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儀、國民黨和台盟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美麗島事件」發生後，島內省籍矛盾激化。八○年一月，我應哈佛大學之邀赴美任訪問學者一年，眼見海外台獨運動趁島內省籍矛盾激化而氣勢高漲。「二二八事件」被重新炒作，各地台灣同鄉會在大力推銷柯喬治著《被出賣的台灣》及王育德著《台灣－苦悶的歷史》。當時我就發表了一篇文章《偏見不能代替歷史－評〈台灣－苦悶的歷史〉及〈被出賣的台灣〉》（《中華雜誌》，一九八○年八月號）。我也利用了美國圖書館之便搜集了一些有關「二二八事件」的資料。

「美麗島事件」後，台灣大事逮捕黨外人士，島內傳來消息，有關單位宣稱《疾風雜誌》所指「真正的敵人」，尚有「八大左派」沒有到案，我也名列其中。在風雨飄搖的風聲鶴唳中，我不但毅然決然的回來台灣，並且，寫信給在加拿大住了八年的好友王志明（已逝）說：「在美國，無論怎麼好，總是別人的；在台灣，無論怎麼壞，也是屬於自己的。不管是對酒當歌，或者是楚囚對泣，熱淚畢竟是灑在自己的土地上。」後來，志明也回來了，任職《中國時報》，但因先天性心臟病早逝，悲夫。

八一年，我回台後，台灣的政治衝突並未因「美麗島事件」而鎮壓下去，省籍矛盾和台獨意識愈烈，時楊國樞教授參與《中國論壇》編務，計畫在國慶日出版專號，由大家聯名提出呼籲，要我起草一篇文章如何舒緩省籍矛盾和台獨意識，於是有李亦園、沈君山、李鴻禧、金神保、胡佛、袁頌西、尉天驄、張春興、陳德禹、張曉春、黃光國、楊國樞、楊維楨、楊選堂、廖正宏等十五教授署名發表了《以更高的民主解開「台獨」的問題糾結》（一九八一年十月十日），文章中說：「不必諱言，『二二八』是『台獨』問題的癥結所在，這個問題，我們可以今年不談，明年不談，十年內不談，三十年內不談，但五十年後，一百年後，這個問題還是非談不可，解鈴還須繫鈴人，這個問題如能在我們這一代解決，則將是一件功德無量的事。」

這篇文章發表後，並未因十五位「重量級教授」而發生影響。打著「一任立委，終身黨外」的江鵬堅律師當選立委後找到我，當時江鵬堅為《夏潮論壇》法律顧問，希望能有篇夠份量的質詢稿，我即提議平反「二二八事件」，他亦同意，而有一九八五年二月二十七日的書面質詢。質詢中說：

「本席以為『二二八事件』的歷史問題如能獲得解決、對於民族團結、朝野溝通將有其實質的功能，苟任此陰影心結，氾濫瀰漫，實乃民族之大不幸；錯誤既已造成，政府絕對不可以鴕鳥心態視而不見，更不能期待以時間淡而忘之。鑒於『二二八事件』影響之深遠，政府應以負責擔當的態度，公開內情，向民眾道歉並賠償無辜者的損失，與民更始。為使『二二八事件』懸為慘痛教訓，子子孫孫、朝野軍民嚴加警惕，避免重蹈覆轍，政府應可將每年二月二十八日定為『和平日』或其他適當名義的紀念日，將此一充滿悲傷創痕的『二二八』轉化為具有積極意義的日子，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江鵬堅的質詢只獲得了行政院長俞國華否定的答覆：「江委員所指之『二二八事件』，實際上系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中共潛台份子陰謀顛覆政府，企圖攫取台灣之煽惑、暴動事件。」（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日）為了反駁俞國華聲援江鵬堅，我即在當年四月號《中華雜誌》發表《略論「二二八事件」》一文。並且，有感於島內缺乏「二二八事件」的資料，於是匿名以手頭搜集來的有限材料編了一本《二二八真相》。《二二八真相》一出版即遭警總查禁。一九八六年三月一日，江鵬堅再提《為平反「二二八事件」再質詢》。

至一九九一年一月，行政院終於成立「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由陳重光、葉明勳擔任召集人，並由賴澤涵任總主筆完成《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一九九三年）。研究報告完成後，「二二八事件」終於獲得完全平反，立法院也通過了補償條例，並定每年的二月二十八日為「和平紀念日」。但是，「二二八事件」平反後，由「二二八事件」激發的省籍矛盾並未能解決，尤其在李登輝的誤導下，利用「二二八」使省籍矛盾與台獨意識相激相蕩，而更加造成了台灣社會的分裂和兩岸關係的惡化，於是，我一再為文呼籲「把『二二八』從政治還給學術」，並在前年（二○○二年）將查禁的《二二八真相》再版。

從九○年代「二二八事件」開放研究後，對於一些「二二八事件」發生的真相，有兩種流行的觀點，我們不能不提出質疑。

（一）是省籍衝突說：

「省籍衝突」現又有人稱「族群衝突」。此說認為「二二八事件」發生的原因是外省人統治本省人，所以發生衝突，我們不否認不同省籍的人之間是存在著矛盾的，但矛盾有並存性矛盾和排斥性矛盾，「二二八事件」的衝突顯然是一種「有你無我，有我無你」的排斥性矛盾。

如果「二二八事件」是一種省籍的排斥性矛盾，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台灣光復之時，台灣人民歡天喜地張燈結綵的去歡迎外省人的官員和國軍呢？甚至一直到一九四七年一月九日，台北街頭還發生為外省人北京女大學生沈崇被美軍強暴而發動的示威遊行呢？如果真的是省籍衝突，為什麼二月十二日，又有台北市民眾從龍山寺前往長官公署，為「反飢餓，反內戰」陳情呢？在「二二八事變處理委員會」的決議中也為什麼會包括「反內戰」呢？外省人在大陸的內戰干台灣人什麼事？

事件後，又為什麼被通緝逃亡到香港的「二二八事件」領導幹部，會從香港前往北京投向共產黨，難道國民黨是「外省人」而共產黨就是「本省人」嗎？又「二二八事件」後，台灣人民失望於「白色祖國」轉而寄希望於「紅色祖國」，以至於在五○年代「白色恐怖」慘遭鎮壓，難道「白色祖國」是外省人，「紅色祖國」就是「平平台灣人」嗎？

如果「二二八事件」是省籍矛盾的衝突，又為什麼當時有那麼多的外省人知識份子、學者、作家和報刊雜誌，例如，臧克家、郭沫若、馬敘倫、沈鈞儒、章伯鈞、李濟深等人敢於冒犯政府當局來聲援「二二八」的台灣人民？甚至被稱為「二二八聖畫」的木刻都是外省人黃榮燦（四川人，死於「白色恐怖」）的作品呢。

或言，三月八日劉雨卿的部隊登陸之前，不是台灣人打外省人嗎？三月八日之後，不是外省人殺台灣人嗎？殊不知當時來台的外省人多為軍公教人員，事件中群眾要的是「打倒貪官污吏」，帶三角證章的外省教師就沒挨打，甚至許多受愛戴的校長和老師都被台灣學生保護起來。當然混亂中也不免有殃及無辜。這些代表蔣政權的「貪官污吏」又何止在台灣「二二八事件」中挨打，甚至一九四九年，還被外省人的大陸同胞打到台灣來呢。再說，蔣介石殺人也不是省籍問題，更不是從「二二八事件」才開始，一九二七年清黨，就「清掉」了四十萬人，其中也沒有什麼台灣人，而且都是「外省人」。

所以，我們認為「二二八事件」並非起自省籍矛盾的衝突，而是起自統治與被統治的衝突。並且，是和當時國共內戰聯繫在一起的。

其實，剛光復時，來台外省人多為軍公教人員，人數不多。真正政治上的省籍矛盾當自一九四九年中央政府遷台時始。國民黨把一個全國的統治架構搬到台灣來，為了安頓這些背井離鄉的「軍民同胞」，只能將彼等大量的安插到政權機構，以至於上從總統，下至區公所的工友都是外省人，政府的職位和權力是「有你無我，有我無你」的，是具有排斥性的，而造成了外省人統治台灣人的現象，但與「二二八事件」是無關的。

（二）是文化衝突說：

文化衝突說是認為台灣受日本殖民統治五十年，在思想上受到「奴化」，不肯認同祖國；在文化上，也不同於中國，尤其是來台外省人，由於中國文化落後，其文化水平低於接受日本「現代化」的台灣人，低文化的外省人統治高文化的台灣人，遂發生「二二八事件」的衝突。

其實此說最早見於台灣省長官公署的《台灣省「二二八」事件調查報告紀要》（一九四七年三月三十日）云：「日本統治時代因施行奴化教育，對於我國極盡蔑視破壞之宣傳，台胞之年事較輕者（中等學校學生及小學教員為多）對於祖國歷史、地理及一般情形，既茫然不知，而於日人長時期先入為主之惡意宣傳，則中毒甚深，彼等大都懷有成見，認為中國一切文物制度，人才學術均無足取；平時所言皆日本語言（一般青年說日語比台語為熟練），日常生活亦模擬日本方式，幾已死心地希望永遠為日本臣民。影響所及，遂使一般青年，殆不知有祖國文化與中華民族傳統精神之偉大，更不知此一時代系何潮流。光復後，政府施政方針與日本時代自迥然相異。彼等對於祖國法令制度，既毫無認識，且事事存有『日本第一』之頑固淺狹觀念，遂不免發生錯覺及不正確之批評。對於生活工作，亦難免不甚習慣，而發生種種厭惡，於是奸黨份子，利用彼等腦筋簡單，乘隙滲入，推波助瀾，鼓動風潮，企圖使台灣自外於中國，而引起國際上之糾紛。」

其次，此說亦見於閩台監察使楊亮功和何漢文的《二二八調查報告及處理經過》（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六日）云：「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之結果，在台灣同胞之生活上、觀念上及客觀情勢上已深深種下下列之餘毒：（甲）因受日人皇民化運動之薰陶，對於日人崇拜、服從，存有日本第一之頑固淺狹觀念。（乙）日人有計劃造成台灣人政治人才之貧乏。（丙）大多數之民眾反已習於殖民政治經濟之絕對統治生活，而養成政治經濟眼光之蔑視及日人小惠之難忘。（丁）日人御用紳士與流氓已形成各階層中牢不可破之惡勢力。（戊）日人強迫教育，不惟語言文字已使全台人民完全日本化，且其生活習慣、精神意識亦已深受其影響。（己）日本投降後留台之日人及冒名以用台胞籍貫之日人為數甚多，更不斷暗中予台人以煽動、挑剔。以此種種日人餘毒之遺留未盡，其惡劣影響自不難想見矣。」

我們認為這是對台胞不公平的說法，也是台灣省當局和國民黨政府推卸責任的說法。我們有太多的證據反駁這兩個報告不負責任的說法。

自馬關割台後，台胞抗日五十年，犧牲多達六十五萬人。從一八九五年的台灣民主國之役至一九○二年林少貓「後壁林之役」被殲滅，有歷時七年的武裝抗日運動。後又有一九一三年羅福星的「苗栗事件」，一九一五年又爆發余清芳的「吧哖事件」，一九三○年又有原住民起義的「霧社事件」。另外，又有二○年代崛起的非武裝抗日的台灣社會運動，連台灣總督府出版的《台灣警察沿革志》（一九三七年）中的《台灣社會運動史》前言中亦不得不說：

「上面所說的民族意識、民族偏見及有關革命運動的特殊信念問題，是在整個台灣社會運動上，形成最顯著且重大特徵的要素。要之，這些傾向歸結起來，不外是台灣人原是屬於漢民族系統，還極濃厚地保持著他們原有的語言、思想、信仰，至於風俗習慣的末端不變有關。所以如要觀察台灣社會運動，首先為具備其基礎觀念來說，對於台灣人，或推而廣之，對於整個漢民族的思想、信仰以及一般社會傳統、習慣或關於民族性，必須具有某種程度的理解，自毋須贅言。」

雖然，一九三六年小林躋造任台灣總督時宣示，皇民化、工業化、基地化三大政策，但據總督府出版的《台灣統治要覽》載，一九四二年間，「國語家庭」共九千多戶，約七萬七千人，佔人口的百分之一點三。至於改姓名的台灣人，據一九四三年的統計亦只佔人口的百分之一點六而已。

我們無意完全否定日本在台「皇民化」政策的影響，但誇大「二二八事件」中「皇民化」的因素，顯然是不符合事實的。相反的，光復之後，大陸知識份子來台灣當老師，大陸書刊得流通於台灣，時全國知識界的「反蔣文化」即迅速和台灣文化結合，而和「蔣家文化」衝突。若有文化衝突，也不過是「蔣家文化」和「反蔣文化」的衝突而已。

楊亮功的調查報告中還有一個附件《「皇民奉公會」人員參加「二二八」事件者調查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爆發太平洋戰爭後，台灣當局為支援「大東亞聖戰」，各地成立「皇民奉公會」，強迫台灣士紳表態參加，有如蔣介石來台的戒嚴體制，在戒嚴體制下，誰能不喊「消滅萬惡共匪」和「蔣總統萬歲」的口號？在「調查表」中的台灣士紳就不乏是台灣非武裝抗日社會運動的成員，多為台灣文化協會和台灣民眾黨的幹部，甚至，例如，杜聰明就是一九一○年在台秘密成立的同盟會成員，他們還曾派人到北京企圖毒殺袁世凱未遂；郭國基也是中華革命黨的秘密黨員，因反日而坐牢，光復初，還代理過國民黨高雄市黨部主委。林茂生在日本投降後尚未光復前的十月十日即在台北大會堂（今中山堂）慶祝雙十節演講稱：「台灣人要改姓名，不准奉祀自己祖宗的神位，不准講台灣話，但五十年教育，一旦被我們推翻，漢民族是不可同化的！」陳炘是日本宣佈投降後，在台發動歡迎國軍的發起人，也曾公開說：「現在我們沒有別的，對祖國只有感謝，只有歡迎。」而林茂生、陳炘竟都在「二二八事件」中被「密裁」了，悲夫！甚至還被扣上「皇民」的罪名，真是死不瞑目啊！

更令人意外的是，在開放「二二八事件」自由討論研究後，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日，由「台灣教授協會」領銜發表的《兩國兩制－－台灣人民對台灣與中國關係的基本主張》中竟稱：

「日本政府有效統治台灣達半個世紀之久，對台灣的影響至為深遠，它提供了台灣歷史上第一個全島性的、有效率的行政系統，對古老的迷信代之以比較現代的教育，切斷與中國的大部份紐帶，生活水準遠高於騷亂的中國，這些因素皆有助於形成台灣人的『國家單位真實感』。此外，舉凡鼓吹國家神道、推行國語運動、更改姓氏運動、志願從軍運動，莫不影響了台灣文化。總之，日本政府企圖把台灣人變成日本人的努力雖然沒有成功，但是卻成功地使台灣人變得『不像中國人』。

「一九四五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戰敗國日本離開台灣，中國政府依盟軍命令接管台灣，然而以上的歷史背景已經使得台灣與中國格格不入，終於在一九四七年釀成二二八事件，死傷枕藉、創鉅痛深，這就是勉強將台灣併入中國的後果。」

這不但是為當年台灣當局和蔣介石政府對「二二八事件」「鎮壓有理論」的辯護，並且也是對「二二八事件」死難者的污辱，和對整個「二二八事件」進行歷史的強暴！

陳儀身為台灣省行政長官，他當然要為「二二八事件」負責，至少「二二八事件」的發生即證明了陳儀在台施政的失敗。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七日，《人民日報》海外版，刊出記者常少揚的《追思先輩盼統一－訪陳儀將軍之女陳文瑛》一文，陳文瑛為陳儀辯護乃人之常情；陳儀為策動湯恩伯和平解放上海而死，中共欠陳儀一條命，我們也能理解。但「橋歸橋，路歸路」，陳儀必須為「二二八事件」和台灣施政失敗負責，又是另一回事。所以，我即發表《陳儀與「二二八事件」－－評〈人民日報〉訪問陳文瑛》（《全民》半月刊，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及六月十日），文章最後我引用了劉添財《對台統戰的新敗筆》一文中的話－－「台灣人永遠也不再要這樣子的『陳儀長官』，不論他是國民黨的還是共產黨的！」

一九八七年六月，中國文史出版社又出版《陳儀生平及被害內幕》，一九八九年，李敖將之編入《二二八研究三集》，李敖並在前言中為陳儀辯護說：

「說陳儀不該有日本總督式的權力嗎？殊不知正因為陳儀有這種權力，他才得以保護台灣，盡量少受大陸腐敗的影響。陳儀一到台灣，就不肯讓大陸的法幣登陸，而要另發行台幣，這種『一國兩幣』，使大陸的通貨膨脹難以傳染到台灣，使台灣人免於重蹈大陸收復區的覆轍與犧牲。這種功勞與德政，四十年來拜其賜，其人雖亡，其政不息，豈不正是陳儀的遺愛嗎？為了抵制大陸孔宋豪門資本伸足到台灣，陳儀把跑來接收的金融人員原機遣返，不怕為政『得罪巨室』，這種氣魄，不是陳儀，國民黨其他大員幹得出來嗎？

「說陳儀未能控制台灣物資嗎？殊不知在邵毓麟上宋子文的秘密英文報告中，正可看到陳儀如何在以台灣剩餘的煤米和其他工業產品，交換大陸出產的紡織品和其他日用品，以『物物交換』方式，抵制大陸方面的勒索。那邊宋子文在上海設立糖業公司，這邊陳儀就不准台糖出口，因為台灣糖價太低，輕易出口，吃虧的是台灣人。這種一面把台灣重要進出口物資掌握在政府手中避免奸商操縱；一面把貿易盈餘全部投資在經濟建設上以利台灣人的作法，這種氣魄，不是陳儀，國民黨其他人員幹得出來嗎？

「說陳儀不用台灣人嗎？殊不知日治時代，台灣總督府有日籍官員三萬以上，另有日僑六十萬人，佔全島人口十分之一，構成吏治中堅，這些人一走，自需有吏治經驗的熟手接班。當時宜蘭的台灣人市長毫無辦事經驗，重要公文放在褲袋裡忘得一乾二淨，這樣子連處理公文程序都不及格，又如何能不找大陸公務員幫忙。

「說陳儀放縱軍人嗎？殊不知來台灣的部隊，不是他的子弟兵，他為要求軍紀，把馬姓少將當眾槍殺，他的氣魄可想。他信任台灣同胞，一方面把六十二、七十軍調回大陸，無懼於兵力單薄；一方面把日本人管訓在外島的地痞流氓放歸本島，以尊重同胞人權。結果二二八發生，事與願違。但他的始願，豈不正是有愛於台灣人嗎？

「由此可見，陳儀在為政大體上，無負於國民黨，更無負於台灣人。對二二八，他當然有責任，但是不識大體，徒以『天下之惡，皆歸之』的對待他，台灣人卻正好中了國民黨的奸計！』

據當年憲兵第四團團長高維民告訴我，是日本人臨走時「把日本人管訓在外島（火燒島，今綠島）的地痞流氓放歸本島」外，我基本上同意敖哥的說法。並且，還可以有一些補充。當時，陳儀帶來的一些人才，事後都證明了他們對台灣戰後的建設有重大貢獻，例如，對台灣經濟建設有重大貢獻的嚴家淦、孫運璇及資源委員會的一批技術人員，都是陳儀留下的人才；後來主持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出版漢譯世界經濟名著、台灣研究叢刊、台灣特產叢刊、台灣文獻叢刊的周憲文也是陳儀留下的人才；還有後來執教台大的范壽康、許恪士教授，五、六十年代推動台灣民主運動的朱文伯、沈雲龍，和現任世新大學董事長葉明勳都是陳儀留下的人才。

但是，畢竟陳儀在台施政是失敗的，否則又怎麼會爆發「二二八事件」呢？陳儀在台施政的失敗當分主客觀二個層面的因素。

陳儀雖「有心治台」，並且也帶來了一批治台的精英，但是，台灣畢竟不是陳儀和少數精英所能治理的，更多的是國民黨官僚和雜牌部隊，以至貪污腐敗、軍紀蕩然，從「二二八事件」爆發之前的許多輿論報導和調查報告中均可得知。

從客觀因素來看，主要是戰後復員的不良所造成，不僅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美軍統治下的韓國也發生「濟州島事件」。台灣人在日本東京也發生「澀谷事件」，大陸除了發生十三省的民變外，還又爆發國共內戰。

一九三六年，小林總督的「三大政策」後，日本軍國主義準備南侵，而將部分相關的軍工業移來台灣，一旦戰事結束。這些軍工業也都停工，據聯合國的估計就將近有五萬多工人失業。

戰爭末期，日本兵源缺乏，開始在台征軍夫、軍屬、軍人。戰爭一結束，均由島外遣送回台，共約三十餘萬人，其中志願兵共征二十萬七千一百八十三人，陣亡三萬三百零四人，其餘也都陸續回台。將近三十萬人的軍夫、軍屬、軍人一回台灣就投入了失業的大軍。此外，加上火燒島放回來的流氓，和由福建沿海一帶戰後回台的「台灣歹狗」，都嚴重的造成了戰後台灣社會治安的危機。

在經濟生產方面，戰爭期間也受到了嚴重的破壞，而發生急速的衰退。據《台灣省通志》云：

「例如在電力供應方面，台灣供電能力，在民國三十年前後最高曾達三十二萬瓩左右，但至戰爭末期因受轟炸及颱風災害之破壞，損失奇重，供電能力最低時已降至四萬二千瓩，不及最高供電能力七分之一。在糖業生產方面，台灣最高糖業包括（赤糖），民國二十八年期曾達二千三百六十四萬五千擔，但至民國三十三年期已減至一千四百八十七萬一千擔，約減少四成。在重工業之鋼鐵生產方面，民國二十八年合金鐵產量高達七千七百三十四噸，但至民國三十三年已減至四千零二十四噸。鑄鋼產量在同一時期亦由四千二百三十二噸減至二千零二十四噸，各約減少半數之生產量。在輕金屬之鋁業方面，民國二十八年產量曾達二萬四千噸，但至民國三十三年已減至九千六百噸，約減少六成。在煤炭生產方面，民國三十年煤炭產量曾高達二百八十五萬三千噸，但至民國三十四年已減至七十七萬六千噸，約減少七成以上。

此外，在農業生產方面，日人在戰爭末期為確保戰時糧食供應，雖曾極力推行米谷增產，並以低廉之公定價格強制收購農民生產之米谷，惟以當時農村之少壯者均被徵調參加作戰，農村勞力極端缺乏，而化學肥料供應不繼，各地水利工程年久失修，加以農產品之低價強制收購，等於無代價之被搜刮，農民對米谷增產已失去興趣，故米谷生產一落千丈，大為減少。至民國三十四年全島產米僅六十三萬八千八百二十九噸（折合四百四十七萬一千日石），不及盛產期年產量之半數。至於甘蔗、茶、鳳梨、香蕉、柑桔等非急需農產作物，在戰時經濟統制之限制與摧殘下，田園多已完全荒廢，其生產力之低落，殆已達於極點矣。」（《台灣省通志》卷四，經濟志綜說篇，頁一四○）

生產下滑，但又物價上漲，台灣物價自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後就不斷上漲了二十二倍之多，表列如次（表一）：

【表一】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但台灣的物價卻繼續上漲，據閩台通訊社《台灣政治現狀報告書》比較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與一九四六年二月七日中部地區物價表列如次（表二）：

【表二】

一九四六年，國共內戰又起，不但在台徵兵徵糧，而且台灣物價又繼續飛漲，據楊亮功調查報告所附「台北市主要民生日用品物價統計表」，從四六年一月至四七年二月，米就上漲了五倍多，雞蛋漲了九倍，連鹽都漲了十八倍多。表列如次（表三）：

【表三】

再加上貪污腐敗，軍紀蕩然，民怨沸，不必等到「二二八」，台灣已是一個蓄勢而發的火藥桶了，二月二十七日，天馬茶房前緝查私煙的一槍，只不過是那根點燃了火藥桶的火柴。

一九九一年，行政院成立「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後，台灣有關「二二八事件」的資料就都可以公開發行了，有關研究單位和各縣市也都出版了不少口述歷史和調查資料。尤其是大陸方面，一九八○年廈門大學台灣研究所就出版過鄧孔昭編的《二二八事件資料集》；南京第二檔案館也陸續整理編印出版了《台灣光復和光復後五年台情》（一九八九年）及《台灣「二二八」事件檔案資料》（一九九一年）。當年國民黨政府留在南京的檔案資料已毫無保留的公佈了。

此外，流亡大陸的一些「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的領導幹部李純青、吳克泰、蔡子民、葉紀東等人參與「二二八事件」的回憶和文集也陸續出版了。使得「二二八事件」的原始史料更加豐富了。

今年的「二二八」，李登輝和民進黨又要發動百萬人上街頭手牽手的示威，台灣社會將更形撕裂。「二二八」的真相是什麼，我沒有政府經費，無法動員學者去撰寫《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我只能把自己搜集來的史料整理出來呈現給大家。因此，繼《二二八真相》之後，我又由新近公佈的檔案史料中整理出《陳儀與二二八事件》、《國民黨與二二八事件》和《台盟與二二八事件》三本史料選輯。歷史可以被竄改，可以被扭曲，但只要史料在，史料自己會說話的。

我之所以把「二二八事件」的史料分三個部分來處理，主要是因為陳儀當時是台灣省行政長官，對光復後的台灣和「二二八事件」負有主要的政治責任。另外，「二二八事件」爆發後，中央派劉雨卿率部來台彈壓，並派閩台監察使楊亮功來台調查，及派國防部長白崇禧來台處理善後事宜，故國民黨政府的中央政策當然也影響到「二二八事件」的處理。此外，「二二八事件」的一些主要領導人和參與者事後有一部分逃亡到香港，成立「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一九四九年又前往北京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大典，他們的記錄和回憶亦當為「二二八事件」史料不可或缺的部分。

這三本「二二八事件」史料選輯，加上《二二八真相》，我一共編輯了四本「二二八事件」的史料了，相信這些史料當能呈現「二二八事件」的歷史真相了。

「二二八事件」是台灣近代史，也是中國近代的傷痕。「二二八事件」已經平反了，受難人也都獲得應有的補償了，本當是歷史的還給歷史，但不意「二二八事件」平反後竟又成了台獨分離主義撕裂民族團結的工具，也使得台灣社會省籍衝突日益惡化。為了民族的團結和台灣社會的和諧，我只有勉力而為，讓「二二八」的史料自己說話，以能讓「二二八」的真相早日得以澄清。

在一個時代裡，個人的力量是微薄的，我不敢期待於中流砥砫，作為一個知識份子，但求告天下後世於無罪而已。是為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