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二二八」研究述評

一、台灣「二二八」研究的歷史背景

1947年在台灣爆發的「二二八」事件的根本原因，是國民黨政權在台灣的腐敗統治，導致各種社會矛盾的尖銳化。「二二八」事件，由台北民眾要求懲辦緝煙血案兇手的示威再遭鎮壓，而發展成波及全島的一場官逼民反的暴動，事變的性質是要求改革獨裁統治，實現台灣人民的高度自治和高度民主。〔1〕可是，以陳儀為長官的行政長官公署和警備總司令部，在事變之初即認定事變是「奸匪勾結流氓，乘專賣局查禁私煙機會，聚眾暴動，傷害外省籍人員」，〔2〕為動用軍隊進行鎮壓製造根據。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撰寫的事件報告中，更明確將「二二八」事件定性為「利用機會，以求改革政治為煙幕，進而逐步發表叛亂之言論，由所謂『高度自治』而變為背叛國家，脫離祖國之獨立主張」〔3〕。事變發生後，國民黨在官方出版物中繼續強調事變性質是「奸黨煽動」分裂國土、追求獨立的「叛亂」事件。如：國防部新聞局掃蕩週報社由黃存厚等人執筆，於1947年3月底在台中出版的《台灣二二八事件始末記》；由行政長官公署新聞室編印，1947年4月底在台北出版的《台灣暴動事件紀實》；由台北正氣出版社的曾今可（筆名遊客）編輯，於1947年5月在台北出版的《二二八事件親歷記》；《正氣半月刊》第1卷第1、2兩期的事件專輯；由警總調查室編輯，以勁雨為化名，於1947年在上海建設書局出版的《台灣事變真相與內幕》……。除公開出版物外，當時的許多內部報告，如1947年4月16日楊亮功、何漢文關於「二二八事件」致監察院的調查報告，國防部史政局「秘密稿本」〔4〕以及賴澤涵《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書末所列「A檔案部分」等有關資料〔5〕，也都把事件定性為「奸黨煽動」、分裂國土追求獨立的「叛亂」事件。

國民黨官方對「二二八」事件的上述定性，由於嚴重背離了歷史的真實，這就為以後還歷史本來面目的「二二八」研究埋下了伏筆。

在80年代之前，任何主張查清歷史真相，還「二二八」事件歷史本來面目的行為，在島內都被視為「為台獨翻案」、「為匪張目」的「叛亂」行為。「二二八」成為島內的政治禁忌。不僅禁止在歷史書中提及「二二八」，連文學作品中也一律禁止。如文學家吳濁流在《無花果》一書中，描述了他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親身經歷，該書於1970年10月遭警總查禁。不僅查禁一切涉及「二二八」事變的民間作品，連國民黨官方在事變後出版的各種有關「二二八事件」的書刊，也禁止在社會上流行。

在80年代之前，島外關於「二二八」事件的書籍，有一些秘密流傳到島內。如台共黨員蘇新以「莊家農」為筆名，1949年3月在香港智源書局出版的《憤怒的台灣》；楊克煌以「林木順」為筆名，1948年2月28日在香港出版的《台灣二月革命》；王思翔1951年由上海泥土社出版的《台灣二月革命記》。這幾本書中，作者以參加「二二八」事件的親身經歷，向世人揭露了陳儀政權的腐敗如何激起了「二二八」事件，國民黨軍隊如何屠殺參加「二二八」事件的台灣社會菁英、青年學生和一般民眾。其中，蘇新《憤怒的台灣》，引證了張琴的《台灣真相》（1947年4月5日《文萃叢刊》第3期）等珍貴的資料。但由於站在揭露國民黨血腥鎮壓的立場，有的書中對事變最初幾天各地發生的毆打大陸赴台的「外省人」的事實欠缺敘述，對「二二八」中，台灣難民死難數字「兩萬人」也嫌誇大，把事件的性質和「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的「革命」聯繫起來，也欠準確。

除上述三本書之外，還有「二二八」事件時在台的大陸人士寫的資料，如唐賢龍的《台灣事變內幕記》〔6〕，江慕雲的《為台灣說話——歷史的大悲劇》〔7〕，類似這樣的珍貴資料，保存留傳下來的約30餘篇。其中，1946年3月由「閩台通訊社」出版的《台灣政治現狀報告書》，台灣研究「二二八事件」的專家王曉波教授稱讚該書「提供了我們光復初期，『二二八事件』發生前的台灣政治、經濟、社會的背景。掌握了這份資料，才掌握了對『二二八事件』的社會科學的瞭解」。〔8〕

80年代前，大陸和島內出版的涉及「二二八事件」的一些著述,也成為日後台灣研究「二二八事件」的參考資料。如：王芸生的《台灣史話》〔9〕，李稚甫的《台灣人民革命鬥爭簡史》〔10〕，1977年4月《台聲》雜誌《「二二八」起義三十週年紀念專輯》，鄧孔昭編《「二二八」起義資料集》〔11〕；何漢文《台灣二二八起義見聞紀略》（《湖南文史資料選輯》1981年第二輯）。島內80年代前涉及二二八事件的相關出版物，如丘念台的《嶺海微飆》〔12〕，葉榮鍾編《林獻堂先生紀念集》〔13〕，楊金虎《七十回憶》〔14〕，楊肇嘉的《楊肇嘉回憶錄》〔15〕吳新榮《震瀛回憶錄》〔16〕。以上例舉資料，其中丘念台《嶺海微飆》為日後研究台灣「二二八事件」的學者多次引用。丘念台是反割台抗日先賢丘逢甲之子，1895年鬥爭失敗，隨其父到大陸。八年抗戰時期，丘念台在第七戰區任少將參議，並組織青年進行抗日救亡工作。台灣光復後，一度出任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委。「二二八事件」發生時，他正在廣東，3月27日應白崇禧之邀趕赴台灣參加以白崇禧為團長的中央宣撫團。他在《嶺海微飆》中說「另一項不可靠的傳說，就是地方當局透露：外省籍同胞被暴民殺死幾千人，而民間卻說事變期中，台民死傷近萬。根據我的調查訪問，雙方實際傷亡數字，不及上列傳說的十分之一，乃至不及百分之幾。他們為什麼要誇說死亡數字呢？難道死多了人就成為有理的一方？這種故作誇大的作法，大概是亂世變態心理的表現吧」。丘念台這些參加祖國八年抗戰後返台的台灣本省人，一直被某些人稱為「半山」（「唐山」指中國人，「半山」意為不是道地台灣人，是半個中國人），他在《嶺海微飆》中的論述，則被大多數的研究學者所引述。

總之，國民黨官方對「二二八」的錯誤定性與長期對「二二八」真相的封鎖，為日後搞清真相，給死難者以公道的「二二八」研究埋下了伏筆，而80年代前，保存流傳下來的各種資料，為80年代掀起「二二八」研究的熱潮準備了必要的條件。

二、80年代後台灣「二二八」研究熱的興起

80年代後，台灣「二二八」研究熱的興起，首先是統派學者為反擊「台獨」人士對「二二八」事件的歪曲污蔑，為消除「省籍矛盾」，促進族群和解而奮力推動的。

70年代後，以美國為中心的海外「台獨」勢力，為宣傳「台獨」的歷史傳統，索性利用台灣官方的錯誤定性，宣傳「二二八事件」是「台灣人反抗大陸人統治」的省籍衝突，是「台灣民族反抗中國民族」的一場民族衝突。這種把「二二八事件」爆發的根源歸結為是台灣回歸祖國造成的宣傳鼓動，在島內興起的反抗國民黨獨裁統治，爭取西方式民主政治的黨外運動中，找到了同路人。

1980年1月，台灣學者王曉波教授應哈佛大學之邀，作為訪問學者第一次訪美，發現當時在海外的台灣留學生中流傳著兩本書，一本是帝國主義分子柯喬治所寫的《被出賣的台灣》，一本是「台獨」分子王育德的《台灣——苦悶的歷史》。為反駁「台獨」分子對「二二八事件」的歪曲和污蔑，王曉波在哈佛燕京圖書館盡力搜集有關「二二八事件」的歷史資料，撰寫了《偏見不能代替歷史——評〈台灣——苦悶的歷史〉及〈被出賣的台灣〉》一文，使得海外的台灣同鄉會和留學生中，開始有人認為不能無批判地接受王育德的「皇民化」和柯喬治的帝國主義觀點。1981年王曉波教授返台後，又發表了《以更高的民主解開「台獨」的問題糾結》〔17〕，1982年發表了《是歷史潮流的還給歷史》，1984年發表《二二八事件的歷史夢魘》，批駁了把「二二八事件」定性為「奸黨煽動」、「台獨」、「叛亂」的國民黨官方結論，揭露了「台獨」分子借此挑動省籍矛盾，鼓吹「台獨」的險惡用心。與此同時，旅日的學者戴國輝教授，從1983年開始，以「梅村仁」為筆名，在紐約由葉芸芸主編的《台灣與世界》期刊上，連載「二二八史料舉隅」。戴國輝教授也是最早推動對「二二八事件」進行學術研究，還「二二八事件」歷史真相的學者之一。1985年，為推動「二二八事件」的平反工作，王曉波在該年四月號的《中華雜誌》上，又發表了《略論二二八事件》一文，並將有關「二二八事件」的史料，編輯成《二二八真相》一書秘密印刷。該書在秘密發行中雖遭官方查禁，但研究「二二八事件」，呼籲為「二二八事件」平反，終於匯成一股歷史潮流。

在海外，一批有「台獨」傾向的學者也開始利用「二二八」作文章，如陳芳明著手編著謝雪紅的傳記，簡炯仁研究台共史。其中張富美於1983年7月台灣文學研究會在美國新澤西舉行的第二屆年會上，發表了《漫談有關二二八的幾篇短文》。1987年2月，海外『獨派』學者在美國舊金山舉行了「二二八事件四十週年紀念學術討論會」。彭明敏、謝裡法、謝聰敏等「台獨先進」，以及陳芳明、張富美、林宗義、林宗光、張旭成等共20名學者參加。會議的論文經陳芳明編輯，1988年8月由台北前衛出版社出版，書名為《二二八事件學術論文集》。陳芳明在該書序言中說：「海外台灣人對二二八事件的討論，從60年代以來就陸陸續續在進行了。不過，真正從學術的觀點，嚴謹的態度來批評這個事件，大概還是以這次四十週年紀念的學術討論會為第一次。」〔18〕

該書中謝裡法《從二二八事件看台灣知識分子的歷史盲點》一文的結論，道出了「台獨」學者的研究立場和研究目的：「三百年間，台灣朝亞洲大陸的方向接觸，不論依賴或對立的方式，都已注定不得善終。歷史的教訓使台灣人……開始嘗試朝大洋的方向發展，這個轉向為台灣帶來新希望。」謝裡法認為台灣的知識分子以中國為祖國的「情結」是「歷史的盲點」。他的結論是「誰也不可依賴，不依賴於人的台灣，必須是獨立的台灣」。〔19〕王曉波教授以《歷史的瞎子——略評謝裡法的新皇民觀》對其「台獨」的立場予以痛駁〔20〕。但有「台獨」傾向的學者，當時也有比較客觀的「真正從學術的觀點」來研究二二八事件的。張旭成在《二二八事件的政治背景及其影響》一文中認為，研究二二八事件的立足點「最重要的是執政黨以行動落實解除戒嚴，開放黨禁的諾言，果斷地推動民主化及實施各種政治上及制度上的改革。這將是去除二二八事變以來政治上許多病根的最有成效的辦法」。〔21〕張富美在《在血痕中讀史——二二八事件研究資料評介》一文的「結論」中，引用了黃嘉光、毛水水《走出二二八的陰影》中的一段話「讓這個島上的住民，得以因瞭解而諒解，因諒解而和解，因為和解就是邁向和平的開端」。〔22〕他們對「二二八事件」進行的研究，也成為推動80年代後島內「二二八」研究和「二二八」平反向前發展的另一股力量。

在島內，1986年2月，李筱峰《台灣戰後初期的民意代表》，由台北自立晚報出版。書中詳細介紹了10位死亡和30位被逮捕、被通緝的民意代表的生平事跡。王曉波在1985年《縱橫》第1期發表了《外省子弟的原罪——論亞細亞的新孤兒》，1986年在《中華雜誌》總272期發表了《走出二二八事件的歷史陰影》，1987年在《中華雜誌》283期發表了《歷史問題必須歷史解決——二二八事件四十週年論其與共產黨的關係》。

同時期，北京《台聲》雜誌於1987年2月（第31期）發表的「二二八專稿」多為第一手資料。鄧孔昭《試論台灣二二八事件中的民主與地方自治要求》〔23〕一文，是大陸第一篇承認在事件中偶見有「打倒國民黨政權」、「托管」、「台灣獨立」等口號，但它既不能證明事件的性質是「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的革命，更不是「台灣獨立」，鄧孔昭指出這些口號只是少數而非主流，它不能改變「二二八事件」是追求自治與民主的性質和實質。

1989年，戴國輝教授的《台灣總體相》由台北遠流出版社出版。1989年2月，李敖編輯的《二二八研究》資料三集由李敖出版社出版〔24〕。這三大本資料總計1299頁。前兩集共收錄文章62篇，第3集收錄研究陳儀的專論30篇。李敖在每一集中，除前言外，也自寫一篇收入書中。在第1集的序言中，李敖說，「從歷史公道看來，二二八不是叛亂，不是起義，不是革命，只不過是一次民變，一次清朝天理教式的『變起一時，禍往有日』的民變。它以台灣暴民濫殺開始，以國民黨部隊濫殺結束，中間奉陪了善良外省人和善良台灣人一家一路的哀呼與血淚。任何事後對它的醜化、美化、黨化、地方化，都是對歷史真相的一種褻瀆」。這和我們今天客觀評價二二八事件爆發的原因是「官逼民反」，基本上是一致的。

1987年2月，島內的陳永興等人成立「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發起為「二二八」死難者立碑的運動。在「二二八」巨大的悲情面前，幾乎無人敢對此運動發表哪怕只有一點點的不同意見。但李敖在《二二八的立碑問題》一文中〔25〕，針對陳永興的言論一針見血地指出，陳永興的講話「口口聲聲局限在台灣人上面」，「二二八的死難者不全是台灣人，也有無辜的外省人，他們在官方朝台灣人開槍的同時，也是民間朝外省人動刀的犧牲者。……試問今天主張還給台灣人一個公道的仁人君子們，是不是也該主張一下還點公道給非官方的外省人呢？試問今天主張『促成公佈真相，平反冤屈』的公正人士們，是不是也該調查一下台灣人怎樣『冤屈』外省人呢？」「從正義立場上，我贊成為不幸冤死者立碑。不過主持它的人，必須反省他所做的，是不是那麼純，那麼公道，是不是純粹沒有政治作用隱含其中？如果答案是猶豫的，該警覺警覺：立碑以後，最大的受益人到底是誰？」李敖的這篇短文是1988年7月11日寫的，16年後的今天，我們在梳理和研究「台灣的二二八研究」時，仍然可以強烈地感覺到李敖這段文字的犀利和現實意義。

1991年，台灣「行政院」成立了「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委員有陳重光、葉明勳、李雲漢、遲景德、張玉法、何景賢和賴澤涵等八人，另由黃富三、吳文星、黃秀政和許雪姬等資深史學教授、研究員執筆，賴澤涵任總編撰寫《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在此背景下，台灣掀起了研究「二二八事件」的熱潮。用王曉波的話來說，「一時間台灣社會出現了許多『二二八專家』，在這些『二二八專家』的鼓噪下，從國民黨的『一言堂』到民進黨的『一言堂』，而不允許有任何知識學術的『二二八』研究，連行政院指派的二二八事件研究的學者，都受到了不少困擾」。〔26〕但研究二二八事件的學術力作還是不少，如戴國輝、葉芸芸《愛憎二二八——神話與史學：解開歷史之迷》，於1992年由台北遠流出版社出版。在資料部分，1991年11月，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輯出版了《二二八事件文獻輯錄》，1992年2月出版了《二二八事件文獻續錄》，1994年2月又出版了《二二八事件文獻補錄》。這三大本資料共2310頁，收錄各種原始資料約138類，可說是研究「二二八事件」學者的工具書。

1992年2月，以賴澤涵教授為總主筆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予以公佈，又經二年的修改和補充，翻檢了可以調閱的檔案，查研了包括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以及當時所能見到的原始資料，訪問了能夠訪問到的「二二八」事件受難者遺族和事件的當事人，於1994年2月20日由台灣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出版。

三、台灣「二二八」研究的成果和遺留問題

「二二八事件」不是共產黨策劃、組織和領導的，這是研究「二二八事件」的各派學者從不同的立場出發得出的一致的結論。

丘念台在《嶺海微飆》中最早談了這個問題，他說：「關於共黨分子利用事變擴大作亂問題，中央和地方當局都曾注意查緝。根據我個人的瞭解：台北地區的共黨可疑分子在事變初期凡有『露面』的，統遭警察逮捕，沒有多大作為。台中方面，則有老牌女匪干謝雪紅想乘機利用群眾倡亂，她糾集了一批無知青年，到處煽動……其倡亂如曇花倏現。」丘念台認為「上面的人不惜誇大宣傳，說台省共匪秘密組織『新華共和國』，並已查獲旗幟和組織人名單等，力加渲染；下面的人為了掩飾自己的過失，惱羞成怒的製造聲勢，捏造事實瞞騙上峰。這些都是自欺欺人，貽害百姓的。」〔27〕

謝聰敏在《台灣抵抗運動與華人世界》一文中〔28〕，也不同意二二八事件是共產黨領導、發動的。他說「當時，中共在台的負責人是蔡孝乾，事變發生時他住在台中，他和楊逵來往」。他引用楊逵的回憶「在處理委員會控制台中好幾天時台共負責人蔡孝乾來找我……要辦人民日報，要我負責，我說這是不可能的，台中局勢維持不了多久……因此我寫了一篇《從速組織下鄉工作隊》，呼籲大家到鄉下去……蔡孝乾說，如果不可能辦日報，就去山上組織游擊隊。我說台灣環境也不允許，兩人講話不投機」〔29〕。謝聰敏由此得出結論「我們可以看出蔡孝乾實際上不能掌握二二八事變的情勢」。謝還引用吳克泰的回憶「到處是憤怒的人群」，「整個台北市沸騰起來了，形成了總罷工、總罷課、總罷市、醞釀已久的火山終於爆發了。這完全是被國民黨的惡政激發起來的。任何個人，任何組織都不可能在這麼短短的兩個小時內動員這麼多的群眾。國民黨說這是『漢奸和少數野心分子有計劃、有組織地煽動起來的』，完全是為了鎮壓製造藉口」〔30〕。謝又引用蘇新《關於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遺稿》：「二二八起義的失敗，都不是什麼人的過錯，而是當時整個中國革命戰爭形勢的必然結果。就台灣一地而言，中共在台灣開始建黨不到一年，沒有多少黨員，工人農民都沒有組織起來，在工人農民中間還沒有扎根」〔31〕。根據調查局郭華倫的《台共叛亂史》，以及1992年5月24日接受黃富三教授訪問的原軍統局特務谷正文所說：「中共在『二二八』事件時在台之勢力極小，而且老台共也不等於中共。」謝雪紅、楊克煌等人在台中地區成立「二七部隊」，奪取台中政權、撤退後武裝抵抗「國軍」進攻，都不是蔡孝乾領導，當時的謝雪紅並未「歸隊」，謝雪紅到北京後才轉為中共黨員。

張旭成在《「二二八」事件中的政治背景及其影響》一文中說「儘管個別共產黨員確實介入『二二八』事變，但事變既不是中共發動的，也不是中共領導的。因為1945年以後台灣的共產黨沒有超過50人，力量有限。中共在1946年才派遣參加過長征的蔡前（彰化鹿港籍，本名蔡孝乾）返台，擔任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建立地下黨，發展組織和開拓工作。根據參與其事台共黨員自己的分析，共產黨不可能發生太大的作用。……至於一些人，跑到大陸投奔中共，除了少數台共外，其他大部分的人可說是走投無路，被迫上梁山，而不是因為他們在『二二八』事變時就已參加革命」。〔32〕既然「二二八事件」不是中共事先策劃，並在事變爆發後進行領導和指揮的，陳儀、白崇禧、柯遠芬乃至蔣介石定性「二二八事件」是「奸黨煽動」的叛亂就錯了，「二二八事件」必須平反，在事件中被殺的死難者也應平反並予以補償。這是台灣「二二八事件」經學術研究的逐步深入所得出的研究成果。

台灣「二二八事件」研究的另一個成果，就是多數學者都否認了國民黨官方定性的「二二八事件」是「分裂國土」，趕走外省人的「台獨叛亂」。

王曉波、賴澤涵、戴國輝以及本文所引用的幾乎所有學者的論著都持此觀點。值得特別一提的是作為民進黨人士的張旭成，1987年在《二二八事件的政治背景及其影響》一文中也提到了這個問題，他說：「同樣地，亡命海外的台籍人士有不少人長期滯留日本和美國，後來並發動了台灣獨立運動，決心推翻國民黨政權，追求台灣的獨立。因而獨立運動的刊物也就強調『二二八事變』在歷史上的重要性，把該事件說成是台灣人民為獨立的台灣而奮鬥的一環節，與1920年代以來台灣人民的反日運動相銜接。不錯，『二二八』事變後，陳儀的暴政及其後國民黨的高壓政治導致台胞對國民黨的疏離感，認為和平改革無望，因而產生分離意識及海外的台獨運動。但如果就事論事，實事求是，應該說當時參與『二二八』的人並沒有什麼分離意識，並不是要脫離祖國。上了五十歲的台灣同胞都可能記得當年日本戰敗後台灣人興高采烈慶祝台灣光復的盛況，充滿效忠認同祖國的情懷。1945年10月，筆者已是小學三年級學生，當時在學校與同學牙牙學『北京話』，練習國歌，參加慶祝光復，歡迎祖國來台軍民等各種活動的情況，記憶猶新，並沒有排斥外省人的心態。」〔33〕

台灣《海峽評論》2004年2月1日出刊的總第158期，王曉波在首頁的社論中寫了《論台灣人民的「二二八」精神——抗議皇民化餘孽對台灣愛國主義的歷史強暴》一文。該社論指出：「二二八是台灣人民的愛國主義，絕不是什麼『本省人打外省人』的省籍衝突，也不是什麼『中國人欺負台灣人』的族群衝突，而是要民主、自治、要和國內同胞精誠團結，打倒惡劣腐敗政治的『官民衝突』。」「真正政治上的省籍矛盾當自1949年中央政府遷台時始。國民黨把一個全國的統治架構搬到台灣來，為了安頓這些背井離鄉的『軍民同胞』，只能將彼等大量的安插到政權機構，……而造成了外省人統治台灣人的現象，但與『二二八事件』無關。」「省籍矛盾」，是1949年國民黨政權遷台後，實行排斥本省人進入政權的獨裁統治，才逐步形成的。「省籍矛盾」如此，「分離意識」、「台獨意識」也是如此，他們都不是「二二八事件」所固有的意識。

王曉波教授在《二二八真相》2002年版的序言中說：「二十年前，推動解決『二二八』的歷史問題，是為了從本質上去消弭『省籍衝突』的表相。現在『二二八』平反了，但不意『省籍衝突』益烈，甚至於『二二八』變成了新『省籍衝突』的幫兇。是耶？非耶？」王曉波沒有說出答案，只是說「歷史的還是必須回到歷史」。在《海峽評論》2004年2月號第63頁王曉波又說：「歷史可以被竄改，可以被扭曲，但只要史料在，史料自己會說話的。」筆者認為，台灣的「二二八」研究是在1990年台灣廢除刑法一百條「宣傳台獨」非法的條文之後形成高潮的。從表面上看，刑法一百條廢除後，在台灣只要不使用暴力，宣傳「台獨」和「共產主義」皆合法。但國民黨統治多年的反共教育根深柢固，李登輝又一直「抹黑」大陸，因而在反共情緒下，對「二二八事件」不是共產黨策劃和領導這一點上，能形成共識，但言外之意，若真是共產黨領導和發動的奪權革命，也就理應鎮壓，「鎮壓有理」了。由於在廢除刑法一百條後，一方面「台獨」合法化了，但大陸因長期被妖魔化，在台灣社會形成的負面印象並沒有消除。在這種大環境下，為不使台灣被已經妖魔化的大陸所統一，「台獨」就成為能抵制統一的一種武器被大量使用。1990年後，海外「台獨」人士返台加入民進黨，民進黨成為披著民主外衣，推進「台獨」的合法的政治力量。李登輝和司馬遼太郎的談話，講「國民黨也是一種外來政權」這種宣傳，沒有遭到國民黨的堅決抵制和徹底批判，在這樣的背景下，「二二八」事件是「外省人欺負本省人」，國民黨政權是「大陸人統治台灣人」的宣傳，在社會上廣為蔓延。「二二八」平反，「二二八」成為和平日，以及為「二二八」死難者的立碑、補償，是台灣人民、有正義感的學者多年推動，多年奮鬥的成果，符合民心。但不能否認的是「台獨」分子是在「外來政權統治鎮壓台灣人」，「大陸人鎮壓台灣人」、「外省人欺負本省人」、「中國人鎮壓台灣人」的心態、立場上，來推動對「二二八事件」的「立碑」和平反的。因此在李登輝主政，「台獨」勢力惡性膨脹的大環境下，「二二八」的平反，怎麼能使「省籍衝突」消失呢？只要「台獨」勢力在台灣橫行，「台獨」分子利用「二二八」悲情製造省籍衝突的惡行就很難終止。

「省籍衝突」沒有因「二二八」平反而消失的第二個原因，是台灣惡質的選舉文化。因為以閩南人為主構成的所謂「本省人」，在台灣是人口的絕對多數，只要把「二二八」事件說成是「中國人欺負台灣人」、「外省人鎮壓本省人」，把閩南人中的多數蒙騙住，就可以獲得多數票而勝選。這就是不斷炒作省籍衝突、族群衝突，而使「省籍衝突」一直陰魂不散的又一個原因。由於對台灣正直善良的人民來說，為過好日子，就必須團結一致搞建設，要建設就要維護兩岸和平，避免因「台獨」而引起兩岸的戰火，因而絕大多數的台灣人民，對製造族群衝突和省籍衝突是反對的。於是李登輝在2004年選戰中，為助陳水扁勝選，在「二二八手牽手護台灣」的造勢活動中，也不得不喊出什麼要「族群團結」的口號。但只要稍加觀察，2004年「二二八」手牽手護台灣的活動，首先在基隆港東岸的碼頭上，以陳水扁的講話作為開始。「台獨」立場的《自由時報》在「二二八」這天寫道，陳水扁所以選擇在基隆港東岸碼頭，作為全天造勢活動的開始，是為了表示「在當年鎮壓部隊登陸地宣誓，拒絕中國再次登陸。」因此，只要「台獨」勢力在台灣橫行一天，「台獨」分子製造省籍衝突、族群衝突的惡行就一日不會停止，不過會改變手法，今後要在「族群團結」的外衣下，繼續在選戰中行分化族群，製造新的省籍衝突之實罷了。

台灣學者對「二二八」研究的成果是巨大的，不僅在學術上還歷史以本來面目，搞清了「二二八」的真相，而且也推動、促進了符合台灣人民心願的「二二八」平反。但「史料自己會說話」的前提是要有人看「史料」，在台灣很多人，因各種原因很少讀這些「史料」，甚至連報紙都很少看的現實條件下，除了在學術戰線、文化戰線上，以學者的良知繼續進行「求真」的研究以外，對「急獨」的鐵桿分子，畢竟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只有「台獨」的勢力在台灣失去了市場，台灣人民才能實現大團結，兩岸的人民才能最終走到一起。

註釋－－

〔1〕參見才家瑞：《台灣二二八事件50週年祭》，《台灣研究》1997年第1期。
〔2〕台灣「總統府」檔案《戰亂時期重要文件分案輯編》第38冊《台灣「二二八」事件「（上）》第46頁。
〔3〕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台灣省二二八事件記事》第10頁。
〔4〕李敖《二二八研究》第三版，「真相叢書」第36集，台北：李敖出版社1989年2月，第9-14頁。
〔5〕賴澤涵總主筆《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出版,第415-426頁。
〔6〕唐賢龍：《台灣事變內幕記》,又名《台灣事變面面觀》,中國新聞社南京大中國出版社1947年6月出版。
〔7〕汪慕云：《為台灣人說話——歷史的大悲劇》，上海三五記者聯誼會1948年出版。
〔8〕王曉波編：《二二八真相》，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2年再版，序言第3頁。
〔9〕王芸生：《台灣史話》，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55年。
〔10〕李維甫：《台灣人民革命鬥爭簡史》，廣州：華南人民出版社，1955年。
〔11〕鄧孔昭編：《「二二八」起義資料集》，廈門大學台灣研究所1981年版。
〔12〕丘念台：《嶺海微飆》，台北，中華日報社1962年版，1981年版改名為《我的奮鬥史》。
〔13〕葉榮鍾編：《林獻堂先生紀念集》，台中：林獻堂先生紀念委員會編印，1960年。
〔14〕楊金虎：《七十回憶》，無出版時間地點，約1967年印刷，1989年1月由張炎憲、李筱峰編入《二二八事件回憶集》中，台北：稻鄉出版社出版。
〔15〕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台北：三民書局1978年出版。
〔16〕吳新榮：《震瀛回憶錄》，滄琅山房1977年3月發行。
〔17〕見台灣《海峽評論》2004年2月第158期。
〔18〕〔19〕〔21〕〔22〕〔28〕〔32〕〔33〕陳芳明編《二二八事件學術論文集》第16頁、第194頁、第127頁、第159頁、第58-60頁、第112-113頁、第113-114頁。
〔20〕王曉波：《歷史的瞎子——略評謝裡法的新皇民觀》，台灣《中華雜誌》，1987年總第283期。
〔23〕鄧孔昭：《試論台灣二二八事件中的民主與地方自治要求》，《台灣研究集刊》1987年第2期。
〔24〕《真相叢書》序號分別是36、37、38集。
〔25〕李敖：《二二八研究續集》，《真相叢書》序號第37集，第433-435頁。
〔26〕王曉波：《二二八真相》序言，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2年版第5頁。
〔27〕李敖：《二二八研究續集》第275頁，227頁；《二二八事件文獻輯錄》第220頁。
〔29〕何徇訪問楊逵錄音記錄,原載《台灣與世界》1985年5月第21期,謝聰敏引自陳芳明編《楊逵的文學生涯》,台灣出版社1986年版，第197頁。
〔30〕見吳克泰在紐約舉行的二二八事件40週年紀念討論會的發言「紀念台灣人民二二八起義40週年。
〔31〕《台灣與世界》1987年3月號，第14-1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