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帝國」與「歷史的終結」

酉雞年伊始，筆者想重新對美國進行認識。不言而喻，美國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國家。美國總統大選以後，歐洲許多人對凱利失敗感到切膚之疼。他們恨不得親身參加美國選舉，因為「美國由誰統治對我們來說太重要了，深刻影響到我們的生活。」我想在大陸和台灣的許多中國人也都會有同樣的想法。

「美國夢」是近代以來全世界、甚至歐洲許多人都有過的。「恐怖大王」賓拉登與「國王喬治」（是布希總統最新得到的渾名） 聯手把它變成泡沫。在他今年的國情咨文報告中，布希以「美國夢」的課題為其總結。他說的「美國夢」並不是外國人移民美國的終生理想，而是：「我們生活在最大夢想誕生的國度」。他說，美國看到了三個夢想的實現：先是廢除奴隸制度，然後是把歐洲從法西斯的統治下解放出來，最後是「共產主義帝國的崩潰」。他說：「我們這一代人也有自己的夢想，我們滿懷信心前進。」

獨立後的兩百多年以來，美國是全世界最富有理想、最勇往直前、成就也最大的國家，這是不容置疑的。我們應該同意布希，雖然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喪失信心，美國仍然是一個「滿懷信心前進」的國家。還應該看到，美國是人類歷史上最堅持、最成功、也最危險的向外擴張勢力。當今的世界，一方面是其他國家的「美國夢」正在變成泡影，另一方面美國正在把自己的「美國夢」強加於人。誰要是不同意這種說法，只要瀏覽一下布希總統的言論就會認同的。美國推行「美國夢」已經遠遠超過歷史上所有帝國的擴張紀錄。

要深刻認識美國，必須認真研究學者們關於現代「帝國」（Empire）理論的分析。杜克大學教授哈爾特 （Michael Hardt）和意大利「哲學家兼恐怖分子」奈格裡（Antonio Negri）在他們二○○○年出版的名著《帝國》（Empire, 哈佛大學出版） 中道出了美國發展的自然趨向是打破國界，不是通過征服、而是通過利用網絡將其國力散佈到國際上去。他們認為這一發展一方面是由於發自美國的動力，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世界列強勢力衰弱導致國界的重要性下降。美國是由於自己的憲法自然而然發展成這樣的「帝國」的。這樣的「帝國」並沒有任何中心，美國只是佔據「特權地位」。因此美國只是「帝國」而不是「帝國主義」。

美國著名政治地理學家斯雷特（David Slater）不同意這種把「帝國」與「帝國主義」區別開來的邏輯」。他說，美國「不是像上述兩作者所說那樣」國界融入現代「帝國」之中。一方面，美國不但建立起、而且嚴密警戒自己的國界，另一方面它又去打破別國國界而使自己的力量滲透進去。斯雷特在他的新書《地緣政治與後殖民主義：重新考慮北南關係》（Geopoliticas and the Post-colonial: Rethinking North-South Relations，2004年澳洲卡爾頓 Blackwell 出版社） 中引了兩位作者自己所道出的

美國政治矛盾而駁斥了他們得出的美國憲法所規定的自主權向外擴張時不破壞別國權利的結論。哈爾特和奈格裡的書中承認美國在冷戰時期推行了殘酷的帝國主義政策、到全球去鎮壓自由獨立的鬥爭。他們認為這是美國發展中的一種例外，可能跟美國建國時屠殺本地印第安納居民以及大量使用非洲黑人為奴隸的歷史有關。

長期擔任過國際金融顧問的朴爾金斯 （John Perkins）寫了一本令人大開眼界的書《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2004年三蕃市 Berrett-Koehler 出版社），從他親身參加的美國對外擴張活動的經驗，總結了美國在二戰後的「帝國建設」。他說，一九五一年，伊朗首相摩薩台推行革命性的經濟政策，反對國際大公司的壟斷，把油田國有化。由於蘇聯的袒護，美國無法出兵拔掉這一眼中釘。中央情報局派了一個叫羅斯福的特務、帶了兩百萬美元到伊朗活動，結果推翻了摩薩台政權。華盛頓根據這一成功經驗開始推行一種三波合一的對外擴張。第一波推出朴爾金斯形容的「經濟殺手」。鑒於由中央情報局派出特務暴露以後就會使美國在外交上被動，美國政府動員了一批學過經濟學的「秘密工作者」，他們的任務是到第三世界國家用金錢 （來自美國大公司和國際金融機構） 收買其統治精英，使這些國家出現富人、對美國欠債而無法償還，然後使他們就範、為美國的利益服務。這種「經濟殺手」在國外活動以「和平隊」（Peace Corps）、經濟專家 （像他自己）、研究員、社會工作者等身份掩護。

如果「經濟殺手」不成功，美國就派出「豺狼」（jackals），他們是中央情報局的破壞、暗殺專家。如果「豺狼」再失敗，就正式出兵開戰。朴爾金斯舉了「經濟殺手」在沙特阿拉伯的成功例子。正是通過這些「經濟殺手」使得沙特的統治精英特別親美。他們把沙特阿拉伯的石油收入都匯到美國，美國幫助沙特建立起西方式的繁華城市。當然，朴爾金斯也指出，從長遠來看，這一戰略並不成功，沙特阿拉伯現在成為阿拉伯世界繁衍恐怖的沼澤 （因為國內沒有經濟建設、廣大青年無法就業、在伊斯蘭教會學校受到宗教極端主義的教育、現在更把賓拉登當做英雄榜樣），從長遠來看危害美國利益。

朴爾金斯又舉了「經濟殺手」和「豺狼」在薩達姆統治的伊拉克徹底失敗的例子。薩達姆民族主義情緒強、兼有社會主義理想，「經濟殺手」不能成功。他身邊警衛嚴密、而且有許多「替角」，美國派出的「豺狼」無法辨別其真真假假，也不成功。最後華盛頓只能用戰爭的辦法把他揪下台來。朴爾金斯說，如果薩達姆也像沙特統治者那樣聽美國的話，那今天他不但會穩如泰山，而且會得到最新式的美國裝備。

美國是個民主國家，因此像朴爾金斯這種深刻揭露美國帝國主義的書能夠出版而且在民間暢銷。可是美國輿論是由大資本家勾結政府所控制，這種「反潮流」的著作基本上進不了美國言論的主流，被知識界認為屬於「密謀學說」（conspiracy theory）的範疇。朴爾金斯本人說，他所發出的言論是一種「良心發現」、是為了自己二十二歲的女兒和她的後代著想，認為美國這樣的政策繼續下去，子孫萬代的前途堪虞。但是這樣開明的想法還不能在美國輿論主流中佔領陣地。

在美國輿論主流中擁有重要地位的學者包括現任霍普金斯大學教授的美籍日裔學者福山 Fracis Fukuyama。十六年前，他在芝加哥大學首次發表「歷史的終結」理論，一九九二年出版了名噪一時的書《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一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企鵝〔Penguin〕出版社）。他最近重訪芝加哥大學，在他十六年前同一天、同一講堂 （社會科學大樓一二二號教室） 重新檢討這一理論。他說，剛開始寫「歷史的終結」時他是帶了問號的。這「歷史的終結」實際上是黑格爾的話，他是用馬克思主義者的口氣形容冷戰的結束，宣佈「社會主義的歷史輝煌」告一段落。他的基本理念是全世界都向科技發展、市場經濟、民主政治的現代資本主義方向發展。這和他在哈佛大學的老師亨廷頓看法一致。亨廷頓認為人類當前主要衝突已經由政治轉向文化 （因此有「文明衝突論」）。福山卻認為文化對經濟發展具有重要輔助作用。他因此又寫了另一本名著《信任：社會道德與繁榮的產生》（Trust: The Social Virtue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1995年紐約 Free 出版社）。

在這第二本名著中，福山道出了美國文化的許多缺點。美國傳統的「權利基礎上的自由主義」使美國社會越來越向個人主義極端發展。曾經競選過總統的第三勢力領袖佩洛特（Ross Perot）對美國社會特點說過一句名言：「鷹不成群，你每次只能看見一隻。」在所有西方國家中，只有美國的城市中心掏空。下班以後白人、富人都去到市郊，市中心只看到黑人、窮人。市郊的富人區安裝各種防盜設備，家長教育小孩不要信任任何敲門的陌生人。民意測驗顯示，同意「大多數人都值得相信」的人數比率，從一九六○年的58%下降到1993年的37%。人們和鄰居的關係遵照老子「老死不相往來」的原則。另一個民意測驗發現，一九七六年每年和鄰居接觸「一次以上」的人數比率是72%，一九九三年降低到61%。換句話說，40%左右的美國人根本不和左鄰右舍往來。由於這樣的社會特點，美國基本上是個「訴訟社會」，民間糾紛很少由調解來解決，動不動告到法院，律師特別吃香。美國人付給律師與警察的費用超過其他任何國家。人口的1%以上被關在監牢裡。現在「布什主義」充滿信心要把美國模式推廣到全世界。如果中國真正「美國化」就不知要建造多少監獄，會變成真正可怕的「警察國家」。

一位美國財政部高級官員指出，二○○四年是美國的「漁年」。這「漁業」（fishing）指的是財政上的盜竊犯罪。美國每五個人就有一個受害被「漁」，連政府情報及軍事官員也不能倖免 （其中包括前白宮「打恐沙皇」克伊[David Kay]）。簡直是到老虎身上拔毛﹗受害者或者是銀行存款失蹤，或者是別人偷用他們的信用卡，還有被別人偷竊「身份」而捲入犯罪事件的。美國這種利用高科技盜竊犯罪者很多。他們多半在國外作案，美國司法機關偵破了以後也無可奈何。人們可以在公開的因特網上買到美國個人的「工證」（social security） 號碼而從事犯罪。這樣看來，以美國為首的全球化不但對世界、而且對美國人都是一種災難。

福山所持的具有極大代表性的對美國式的「自由資本主義模式」樂觀主義，徹底暴露了西方自由主義思想的根本弱點。他在《信任》書中再三強調，「人類歷史進程」受著兩種動力支配。第一種動力，他稱為「理性的慾望」（rational desire），即人們「通過積累財富去滿足他們的物質需要」。他引了黑格爾的「要求得到承認的鬥爭」（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形容第二種動力，即「所有人類要求自己成為自由、道德人的願望受到別人承認」。他說，得到了這種承認使人「驕傲」，得不到應有的承認使人「憤怒」，在全世界的承認中覺得自己低人一等使人「羞辱」。政治生活就是這「憤怒」、「驕傲」、「羞辱」的交織。他說，如果人們看到經濟生活不僅僅是「理性的慾望」，同時也是「要求受到承認的鬥爭」，那就會懂得為甚麼「資本主義與自由民主是相互依靠」的。

我們從世界文明的高度來看，福山這一基本分析的欺騙性超過其說服力。首先，一兩千年以前，中國與印度的賢哲就認識到「積累財富」與盲目追求「滿足物質需要」不但不可取，而且是人類社會安全、和諧的亂因。印度哲學提出的「生活簡單、精神高尚」是在深刻意識到這種危害而總結出來的最明智的人生哲學。正是因為採取了這種人生哲學，中國才產生了以陶淵明為首的「歸田」派和以白居易為首的「樂天」派。再看今天的美國社會，正是「積累財富」與盲目追求「滿足物質需要」而造成許多社會黑暗現象 （包括福山看到的上述美國缺點）。危險的是：中國大陸、台灣各地正朝這一美國錯誤方向發展，把儒家、道家、佛家先哲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精神文明拋諸腦後。我們應該大力提倡「修身養性」才能避免使中華文明蹈美國文明發展的覆轍。

再看福山所說的「要求受到承認的鬥爭」以及美國現代政治的「憤怒、驕傲與羞辱的交織」，其最大的弊病在於缺乏「恕」道。任何不能「推己及人」、「將心比心」的「要求受到承認的鬥爭」必然導致「你承認我、我不承認你」的霸道。正像朴爾金斯所說，「九一一」紐約只死了三千人，對美國來說好像天塌下來了，殊不知當今世界每天都有三萬兒童由於缺乏醫藥而導致死亡，美國卻麻木不仁。這難道是「要求受到承認的鬥爭」的真理嗎?!美國社會給人類創造的是甚麼樣的榜樣，是甚麼樣的「歷史終結」呢？美國每年有三十萬人死於吸煙造成的嚴重後果，人們不斷對美國煙草公司起訴而不得要領，煙草公司的利潤和對廣告推銷的開支與日俱增。和煙草利益同為統治美國社會的邪惡勢力的槍枝公司也是強大無比。幫助布希勝選的雄厚資金中，槍枝公司貢獻不小，因為它們害怕民主黨當政會使管制槍枝銷售的法令通過、實行。在當今美國股票市場疲軟的大氣候中，身價百倍的有二：槍枝公司和義肢公司 （伊戰是它們的最大福音）。這樣看來，誰要是想把明天的中國變成今天的美國，他將會是歷史的罪人。

十六年後仍然堅持「歷史終結」理論的福山教授正在把新發生的三大國際動向對自己的基本分析進行補充，三年後將出版再論「歷史的終結」的新書。這三大動向，第一是「九一一」恐怖對美國與西方的挑戰，第二是美國和歐盟之間出現巨大鴻溝，第三是「東亞發展模式」。他說，東亞有幾千年積累的政府統治經驗，巴比倫沒有，非洲也沒有。東亞早就建立起「乾淨的政治」（clean politics） 與「英才統治」（meritocracy）。這種傳統的文明沉澱對當今現代化十分有利。當然，由於他是日裔，因此在他的著述中對日本社會的評價很高。在他的《信任》書中，把日本社會當做「高信任社會」的傑出榜樣，而把中國人在大陸、台灣、香港、新加坡以及海外的社會歸類為「低信任社會」，顯然是受到德國社會學始祖韋伯 Max Weber 的影響。

元旦發筆，想把以上區區愚見拋磚引玉，在讀者中引起廣泛的批評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