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關係與台灣大選之辯證分析

一、前 言

今年台灣的選舉其激烈的程度是十分罕見的，對執政的民進黨而言，是一場政權的保衛戰，而對在野的泛藍而言，是政黨的保衛戰。以保衛戰來形容，那表示退一步有可能淪入萬劫難復的困境，對執政的民進黨而言，陳水扁的失敗不僅僅是行政資源掌控權的流失，而且陳水扁的下台代表了民進黨在中央的執政能力不足，台灣民眾若有此印象，則勢必影響民進黨二○○八年勝選的可能性，當然應該說是茲事體大，所以非贏不可；對泛藍而言，今年的敗選，則不僅僅是繼上次失敗之後再一次的失利，而且是整個泛藍氣勢的衰退，以及泛藍的政治主張在台灣失去其號召，則泛藍的政治勢力必將出現重大的調整和變遷，也有人認為泛藍的政治勢力將從此萎縮，甚至瓦解。

總之，對雙方面而言都是一場攸關生死的選戰。由於此一背景的形塑下，台灣的朝野政黨之間在競選的過程之中，就必須全力攻擊對方的弱點，獲取選民的認同來贏得勝選，自然是最基本的選舉策略，但是當代台灣的政治文化卻提供了另一種可能性，就是以悲情動員的模式推動選舉，贏得選舉，特別是對那些政績平平的政客而言，悲情訴求可以說是最好用也最廉價的選舉武器，更重要的是常常一試就靈，越靈越試，而形成一種惡性循環，深化了台灣政治文化中的悲情結構，以致於陷入無法自拔的困境之中。

二、選舉議題與兩岸關係

我們細究一下這種悲情文化，可以發現這裡包含了兩大層次：其一是海峽兩岸之間的悲情，其二是島內悲情，所謂島內悲情是指一九四五年中國抗戰勝利之後，國民政府來台接收，其後因為各種的因素發生了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其後又加上一九四九年國民黨在內戰中失敗，蔣介石來台重建其政權。有鑒於大陸失敗的經驗，蔣介石政權在台灣的統治比較信任從大陸跟隨他逃至台灣的黨政軍人員，自然造成了政治資源分配上的不平均，在管理上因反共而集權，造成了白色恐怖，造成早住民對後來者的厭惡，此即所謂外省人統治本省人，作為本省早住民族群就有一種在自己的土地上仍被人統治的感覺，因此在心中認定統治者為「外來政權」，為了反對外來政權建立起來的本土意識，就成為相互對立的力量。

此種力量到了八○年蔣經國去世，國民黨政權轉移至本土精英的手中，再到公元二○○○年的選舉，代表本土意識的民進黨獲得政權之後，從後國民黨時期(指國民黨內省籍精英執政時期)至民進黨執政時期，前後有了十五年左右，按理而論，此種島內悲情已經得到報償，然而事實上並非如此，我們仍然在台灣的各種選舉中，都看到和聽到候選人在強化和深化族群矛盾和衝突，此一論述的基礎十分類似毛澤東所提倡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論」，於是每次的選舉都將之誇大成為政權的保衛戰，而不是政績的比較戰，其結果自然是有效地延續台灣民眾在歷史記憶中的外來與本土的對峙。而此種族群對抗現象的能量之所以持續不地，主要的原因是它在後國民黨時期與兩岸悲情相互結合，兩岸之間在蔣氏政權時代是對抗型的關係，到了後國民黨時期，由於島內悲情意識在島內獲勝之後，在國際上無法獲得相對應的滿足，因此就認為打破「一中原則」才是台灣悲情最後得以抒展的唯一途徑。

然而「一中原則」是中共政權建政以來十分重要的原則之一，雙方在此一問題上陷入無法溝通、無法妥協的困局之中，由於中共自上一世紀七十年末推動「改革開放」政策和九○年初推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成功，使得中共代表的中國不斷強大，在新的基礎上維護一中原則，除了國際法、國際組織的法律秩序的保障之外，又增加了經濟利益、戰略利益的籌碼，因此台灣悲情在反抗「一中」原則上，一方面在國際上是一種絕望的掙扎，另一方面在台灣內部則是台灣悲情可以繼續發酵，有效操弄的資本。

換言之，台灣的本土意識已經有效地將兩岸對抗關係轉向「壓迫」關係，其結果自然是要仇視中國，反抗壓迫；影響所及，在當代台灣任何人只要是公平論述兩岸關係，不願意情緒性反對中國，不認為兩岸關係是一種壓迫和被壓迫的關係，則就是一種「賣台」言論、台奸的行為。如此一來，更可以證明這些政客利用悲情動員的正當性和合理性，於是只要中共繼續堅持「一中原則」，則台灣的悲情訴求就有其可以利用的藉口，而一般民眾對複雜的國際結構並不理解，他們只相信一些簡單的口號，片面的說詞，特別是以閩南的俚語、俗話來形容、描述，不但可以博其一笑，更可以深入人心。

近年來台灣悲情在這些政客的操弄之下，他們已經毋須從資訊的入口封閉與管制來篩選資訊，而是提供他們的群眾一套自我滿足的對外解讀，因此對外界任何不利於台灣的消息，都可以找出一套自我欺騙的說詞，例如中共強大，他們就會引用大陸自己報導的失誤，或是引用美國一部分學者的懷疑來自我安慰；又如布希點名批判陳水扁，他們就強調布希也當著溫家寶的面，不贊成中共動武，甚至說是布希為了給胡溫面子而應付中共；實在辯不下去了，他們就拿出原始的悲情情緒訴求，台灣不怕任何壓力，不怕任何阻力。

在此情況下，當權的政客不會去反省自己操弄悲情所帶給台灣的危險，只想到權力的滋味，更可悲的台灣民眾身處在一個開放的時代，台灣地處一個東西海陸樞紐、南北海運要道的輻輳，而島上部分民眾卻以封閉的觀念、封閉的思考，來面對全球化的世界和國際，地理的開放和島內部分民眾心靈上的封閉，恰恰形成十分強烈的對比。

從今年台灣選舉來看待兩岸關係時，我們可以找到上述的論述在本質上的正確性。

今年的台灣大選，有代表在野的泛藍候選人，有代表執政的泛綠候選人，由於過去四年泛綠的陳水扁政績平平，站在渴望連任的角度，陳對此次選戰的打法，在一開始就鎖定在兩岸議題上，這不是說陳在過去的三年多中，將兩岸關係處理的井然有序，頗有績效，與此相反，陳主政台灣的時期，兩岸關係遲滯不前，兩岸之間毫無互信，而且陳的講話還常常言而無信，因此兩岸是依賴外在的結構，維持在緊張而沒有真衝突的邊緣。

但是由於台灣島內特殊的政治文化，所以陳可以輕易地將兩岸關係的問題卸責中共，從以往經驗來看，在選舉時，只要利用兩岸議題激怒中共當局，誘使中共當局出口恐嚇或是出手威脅，則對於去激怒的一方必然大大有利，轉劣勢為優勢，轉小贏為大勝，因此陳就將此次選舉的主軸定位在「一邊一國」對「一個中國」的戰爭，把選舉和要求中共拆除飛彈的所謂「防禦性公投」連接，同時更進一步提出此次選舉是台灣與中共的戰爭，把陳堅持要舉行的無意義(按美國的定義)公投美化為台灣的「聖戰」。

簡而言之，對陳而言，此次的選舉不僅是與兩岸議題相關，而且根本就是一場在台灣單邊舉行的兩岸關係的潛意識的統獨選擇，所以這一次的台灣選舉與兩岸關係的相關性又不同於以往的選舉，以往的選舉是以島內悲情訴求為主，此次的選舉是以兩岸悲情訴求為主，以往的選舉，兩岸議題是諸多議題之一，此次的選舉兩岸議題已經躍升為最主要、最核心、最根本的議題，甚至是唯一的議題。

三、選舉結果與兩岸關係

從以上的分析來看，台灣目前所舉行的選舉，其結果對兩岸關係的走向將發生長遠的影響，不同的結果必將代表不同的兩岸關係的可能性。

首先是民進黨的陳水扁連任成功。其最突出的意義代表了台灣獨派的勢力超過了維持現狀的聲音，因此台灣的內在形勢將迫使陳水扁和民進黨在政治上逐步去實踐其所謂的「台獨時間表」，即二○○六年公投制憲、二○○八年催生新憲法，建立一個完全的新國家。也許大家都想到美、日的態度，然而美、日等國屆時在木已成舟的情況下，在兩岸情勢的對策上，有一大半的政策機率選擇是會依據大陸當局的決策，再來思考他們的行動，他們不會每次都先於中共「反台獨」，因此「台獨時間表」在過了三二○之後，肯定是中共當局首先必須面對的問題；至於陳的「公投」得罪美國的部分，小布希繼續連任或是民主黨上台，他們會懲罰台灣也好，不信任台灣也罷，這都是美台關係的一部分，未必一定有利於中共的反獨或是促統。換言之，在民進黨繼續執政的情況下，兩岸關係的發展將面對一個嶄新的十分艱難的時期，特別是對胡溫政權而言，對策的和平選項就十分有限。

第一種選擇是繼續以「維持中國的周邊和平，國內發展，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為最高戰略目標不變，則中共當局必定更需要甚至是更依賴與美國合作，來設定一套框架來管理台灣問題，以便台灣問題的影響不超出兩岸關係的範疇。換言之，是以區域和平來制約台灣的民粹主義。此一選項的成本有四：

一是中共承認美國在兩岸之間有一定的角色，因此對未來中國統一目標有可能成為一種新障礙。簡而言之，這一套的架構只能防獨而無法反獨，甚至有可能有害統一。

二是胡溫政體必須處理和面對大陸內部的巨大壓力，「胡溫體制」雖是中共接班政權中最快穩定政局，最快獲得權力，最快獲得大陸民眾的普遍認同的政體，但是我們注意到在兩岸關係方面，還不足以提出自己的新主張，縱使有也不可能背離「一中」原則，只要是原則不變，則除非胡溫可以系統地解釋為何台灣已經辦「公投」了，台灣已經準備制憲了，這些都不算是「台獨」。因此如果胡溫體制在反台獨時間表沒有一種清楚的作為、明快的措施，恐怕很難說服大陸民眾反台獨情緒。

三是必須建構出一套有關中國統一的新論述，此一論述的理論焦點是中共在放棄以武力作為統一的工具，但是仍然可以確保中國最終統一的可能性。如果說「祖國的不斷繁榮、進步就是統一的最有力保證」，那就是說現在和以往中共堅持不放棄武力手段就是錯誤的，而且在經驗上也無法證明經濟的合作、融合必然促成國家統一，而且放棄武力也涉及國家主權行使的保證能力問題，這一部分在目前的政治學原理雖然有討論，但仍然沒有答案。因此胡溫體制在此一論述的建構上，也將面對許多的困難。

四是在國際上，如果中共在陳水扁倡議「公投」之時，中共曾照會各國，認為陳的行動是破壞兩岸現狀的挑釁行動，這代表中國是不可能容忍其發展，但結果台灣繼續實施，中共也沒有所謂的「激烈反應」，則中共政權和中國國家的信用何在？以後在國際上的承諾和約定的信譽何在呢？

第二種選擇是以現實主義的思路開放與民進黨政府接觸，以便循求一種解決問題的框架。此一政策的代價和困難則更大，除了上述的四個成本之外，還必須考慮到中國政治文化中理想主義的傳統遠超過現實主義，因而遷就現實而沒有足夠的說詞，對胡溫體制將是十分危險的挑戰，更重要的是中共在台灣選舉之後採取現實主義的作法，並不能肯定新的策略是否成功，以便促使兩岸未來邁向統一，反而此一選擇等於更證明了民進黨的策略是正確的，而民進黨的政府也可能以更高的姿態索價，結果更未可知。

換言之，現實主義有可能換來的不是和平，而是承認台灣作為一主權獨立的國家，其結果是中共不僅僅是放棄「武力」的論述，而且是必須改變「一中」原則。如果中共在台灣選後，仍然堅持政、經分離的原則，在政治上不接觸，在經濟上繼續推動三通，要求直航等，也可能因為台灣聲稱是國與國的航線而使中共的計劃落空。特別縱使直航有望，中共政權也立即必須面對二○○六、二○○八的台獨時間表，這就不是「三通直航」、「經濟合作」所能解決和瓦解的難題。

總之，如果中共選擇現實主義，則是民進黨的「邊緣戰術」奏效和中共統一戰略的重大失敗。

第三種選擇則是丟掉幻想，準備鬥爭。這裡所謂的「丟掉幻想」是指陳水扁個人多次的反覆已使其個人的信用破產，對一名信用破產的人就不必寄望任何的幻想；所謂「準備鬥爭」自然是設立好自己的反獨時間表，按自己的時間表來操課，加強中共自身現有的籌碼來完成統一的任務。

例如最近胡錦濤在北京大規模接見各地台灣代表，元月六日在北京成立「海峽兩岸經貿交流會」等措施。同時在各地舉行有針對性的軍事演習，以及報導轉述中共台辦系統的學者、智庫頻頻對以往的政策提出檢討和反省。

種種跡象都看得出來，胡溫體系正在加緊對台政策的討論和思考，這些思考有許多是涉及在第二代、第三代所不可能去思考的問題，例如：如果在國際法的架構下面對中華民國，對在一中原則兩岸和平共處的問題，同時也思考非和平手段阻止台獨的真正代價以及對周邊的影響。

總之，在泛綠繼續執政的情況下，中共所面對的形勢，不但是政策選項很有限，而且時間上也格外急迫，但如果美方能夠有效阻止陳水扁在大選之日同時冒險舉行「公投」，則縱使民進黨繼續執政，起碼立即引爆的雷管也可以說是暫時解除，以至對二○○六、二○○八的反獨時間表都有一定的影響。

其次是泛藍在選舉中政黨輪替成功，當然將使相關的各方同時鬆一口氣，在此種情況下，我們有理由對兩岸關係恢復一種審慎的樂觀與期待。雖然泛藍在全部的選戰過程也有過「開放未來」、「獨立也是選項」等等的提法，在大陸也引起很大的震撼，對泛藍的政治立場不免有所遲疑，但是對泛藍國民黨文化有所理解的中共，特別在大陸的台研學者對九○年代的對台政策有所檢討之後，對目前泛藍的某些作為應該是雖然心中存有疑問，不過腦中也應有所定見。

如果連這一點希望也不存在，那中共當局則根本就沒有任何等待選舉的理由，因此中共目前急應思考的是，一旦泛藍的候選人當選，其對兩岸關係而言，最重要的意義將是代表台灣島內的悲情已經出現了化解的契機，至少是悲情因素的能量已有消失的跡象。因而泛藍輪替成功，對中共而言，則是一個別無選擇的良機，它提供中共去建構一個新而合理的兩岸關係，從而化解台灣的「兩岸悲情」。

中共第四代領導必須盡一切可能展現希望建立兩岸和平的誠意和努力，那就必然要利用新的四年的時間，找到雙方都可以滿足的妥協點，使台灣不僅僅拋棄日本軍國主義的餘孽和台獨投機政客所操弄的台灣悲情，同時也能使台灣有尊嚴地終結兩岸悲情，則台灣問題必將長期成為中國和平崛起的因素和資產。

試想一個不再成為重大困擾的台灣，將為中共全面奔小康的戰略目標和中共建立周邊和平環境的努力提供多大的正面意義。當然這是純就兩岸關係的角度來思考問題，而一旦兩岸關係真正進入和平互動，美、日兩國是否產生另一種不安，從而橫加阻撓，暗中作梗，這也是兩岸新的領導當局必須審慎面對的課題，不過此一問題的性質已經不同，不在本文的討論之列。

總之，我們對泛藍的當選可以存在一種審慎樂觀的心態來期望兩岸和平的到來。當然，如果中共當局不作如是觀，仍然為了泛藍在「公投」、在台灣前途上的某些選舉語言，進而採取「聽其言，觀其行」，回到後蔣經國時代的鬥爭，則這樣的兩岸關係的發展，就不僅僅是台灣的悲情，而是兩岸的悲劇，也是中國人的悲劇。

其三可能是泛藍在大選中險勝，而台灣的泛綠群眾不甘失敗，特別是陳的失敗必然使得「台獨」與附和台獨的各種勢力感到羞辱和失望，同時對「台獨」的前途也會滋生出高度的憂慮感，導致心理上的失衡，以至不願接受此一結果，而綠軍內部也會將各種矛盾激化，憤怒和失望的交織下，民進黨及其群眾就有可能重回街頭上演遊行，阻撓選舉結果的正式公佈，甚而出現暴動，若民進黨政府未見有效的措拖，以至台灣進入相對不穩定的時期。

在此情況下，對台灣本身而言，可以代表台灣民主化的重大挫折，但是對所有的相關國家都是一種十分棘手的情況，美、日是否以保僑為名而出手干預，中共如何處理此一形勢；反之，如果中共急於出手，是否提供陳以緊急狀態為藉口來否認選舉結果，造成更大的不安，這都是民主不成熟而民粹盛行的台灣很可能出現的情況。從此一意義來看，此次選舉也是台灣民主政治成敗的關鍵所在。

總之，從台灣選舉的角度來看，選舉與兩岸關係之間，一是議題的相關性十分密切，一是結果的相關性關係重大，特別是今年的選舉是台灣領導人的選舉，領導人和執政黨的意識形態關係著台灣的走向，關係著兩岸關係的發展，自然倍受關注，何況是陳水扁將台灣島內的選舉推向兩岸和平和緊張的選擇，而中共當局也定位這是兩岸和平與戰爭的選擇。足見台灣選舉對兩岸關係影響的直接性。

四、結構因素下的台灣選舉

然而我們也必須從兩岸關係的結構性角度，來審視台灣的選舉在兩岸關係中扮演何種角色呢？其實我們如果立足於兩岸關係的角度來看，我們必然發現台灣領導人的選舉其實只是兩岸關係的變數之一，其他尚有國際結構、利益結構和人文結構因素三個因素，都不是台灣的領導者的改變所可以片面決定的。

以國際結構來論，在相關的政治力量中，台灣是力量最小的一方，在許多地方都必須依賴其他方面的支援和協助，因此不論台灣選出的領導人和執政黨其意識形態為何，其內心想法為何，最終他會發現在國際社會他只能作結構允許他作他必須作或被要求要作的事，而不可能允許他作他想作的事。

一旦台灣領導人不按牌理出牌，不按規章辦事，他就無法獲得國際的支持，當然他也可以像陳水扁一樣挾持台灣悲情，以一種欺騙性的「勇氣」去衝撞，則很快他就發現台灣必須付出代價。此次陳在台灣島內操弄的公投議題，就是十分標準、典型的例證，因此未來的泛綠執政，如果陳無法挽回個人的信譽，則有可能使台灣在國際間陷入一種比孤兒更難有作為的「棄嬰」狀態；反之，泛藍候選人上台的首要之務，也同樣是必須為陳的失信花上一段時間去解釋和恢復。

以利益結構來論，兩岸經貿發展的迅速，幾乎是與兩岸政治關係完全脫鉤，甚至出現反比的發展，這就是說台灣的經濟活動事實上已經形成一套自我運作的邏輯。從未來的趨勢來看，除非出現重大變數，此一趨勢是很難逆轉的。而如今的經濟因素已經不僅僅是兩岸之間的經貿關係而已，特別是經濟全球化關係中的一環，如果台灣領導人一定要自絕於兩岸的經濟，則對台灣的損失是不言而喻的；反之，如果台灣的領導人認為兩岸經貿關係可以永遠按政、經分離的原則和軌道來運作，而使台灣只在經濟得利，而在政治上可以我行我素，恐怕是不切實際的幻想。從長遠來看兩岸政治關係，還是必須為經濟關係服務，而且服從經濟關係的制約。

以人文結構來論，我們發現兩岸交流的現象也同樣不受兩岸政治關係影響，雖然在台灣「台奸」、「賣台」帽子滿天飛，但是去大陸的人照去不誤，特別是近幾年在大陸置產的、赴大陸長住的、在大陸定居的、赴大陸留學的、去大陸就業的，已經成為十分平常的選項，兩岸的婚姻也超過十萬對，這樣兩岸民間的社會交流和兩岸政治上的對峙和仇視，形成一種荒謬而費解的圖像。

從這些圖像去理解時，台灣的選舉的因素似乎只是結構因素中具有關鍵性的小變項而已。坦白說，此一變項如果能成為兩岸結構中的正面因素，去助長此一結構的作用和功能，則台灣因素就有放大的可能性；反之如果此一變數只是扮演一種剎車、阻擋的角色，則結果只是一種唐吉訶德式的作為而已。這是台灣在地緣政治上的一種宿命，無法逃避。

五、結 論

以上個人從台灣選舉看兩岸關係，也從兩岸關係來談選舉，綜合而言，它們之間存在著並不均衡的辯證關係。首先從台灣選舉來看，作為兩岸主體之一的台灣一方來看，似乎對兩岸關係有所影響，特別在短期之內，在負面作用上，但是從兩岸關係結構分析時，可以發現選舉的影響十分有限。基本上在國際現實主義的操縱下，只有維持現狀才是最佳的選擇，而中、美等大國對維持現狀擁有最終的解釋權，所以大陸的領導人除了建立對結構的信心之外，還必須進一步理解兩岸關係和選舉之間的內在邏輯的共通之處，才能真正掌握人心，深入工作，化解危機。

第一，兩者都不能只以口號而不以政績來爭取，否則必遭失敗。處理兩岸關係和選舉一樣，如果在中共當局只知道喊喊中國人、同胞骨肉，而事實上不能真正務實地面對台灣當局，則很難爭取台灣的人心。

以兩岸經濟活動來看，大陸自身在制度、規模和發展上有了表現，台灣的企業家自然選擇登陸投資，不是中共片面的「以經促政」的口號可以做到的，同理中共如果在政治上作出成績，則大陸的政治號召就更加有利。

第二，兩者都是手段而非目的。選舉的目的在贏得政權，以便實踐自己的政治理想；而處理兩岸關係的目的在於建構兩岸的和平環境，以便消除敵對，消除不確定感，才能專心為民造福。

台灣目前的問題在於操弄選舉，使得工具目的化，操弄兩岸關係，以便為其爭取權力來服務，使得工具私有化。瞭解兩岸關係與台灣選舉在政治邏輯的相通之處，則處理兩岸關係就必須以誠心誠意的作為來爭取人心，爭取民心，以雙贏的設計來超越私有化的意圖，兩岸政治關係就有可能超越台灣選舉的絆，配合國際結構、兩岸經貿、兩岸社會交流的趨勢，共築一種完全不同的兩岸關係。從此一觀點來看，則毋需過分依賴台灣選舉來決定兩岸關係的走向，我們以為關心兩岸關係走向的人士，也必須有此一面向的思考，才能對兩岸關係作出相對準確的判斷。

而台灣的領導人必須嚴肅地看待台灣的地緣區位，深切理解兩岸之間的不均衡關係，設法使兩岸議題與台灣選舉脫鉤，逐漸引導台灣民眾擺脫悲情，以健康、理性來面對自己的選舉，其結果反而能塑造台灣的政治奇跡，則在兩岸之間，沒有悲情的台灣必能像中國慶典上舞龍表演時，巨龍之前的「紅珠」指引巨龍舞動的方向，既不脫離巨龍，亦不必憂慮會被巨龍所吞食，則台灣在國際結構中的作用，就真正是無可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