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日本新軍國主義者對台灣的陰謀

1999年5月（即在日本眾議院通過《周邊三法案》之後不到一個月之內與李登輝宣佈「兩國論」之前約二個月），中嶋嶺雄在台北的一項研討會中，大放厥詞，極力主張台灣、美國、日本聯合成一條防線，以阻止中國的擴張。當時日本國會既然已通過了《周邊三法案》，他的這番說詞無異透露了他在敦促李登輝應迅速參與美日之間的新聯合，也無異在唆使美國與中國之全面對抗，以為日本重返台灣並重新崛起於東亞的霸權鋪路。因此，引起台北學術界洞察中日大局者出而對他痛罵之，並嚴重警告之，如「日本右派之想重新參與韓國與台灣的軍事事務，如中島之所云，日本當極有可能重蹈1930年代德國第二度趨向大覆亡的覆轍」〔註34〕。

此外，許多研究台灣問題的日本學者雖然不一定是新軍國主義者，但經常有意識與無意識地支持台獨或與李登輝有著千絲萬縷的不同層次的關係，因而無法維持學術研究之判斷中立與追求真實的基本立場。如歷史學者曾任日本駐泰國大使的岡崎久彥，著有《岡崎久彥特集》，其書中在論及台灣時，即認為「台灣作為中華化外之地，有其固有的民族主義，而這個民族主義毋寧是與獨立意向相結合的；又說「台灣系與大陸中心文化相隔絕的島國，……與美國有相似的環境」，亦即鼓勵台灣獨立於中國之外，如同美國獨立於英國之外一樣。因此，岡崎久彥受到李登輝的激賞，不只於1995年5月10月將其上述《特集》一書列為台灣青少年百傑的課外必讀物，還邀請他到某台灣政府機關作專題演講，令有關的全體職員都來聽講（岡崎也曾大力鼓吹日本戰後的民族主義，曾於1992年撰文宣稱「日本再過10年，將成為世界超級強國，……至少在亞洲太平洋地區，可能處於類似大英帝國鼎盛時期那樣的地位」。但他的預言並未實現，反而一九九一年後日本泡沬經濟的危機，連其經濟超強的地位，至今也一落千丈了〔註35〕。

1998年5月在日本東京成立的日本台灣學會，系以對台灣進行學術研究與交流為目的，標榜不涉及當前政治，發起者除東京大學教授若林正夫、籐井省三、關西大學教授石田浩、大橋英夫等31人外，創會會員有145人（現在會員已增至300多人），多數是執教於日本各公私立大學的日本學者，多位台灣學者如台灣大學副教授吳密察、台灣藝術學院（大學）教授陳其南等也受邀參加。該學會於成立之初，即選出若林正夫為第一任會長，在立會主旨中指出，從地理上、民族上及歷史上來看，台灣在學域領域上已具備適合成為「區域研究」的性格，不宜再定位於中國研究的下層領域，顯示已具有一定的獨有性。因此，該學會的成立雖說是將與「中國研究」相輔相成，但多少有些傾向於台獨的敏感性〔註36〕。

在若林正夫主持下，日本台灣學會所進行的學術研究，相當順利而良好，除於1999年5月即出版了《日本台灣學會報》創刊號之外（現已出版至第5號，每年一冊），也發行了定期出版的《日本台灣學會ニュースレター》（《學會通訊》）(約5個月至10個月一期)並致力編纂《戰後日本台灣研究文獻目錄》（由北海道大學助教授川島真主持），建立電腦聯線溝通，也經常定期在日本與台灣舉辦小型的研究會、演講會、讀書會等〔註37〕。若林正夫畢業於東京大學，1972年獲碩士(修士)學位，1985年獲社會學博士學位；其代表性著作有《台灣抗日運動史研究》（研文出版1983，為若林的博士論文）、《蔣經國與李登輝》（巖波書店，1997）等，所下功力甚深，而且也相當忠實客觀〔註38〕。例如他在《蔣經國與李登輝》一書中，即認為「現在的李登輝愈來愈像日本的天皇，變成是不會犯錯的人。出了任何事情，都是這個人、那個人的錯，反而不會是他的錯」〔註39〕。

惟日本台灣學會會員的來源與會員研究的範圍，也相當龐雜，該學會雖說是與當前政治無關，但它的核心會員中不只有著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的松田康博（他研究中台美之間的軍事關係與台灣情治單位的歷史與現狀諸問題──他的中文中語造詣極佳，並且顯然可能與日本在台的情治體系有關）；該學會的一些學術研究會也有日本官方駐台灣機構的交流協會的「日台交流センター」（日台交流中心）的人員參加，有著相當地學術與政治不分的情況〔註40〕。1998年3月19日至21日,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與美國Iowa州立大學人類系合辦《中國文化面貌新探國際研討會》，日本台灣學會創會會員沼崎一郎（東北大學教授）在會中宣讀論文，題目為“The 'Real Community' Under 'Imagined' States: The Social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Taiwan Consciousness' in Contemporary Taiwan”（《想像中國家之真實社區：當代台灣的社會經濟變革與其「新台灣意識」的興起》）；文中除分節討論「真實社會的構造」、「真實社區的正面實現與『新台灣意識』的興起」與「從『現像中國家』到現實的政治社會：『新台灣意識』的政治意識」等問題之外，他在上述最後一節中說，「新台灣意識」就是要將「想像中國家」量身製造為合乎未來台灣島上獨立的「真正社會」的──他實際在公然挑撥與鼓吹台獨〔註41〕。這是有違他的學者身份的。當為參加該研討會的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李恩涵所駁斥，認為他之認定未來台獨的自然趨勢是毫無道理的，因為「新台灣意識」作為一種思想意識自有各項不同的可能趨向，並非如他所論的具有「必然性」。李氏並提醒他，他是一位日本籍學者，在台北以外國籍學者身份而談論台灣政治上的敏感問題，實已違反了國際法中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原則了。李氏並在正式發言之後，向沼崎一郎遞出一張用英文寫成的「字條」：「我可不可以在日本北海道札幌（的學術討論會上）公開主張（北海道）愛奴民族獨立運動？中國也可以強力支持琉球獨立運動」〔註42〕。這就是對沼崎一郎非學術性武斷式的討論的一項糾正。

不過，從我們現所見到的日本台灣學會在日本與台灣所召開的各項年會、研究會與演講會的資料看來，至目前為止，該學會在若林正夫與第二任會長石田浩的領導下尚能謹守學術研究的分際的〔註43〕。總之，台灣是中國人的台灣，他國人包括日本的學者當然可以對其作種種客觀性的研究，但如果將特定的政治意識與學術研究糾纏在一起，卻是我們所堅決反對的。我們當對此保持高度的警惕。

〔註34〕李海漢，《中嶋嶺雄的謬說可以休矣》，見《海峽評論》，1999年7月，頁20。
〔註35〕馮滬祥，前書，書前影印件（無頁次）；寧海《野心與密謀》，頁322。
〔註36〕《聯合報》（台北），1998年5月31日；《中國時報》（台北），1998年4月6日。
〔註37〕參閱http://www.socnii.ac.jp/jats/gakkaiho/gakkaiho.htm
〔註38〕同上注。
〔註39〕馮滬祥，前書，頁86。
〔註40〕同註37。
〔註41〕見《中國文化面貌新探國際研討會》沼崎一郎的論文（英文）。
〔註42〕見李恩涵就上述沼崎一郎之論文的札記。
〔註43〕參閱：http://www.soc.nii.ac.jp/jats/newsletters與其他相關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