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印度關係的回顧與展望

「每個中國人死了都希望在印度轉世」，這是一九五○年代某個晚上，平生第二次 （也是最後一次） 踏上外國領土的毛澤東 （第一次是他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到一九五○年二月訪問蘇聯） 在北京印度大使館參加晚宴時語驚滿座的話。晚宴主人印度大使R.K.尼赫魯 （印度總理的侄子） 和其他使館人員都對他的話無從理解，其實他只是把中國一千多年來祝願死者「歸西」的傳統戲劇化了而已。古時中國文明看不起「外夷」，獨尊印度為「天竺」或「西天」（李白名句：「記得長安還欲笑，不知何處是西天﹖」），是國際交往史上的奇跡。一九五四年，印度總理尼赫魯訪華，北京萬人空巷出動歡迎 （印度報紙報導，有一百萬人從機場到賓館沿途夾道歡迎，新華社報導減半），是國際交往史上的另一奇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尼赫魯是共產主義集團以外第一個國家領袖承認它的 （由於和吳努的友誼，他讓緬甸先印度一天與中國建交），又於一九五○年在印度國會說：「中國是我最欽佩的國家」。這些歷史事實可以幫助我們在分析中印關係時不被「地緣政治」觀點蒙上眼睛。

印度總理瓦傑帕伊于今年六月二十二至二十七日訪問中國 （是他於一九七九年作為外長、一九九三年作為國會議員訪華以後的第三次），雖然這六天的訪問激發兩國人民友好的力度不能與一九五四年尼赫魯的十天訪華相比，但是對正面影響中印關係的深度與廣度卻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次訪問有兩大成就。第一，六月二十三日晚，瓦傑帕伊和溫家寶在人民大會堂簽署被形容為「綱領性文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共和國關係原則和全面合作的宣言》，稱瓦傑帕伊訪問「標誌著中印雙方在新世紀加強全面合作邁出了新的步伐」。這個說出「占世界三分之一的兩個國家實現經濟社會持續發展，對確保亞洲乃至世界的和平、穩定與繁榮至關重要」的《宣言》，其劃時代意義可以與一九五四年四月簽訂的、寫下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中印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比美。第二，這次印度訪華團中商人多於官員，有一百名企業代表，並且於二十四日在北京和二十六日在上海舉行了史無前例的兩大經濟盛會 （前者是由印度工業聯合會和中國貿易促進會共同舉辦的「中國－印度經濟合作與發展研討會」，後者是由印度工商聯合會和印度軟件公司合辦的、由五百中印工商界人士參加的「印度和中國：信息技術領域的機遇與挑戰」論壇），瓦傑帕伊總理不但為兩次盛會揭幕，並且在熱情洋溢的講話中呼籲兩國把各自的「堅強實力」溝通起來、結成「有效同盟」來消除國內社會經濟發展上的「數據鴻溝」。

五十年來，中印關係發展可以分為六個時期。（一）一九五○年代是印度街頭唱出「Hindi-Chini Bhaibhai」（印度中國是兄弟）的「蜜月」期，（二）一九六二年邊境戰爭後開始了兩國百萬大軍集結喜馬拉雅山區相互對峙的「敵對」期，（三）一九八八年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訪華後開始了「解凍」期，（四）一九九一年印度總理拉奧訪華後開始了「升溫」期，（五）一九九八年印度核爆，印度總理寫給克林頓總統的信把它形容為對「中國核威脅」的反應，這以後出現了「降溫」期 （後來印度總統納拉雅南接見前中國駐印大使程瑞聲，把那封信形容為「mindless／沒有腦子」，才使中國消氣），（六）這次印度總理瓦傑帕伊訪華後進入了嶄新的「合作競爭」期。

對這個新時期是不是跨越了「detente」（解凍） 而進入「entente」（諒解） 階段，行家有不同的看法。我認為由於當代國際政治的錯綜複雜，這兩個簡單的標籤已經很難顯示兩國關係發展的廣度與深度。筆者從事促進中印瞭解與和好的事業將近半個世紀，曾經「孤軍奮戰」數十年而保持樂觀 （印度《政治家》報甚至說我是「理想主義者」），現在已經開始看到柳暗花明的前景，願意與《海峽評論》讀者談談自己的看法。

說中印關係錯綜複雜是因為它一方面有把兩國緊捆在一起的紐帶，另一方面也有使兩國分隔、甚至對立的壓力－－紐帶和壓力相互作用。我們先看紐帶，它是由三個因素組成：（一）歷史、（二）地理、（三）人和。前面已經暗示了的兩國文化上的親屬關係，這是從洛克到馬克思、到現代獲得諾貝爾獎的西方社會科學家（更不必說哈佛大學的杭亭頓之流）所意想不到、無法思議或者視而不見的。我想舉一個例子。受一九六二年中印邊界戰爭打擊最慘重的不是別人，而是印度總理尼赫魯 （本來身體強壯的他，在戰後的頹喪中沒活兩年就逝世了）。但是，他在印軍敗戰的兩星期後在西孟加拉邦國際大學年會上卻說出了下面這段話：

「在盡責保衛國家的時刻，我們必須牢記印度文化的原則。比方說，在國際大學你們有許多部門，你們有中國學院，有著名的中國學者（譚雲山） 領導。這是一件好事，會使你們經常記住你們在現在和將來都不會與中國文化或者與中國的偉大開戰。你們對中國人民不會發生惡感……如果你們認為有好幾億人的中國是你們的敵人，那就不對了。」（參見英文《尼赫魯講演集》Jawaharlal Nehru Speeches，第四卷，二七頁。）

此前，一九五五年在美國三藩市慶祝聯合國十週年會上，美國曾經對他暗示把當時由台灣國民黨政府佔據的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永久理事的席位轉讓給印度，尼赫魯不但堅決反對，而且囑咐印度大使在每年的聯合國大會上提出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席位的提議，一直到他死前沒有終止過。我們還要看到，一九六二年戰爭以後印度並沒有和中國斷交，並且在國際活動中不斷和中國合作。

談到第二個組成紐帶的因素，正像印度總理瓦傑帕伊所說，人們無法改變地理、無法把鄰國搬走，中印這兩個緊鄰還得世世代代相處下去，這地理的紐帶你想掙脫也掙脫不了。俗話說：「遠親不如近鄰」，周恩來和尼赫魯把這一普通常識變成國際有名的「潘查希拉」（Pacha-Sheela）－－是佛經「五戒」舊瓶裝上新酒而變成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鄰國，兩國關係當然受到「緊鄰效應」的影響。中國古代寓言「東施效顰」就生動地說明鄰居的一舉一動都受到注意。從這一點來看，「緊鄰效應」與「東施效顰」對印度的影響比對中國要強得多，這是因為中國統治精英的脖子還沒有從太平洋彼岸的方向轉過來。

第三個紐帶因素，是瓦傑帕伊從今年五月底在聖彼得堡與胡錦濤會面時開始，一直到他六月二十三日到北京大學講演時不斷重複了的「人和」課題－－「佔人類三分之一」的印中兩國人民必須團結起來，對建造新的世界秩序作出貢獻的重要課題。這使我們想起，孫中山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對神戶商業會議所等五個團體所作的以「大亞洲主義」為題的講演中說：「中國有四萬萬人，印度有二萬萬五千萬……我們亞洲人數佔全世界的人數要過四分之二。歐洲人數不過是四萬萬，我們亞洲全部人數有九萬萬。」（《國父全書》，一○二五頁） 尼赫魯也提倡過「泛亞」團結，特別強調中國和印度聯手。現在瓦傑帕伊又提倡「泛亞主義」，這些都是超前的智慧。一九八八年鄧小平於十二月二十一日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時，道出了「當今世界只有四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發達國家，其他四分之三的人口是生活在發展中國家……我們兩國是上述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行列裡的最大的隊伍。」、「我們兩國人口加起來就有十八億。」（《鄧小平文選》，三冊，二八一～二八二頁）一九九六年江澤民在新德里印度工商聯歡迎會上講話時也提到兩國人口佔人類三分之一的話題。從長遠的觀點來看，這個有著相似文明傳統、受「緊鄰效應」相互影響的、各自從兩國不同的國情出發而朝著共同的「國強民富」目標努力奮鬥的人類三分之一必然會攜手並肩、一同朝前發展的。

還必須看到，這中印佔人類三分之一的人口中，年輕一代佔絕大多數。有人估計到了二○五○年代，中國和印度的青少年將達到全人類的半數。如果兩國當前在信息技術上的快速進步能夠保持的話，那時這個人類的半數將會在全球發展中舉足輕重。他們之間的團結、合作就會把人們談論已久的「中印世紀」變成不可爭議的事實了。

現在再來談使兩國分隔、甚至對立的壓力，也是由三大因素組成：（一）歷史包袱、（二）地緣政治、（三）地緣經濟。中國所背的歷史包袱就是從滿清帝國繼承下來的中國版圖，其中甚至包括不丹、尼泊爾這些中國從來沒有統治過的國家。印度也繼承了大英帝國時期的印度版圖和英印殖民政府在西藏的特權。後者雖然由尼赫魯宣佈放棄，至今印度的極右分子仍然覺得不甘心（當年反對派之一的現印度總理瓦傑帕伊除外）。這兩個「版圖」之間的衝突，造成了兩國不和的最大原因。

關於分隔中印兩國的第二大因素：「地緣政治」的遺毒，也可以說是冷戰的後遺症，其中包括其他國家 （特別是美國和蘇聯）挑撥離間的因素。從這次印度輿論中反對瓦傑帕伊訪華、批評他訪華結果的言論來看，都是從「地緣政治」的狹隘觀點出發的，並且引用歐美極右言論來支援。相反的，過去也反對過尼赫魯對華親善的瓦傑帕伊總理和他的印度人民黨的許多「土包子」式領袖卻更多地從兩國文明親屬關係的角度來認識到中印增加合作、交往的重要。中國方面，也有受到「地緣政治」毒害的戰略專家，下意識地主張中印敵對，幫助擴散西方極右派散佈的謠言，說什麼美國要和印度合作建立起以中國為敵人的「亞洲北約」。

前面談到的「緊鄰效應」也可能產生暫時的負面作用。早期英國作家霍斯（Stephen Hawes）在長篇寓言詩《快活的消遣》中，有個「老太婆葛爾佟的針」（Gammer Gurton's needle）的笑話。十五世紀英國剛有了鋼針、是值錢的東西，老太婆的針不見了，就懷疑鄰居，鄰居的一舉一動看起來都像是偷針的賊﹔後來她發現針別在自己的圍群上，鄰居的好人形象才恢復。這就是典型的「緊鄰效應」－－如果沒有透明度就會瞎猜疑。中國和巴基斯坦、緬甸等國的來往，都使印度成了找不到針的老太婆葛爾佟。中國卻好像那個什麼都不知道的鄰居。

人們總以為阻礙中印關係發展的最大障礙是邊界糾紛，其實問題比這更為複雜。許多年前，北京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派出由現所長陸志偉（當時是副所長）率領的代表團在新德里和印度國防研究分析所舉行「第二軌道」對話時（筆者也參加了），後者的所長，空軍准將辛格，建議雙方代表團把各自心目中的中印關係發展的最大障礙說出來。印方說出的是「巴基斯坦」，中方說出的是「達賴集團」。從這一點來看，我們就可以瞭解為什麼在上述的中印《宣言》中要特別寫上「印方承認西藏自治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的一部份，重申不允許西藏人在印度進行反對中國的政治活動」，以及為什麼中國政府對這段話特別高興，而印度輿論極右派卻譴責它為瓦傑帕伊「出賣」印度利益的憑據。

印度那麼計較中國和巴基斯坦的友好關係就是「緊鄰效應」的反射，不過由於北京已經開始注意避嫌，印度也比較放鬆一點了。關於「達賴集團」的因素，也因為北京已經開始和達賴派出的代表接觸而緩和。關於上面《宣言》裡印度不允許達賴集團進行反華活動的話，加爾各答的英文報紙《電報》（Telegraph） 故意去採訪達賴集團「影子政府」領袖桑東活佛。桑東說，達賴喇嘛對此早已有了思想準備，並且出人意料地道出：「印中關係越好，西藏問題就越容易解決」。

分隔中印兩國的第三大因素是「地緣經濟」，它和「地緣政治」有所不同，既有競爭的矛盾，又有合作、交流的機遇。現在西方言論中出現一些究竟是中國還是印度會超過對方的討論（麻省理工學院的華裔學者黃亞生和哈佛大學商學院的印裔學者卡納最近在《外交政策》雜誌上發表了題為《印度能否超過中國》的文章就是一例），這種討論中，往往含有「地緣政治」的毒素。

六月二十四日在北京官商合一的座談中，雙方決定在二○○五年內兩國將相互投資增加到五億美元，把雙邊貿易額提高到一百億。六月二十六日在上海的論壇，雖然沒有規定質量方面的遠景目標，卻為兩國之間在經濟和科技（特別是信息技術）上的交流、合作開闢了廣闊的新天地。瓦傑帕伊在提到「國際上對印度信息技術公司招牌的強大承認」以後，認為中印兩國「在不同領域合作」中有著人們尚未注意到的「潛力」。「印度在軟件領域有優越性，中國已經變成電腦硬件的主要強國」，是他在這次訪華時不知道重複了多少遍的話。自從二○○一年五月朱鎔基總理訪問印度以後，中國已經加大了在信息技術方面與印度合作的決心，兩國的精英都在談論著「把中國的強項－－硬件－－和印度的強項－－軟件－－聯合起來，變得天下無敵」。有人開玩笑說，「IC （集成電路） 不就是 I（印度）和 C（中國） 的縮寫嗎?!」

我們把上面所說的紐帶和分隔因素結合起來，用整體與宏觀的觀點看問題，中印兩國合作其實大有作為。如果正像瓦傑帕伊在結束六月訪華時對記者所說的，邊界糾紛能夠擺脫「法律的方案」（拘泥於找歷史證據）而用「政治的方案」（為了解決問題而下定決心） 早日解決（已經確定了由印度總理辦公室主任兼國家安全顧問、前印度駐中國代辦密施拉和中國外交部常務副部長戴秉國兩人在幾個月內商談、拿出具體方案來），雙方不再去爭那位於喜馬拉雅「生命禁區」、根本無法防守的不毛之地而建立起美國與加拿大之間那樣的「信任邊界」，整個泛喜馬拉雅地區就可以變成一個共同開發區，可以共同投資，把世界上最最豐富的西藏和雲南的水利資源變成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灌溉與電力的供應，那就可以使印度古神話中的「金地」（影射在印度東邊）變成現實。這將是有幾千年文明的人類三分之一的光明大道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