程討論範圍之內，使得媒體頗為失望。不論如何，中共對於亞歐會議的參與一直都很積極，但是亞歐會迄今沒有出現什麼政策上的重大突破，其專家會議的舉行也並非一定要在亞歐會議的框架下才能舉行，甚至亞歐會議是一個反對採取嚴格框架的組織，則其吸引力到底何在？中共何以願意積極與會，並經常爭取主辦其下設之專家會議？而亞歐會議對歐盟國家的意義何在？

一、中共參與發起亞歐會議的戰略義涵

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門民運之前，中共外交理論已經有意識地在區別經濟上的相互依存，與政治上的尖銳競爭。在民運之後，中共領導人具體地提出了國際政治新秩序與多極化的分析，前者著眼於各國主權獨立與互不干涉，後者則涉及對霸權的制衡。在談國際政治新秩序時，是在建立一種防衛性的論述，用主權獨立與和平共處的立場，正面面對美國與西歐國家站在同一條線上，對中共國內的人權處境要求改進；而談多級化時，則具有用新論述取代舊論述的積極作用，引導人們對於美國與西歐國家之間的矛盾，能更敏感的掌握觀察運用。

從經濟發展的趨勢來看，一九九○年代中期正是許多東亞國家欣欣向榮的年代，自南韓、大陸到東南亞諸國，經濟表現驚人，使得歐洲資本主義國家感到佩服。而貿易與科技導向的新加坡首先注意到，歐盟發展的趨勢對東南亞各國可能的影響，因此積極出面推動與歐洲的整合，以免形成區域之間競爭性的封鎖壁壘，而西歐各國基於更大的經濟空間，看重亞洲的消費潛力，也願意在經濟上促成與這個地區更緊密的合作。對最早發起的新加坡與法國而言，初始的動機中，經濟考量遠遠大過政治性。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一九九五年中共參與發起亞歐會議，動機稍有不同，一方面可以說是在實踐多極化的世界觀，使得世界上為首的美國，竟然被排除在這樣一個大規模的國際多邊合作機制之外，說明了世界上不是任何一個霸權所能單獨掌控。另一方面，也因為一旦歐盟各國進入到亞洲的情境之後，面對大多數亞洲國家均惱怒歐美總在人權議題上，提出一廂情願的批評，歐盟成員自然不便在亞歐會議的框架中，進行人權干預，導致整個經貿協作的機制遭到污染，故有助於化解歐洲國家在政治上，尤其是人權議題上對中共的壓力。

一九九七年之後，中共外交界出現了大國外交的思維，著眼好與大國之間的關係，於是建立某種「夥伴關係」成為對大國外交的指導原則。在世紀之末，中共積極推動與華府的戰略夥伴關係，另一方面，也開始將亞歐會議定位成亞歐國家之間的夥伴關係。同時包括亞歐會議中其他亞洲成員國的這個綿密的夥伴關係網，至少有亞太經合會、東協加三、東協部長會議、東亞與拉美論壇、東協區域論壇五個，有助於中共在任何特定議題上，總能藉由與其他亞洲國家合作，找到適當的國際論壇，凝聚某種共識，來因應別的場合安排不方便推動某項政策立場時，所遭遇到的困難。

自中共參與以來，一直秉持一項重要原則，亦即亞歐會議是為了亞歐國家的合作而召開，不是為了某兩個特定國家或集團之間的問題而建立，故在亞歐會議上的任何中共所參與的雙邊會談，必須堅持只允許討論多邊議題。有關雙邊議題，早就有其他雙邊的管道可以討論，不必帶到亞歐會議上。如此，就可以避免因為雙邊關係中出現齟齬，而影響到多邊議題的協商，當然也就避免了多邊議題上的共識，由於涉及到雙邊國家之間在人權觀念的差異，而陷入僵局。

二、中共參與亞歐會議情況

亞歐會議自第一屆在曼谷召開後，並未產生重大的世界經貿關係調整，因為曼谷會議之後便爆發了亞洲金融危機，使得亞洲各國作為歐洲發達國家平行經貿夥伴的前景，蒙上了巨大的陰影。第二屆倫敦會議上的討論重點，放置在如何協助亞洲國家渡過金融風暴，各方對會議成效均未抱持高度評價。第三屆漢城會議在金融危機復甦之中召開，也關注到了朝鮮半島的局勢發展。第四屆移至哥本哈根，則是在91的恐怖攻擊之後召開，反恐議題成為主要焦點之一。未來第五屆預計明年下半年在河內舉行。

儘管亞歐會議的具體成效有限，但是因為會議氣氛寬鬆，各國政要得以藉機會建立合作情誼，使得會議具有重要的社會功效，培養各國領袖之間的默契，對於中共在其他國際場合推動某些主張，或反對某些主張，都提供一個新的遊說管道。然而也由於成效並不具體，使得各國政要參與的意願與熱誠難以維繫，起碼原先構思的領袖高峰會議，已少有領袖出席，日常會議則多半已經完全被部長級以下的專業會議所取代，甚至部長會議都經常發生部長不到的狀況。甫在大連召開的經濟部長會議，因為路途遙遠、重要性不明確與SARS肆虐余續，導致歐洲出席的部長只有愛爾蘭、盧森堡與法國三位，且因為大連大霧，眾人必須從北京改搭九個小時的火車，造成聯繫的混亂。

但中共自始就非常鼓勵亞歐會議，朱鎔基三度出席，每次均發表演說，對亞歐會議表達支持。從朱鎔基歷次的談話看出，中共對亞歐會議的期待，主要在於經濟與科技方面的合作。這一點與歐洲國家看重的略有不同，蓋多數歐洲資本主義國家參與亞歐會議，對於向亞洲國家進行科技轉移或合作生產的積極性不強。相對地，則是希望能推動更自由開放的貿易與投資市場，但這一點立刻涉及國家主權管轄的讓步問題，雖然以歐盟的經驗處理類似問題駕輕就熟，但是這卻是亞洲國家最敏感的政治話題。

中共為了維繫氣氛，多次在亞歐會議的框架下，重提中共每次在雙邊關係挫折時都用到的名言，即敦促各方「求同存異」。因此對於專業會議的召開，十分積極鼓勵。事實上，亞歐會議下屬多項專業會議曾在大陸召開，除大連之外，北京、上海，長沙均中選過為主辦城市。這些專家會議就財務金融、文化交流與環境保育等方面的合作，成效比較具體。只是因為出席者以專家為主，所以即使有一定的共同意見，未來轉化成政策行動仍有一段距離。目前比較有具體結論的，是在人口流動會議與文化交流會議方面。

同樣值得重視的是外長會議。亞歐會議本來構想的是高峰會議，因而政治性非常之強。後來雖然從高峰會議層級下降，但仍舊屬於政治性很高的會議則無疑義，其中最政治性的就是外長會議。亞歐會議的功能之一，乃是要針對區域之間的關係以及相關的安全議題，交換意見，幫助各國領袖在寬鬆與非正式的氣氛裡，培養解決敏感問題的共識。向當前對於緬甸與朝鮮局勢的共同關切，前者涉及人權，後者則突出北京的角色，都是外長會議的焦點。

本屆外長會議甫在印尼舉行，對於伊拉克局勢，中東局勢都表達支持多邊主義，反對單邊主義，主張通過聯合國解決；也對核武擴散，ARS疫情交換意見，範圍十分廣泛。未來可能更進一步在三方面嘗試合作：一是在人權問題上開展不同的對話方式，這一點將由澳洲進行編輯認識人權手冊，並將在明年都柏林外長會議時提出進度簡報；第二點是由菲律賓推動的亞歐海洋先驅計畫；第三點是南韓推動的鋼鐵絲路。而北京則將在年底召開大型的亞歐文化與文明會議。

三、台北參與亞歐會議的可能性

新的會員資格必須透過亞歐會議各國領袖的諮商同意之後才能取得，目前等在名單之中，有意願加入的亞洲國家包括緬甸，高棉與寮國。台灣要成為會員的機會微乎其微，主要是亞歐會議為一個政治性國際協商機制，雖然強調協商過程非正式化、去機制化，但組織本身以國家為單位殆無疑義，何況在其框架之下最核心的就是外長會議，再下為部長會議。由部長會議直轄的則為三大支柱之一的「政治支柱」，「經濟支柱」與「文化暨知識支柱」則排列兩旁。

台北所可以憑藉以間接與聞亞歐會議的管道，是其在亞太經合會中的身份，這點與香港相同。亞太經合會是唯一台北參與的相關諮詢性國際論壇中，與亞歐會議有大量成員重疊的組織。既然新成員參與亞歐會議，必須各國首腦相互諮商同意，並無既定加入程序，在這樣一個講求氣氛培養的社會性聚會場合，當然不會有歐洲國家為了推動台灣的加入，而與中共進行鬥爭。比較有趣的一個突破點，是歐州議會，蓋歐洲議會多次以決議方式表達對台灣參與國際事務的支持，也包括對台北參加亞歐會議的支持。但歐洲會議雖然是參與亞歐會議的對話者，但並不是亞歐會議中主要的參與者，也沒有身份參與討論新成員。

另外是透過國際贊助企業或東道主國家的邀請，但這種參與模式並不包含政府官員，只及於學者專家。早在亞歐會議成立之初，其運作基金相當程度仰賴國際大企業之捐助，因此這些企業得以邀請出席會議觀察之學者專家。同時，專業會議，甚至部長會議的主辦東道國，可以同時舉辦多項周邊的論壇或研討會，台灣學者參與這些研討會的可能性當然存在。筆者在早先新加坡舉辦的亞歐文化會議時，即受到法國駐印尼某大企業之邀請與會觀察，因故未能成行。國內曾參與亞歐會議周邊活動之學者專家應當為數不少，值得探訪諮詢，以深入體會亞歐會議的特殊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