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參拜靖國神社風波，談日本與台灣主體性的迷思

後殖民理論（The Postcolonial Theory）是1970年代，由前歐洲殖民地的一批學者所發展出來的一套從政治、社會、文化、經濟、知識等各層面分析中，檢視殖民地與殖民母國之間的互動及影響。從而探討獨立後新興國家的主體性，尤其重要的是一些曾經在歐、美受高等教育，擠身學術文化界高級菁英的第三世界學者，他們希望自身歸屬及價值觀，能藉由他們所鋪陳架構的後殖民理論達成一個目的，那就是：「我是誰」。

後殖民理論著名的學者如法農（Frantz Fanon）的著作《黑皮膚白面具》（Black Skin, White Masks）對殖民地的土著不得不以殖民者的語言及文化來樹立自己的身份，從一開始便形成內在的分歧與合成現象，有深入及系統的分析。薩伊德（Edward Said）的《東方主義》則強調所謂西方人眼中的東方，其實是被虛構出來而非實際的東方本質。《東方主義》的急切目標是要暴露，在西方以物質與政治使非西方世界屈從的漫長過程歷史裡，西方知識系統與再現系統涉入其中的程度。綜究而論，西方所有有關東方的論述都被那股支配東方領土與民族的意志所決定。薩伊德認為，殖民領域裡的知識追求不可能是「非關利害」的。第一，因為這種追求是建立在一個不平等的文化關係上，第二，因為這種知識，無論是關於被殖民者的語言、風俗或宗教的知識，一貫都被拿去為殖民行政服務。

藉由薩伊德的分析，我們不難理解台灣從李登輝到杜正勝之流的同心圓史觀，其最核心的價值就是皇民史觀，其次才是虛有其表的台灣主體性建立，充分反應當年日本殖民台灣的皇民化教育之卓越，以及這批帝國的特工們成功複製皇民的新世代，而其最好的論證，就是此次台聯參拜靖國神社及其後教育部長發言表達支援所引發的連串風波。相對於歐美學術界研究後殖民理論的熱潮（Bart Moore-Gilbert. 2004），台灣學界針對日本殖民台灣所帶來民族認同的混淆及嚮往軍國主義價值觀的皇民階級有深入研究的學者，首推已過世的戴國輝教授，近年則有徐宗懋先生等，至於黃春明先生在完成大作《莎喲娜啦再見》之後，痛心的指責台灣中大和魂之毒太深了。但就台灣普遍學界研究領域而言，台灣在後殖民理論的研究上不但不足，且被藍綠政治色彩所分割、支配，其所造成的最直接影響，就是基本道德及正確史實的淪喪，其中最顯著的例子就是2005年4月4日，台聯黨主席蘇進強和多名成員，前往位於東京千代田區的靖國神社參拜，成為首位參拜靖國神社的台灣政黨黨魁。蘇進強說他是以台灣人及台灣本土政黨的立場，對二次大戰期間被日軍徵召陣亡而被奉祀在神社內約兩萬八千名台灣英靈及為國犧牲的日本人表示敬意。

蘇進強談話在台灣引發藍綠（台聯除外）和各界一片撻伐，主要關鍵在於靖國神社內供奉日本在二戰結束後，經由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所判決的「A級戰犯」問題，蘇進強認為，「勝者為王，敗者為寇」並非正確的史觀而是勝利者的傲慢。他指出，事實上，戰敗國的犧牲者往往比勝利者更值得肯定。勝利者眼中的「A級戰犯」，卻可能是戰敗國國民眼中的「A級英雄」。不論A級、B級、C級，對日本國民而言都是英雄，我們都應尊重日本國民的感受（《中國時報》民94.4.5.A1版）。此番談話在台灣內部引發政壇上不分藍綠（台聯除外）一片撻伐，民進黨立委王世堅批評這是「認賊作父」，林濁水也批評台聯此舉將使台灣在二戰期間，被同樣遭受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的東南亞國家恥笑及鄙視。筆者的研究助理，則譏諷這簡直好比猶太人祭拜希特勒般荒謬。

日本靖國神社成立於1869年（明治二年），原名「東京招魂社」，是為了替明治維新內戰時代為新政府犧牲的官兵「招魂」，根據靖國神社資料顯示，為日本政府犧牲的日人，還包括日本殖民外拓期間派軍隊鎮壓台灣（例如牡丹社事件、及其後日本佔領台灣五十年間遭反抗軍殺害者）及二戰期間發動侵略戰爭死亡的日軍。因此，靖國神社供奉的大多數日軍亡靈，都是因明治維新後，加入歐洲新帝國主義所發動的外拓及侵略戰爭而死亡者，這種背景再加上神社奉祀A級戰犯問題，使靖國神社蒙上一層不道德也不名譽的色彩。

目前亞洲各國（尤其大陸與韓國）對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最反對的部分，就是其中也奉祀在戰後被包括東京、南京及亞洲各地軍事法庭判處死刑的「A級（甲級）戰犯」，認為這些戰犯是罪惡重大者，不應被日本領導者祭拜，要求分祀或是停止參拜。而日本A級戰犯被合祀於靖國神社也有一段秘辛，1948年東條英機等被處以絞刑後，有一個秘密團體在戰犯辯護律師協助下，把七個戰犯骨灰盒偷弄出來，以「殉國七士」葬在愛知縣幡豆郡的三根山，並與靖國神社的領導機關密謀合祭二戰戰犯，決定算過了佛教所說「三十三次忌日」之後，再行合祭。從1945年算，1978年正好是33年，於是在當年，首先將兩千餘名B、C級戰犯的靈位迎入靖國神社，再於10月17日秋祭時，正式將東條英機等十四名甲級戰犯的靈位以「昭和殉國者」的名義送入了靖國神社，而後鈴木善幸首相，連續三年，雖以私人身份，卻帶領全體閣員去靖國神社參拜。從此之後就引發許多爭議，原本日本天皇也會到靖國神社參拜，但自從合祭A級戰犯後，為避免爭議，日本天皇已不再參拜此處。而從鈴木首相以降，祇有首相村山富市努力通過「非戰決議」，而於1995年8月15日為日本第二次大戰之作為道歉，受到國際肯定。兩千年8月6日，日相森喜朗參加廣島原報紀念會，並表明不再參拜靖國神社。小泉純一郎上台後，大演兩手策略，2001年8月13日參拜靖國神社，15日承認日本是第二次大戰的加害者，他是第一位表明對亞洲各國帶來痛苦的首相，但他的支援率立刻下降15%。因此，小泉又分別於2002年到2004年，連續三次參拜靖國神社，並於2004年8月15日參拜靖國神社之後，宣佈日本自衛隊是在伊拉克實際參戰，且將於五年內廢除憲法第九條永不建軍、參戰的規定。而今年是日本戰敗六十週年，有希望進入聯合國安理會，全世界都在注意小泉今年會以什麼方式參拜靖國神社，因為日本首相參拜方式，已被認為是日本軍國主義的指標。日本在二戰之後，國民對二戰帶給亞洲人民的苦難始終沒有形成一股深沉的反省性格，從首相參拜到教科書扭曲日本侵略歷史，正反映日本這個國家欠缺靈魂救贖的集體性格，相較於日耳曼民族對二次大戰懺悔，從國家元首至今仍不時到猶太墓碑前下跪，以及在公共論壇討論有關納粹種種暴行，仍然天天在電視上播放，並在各地建造、追悼納粹受害者紀念碑，長期賠償猶太受害者和被迫的猶太勞工，歸還戰前搜括的戰利品，最重要的，在歷史教材裡，記下並強調：這段歷史永遠不該再重複發生。對照來看，大和民族其實自身也正是後殖民理論中所論述的陷入欠缺主體性思考的迷思（Myth），因為，二戰結束後六十年來，日本從來沒有正視過自己的過去。

究其原因，日本在19世紀明治維新後，福澤諭吉倡導「脫亞入歐」論，政府與民間從政治制度到生活習俗無不盡力模仿歐洲，最後也加入「新帝國主義俱樂部」，終於導致二戰的發生。戰後，因為美國需要，拉攏日本圍堵蘇聯的政策考量，由麥克阿瑟一手操控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IMTFE，下文簡稱東京審判），與德國的紐倫堡法庭有相當程度的不同，例如紐倫堡審判有判決缺席（德戰犯Bomann未能逮捕歸案，但法庭以缺席審判，判處其絞刑，此人下落迄今不明），而在東京審判中，被告都是在東京被羈押的戰犯，而且親自到庭受審。另一個不同之處在於紐倫堡起訴書控告22名德國A級戰犯之外，尚要求法庭在審訓過程中，審查若干重要的納粹組織或機關，法庭並宣佈其為「犯罪組織」。但東京審判中完全沒有這種情形發生，東京審判的起訴書中，所控告的純粹是被告個人，並未控告他們所主持或參加的團體或組織，而法庭也祇是判定被告的罪責，無權宣佈任何團體或組織為「犯罪團體」（梅汝璈，1988年）。以下茲將東京審判中，判處A級戰犯的名單、罪行、科刑等列表供參考。

東京審判是紐倫堡審判之外的另一個重要審判，對象是日本A級戰犯；但因為整個軍事審判由美國所操控，基於美蘇冷戰及國際情勢變化的考量，沒有追究日本天皇的戰爭責任，為了接收人體試驗資料，竟然也免除了細菌戰戰犯的罪責，導致東京審判在飽受各界爭議及批評的情況下落幕。美國排除天皇為戰犯這樣的行為，被公認是美國學界研究日本近代史泰斗的麻省理工學院歷史學教授約翰．陶爾（John Dower）分析，這對日本民主政治及國民心理健康都是一大打擊，同時也剝奪了日本人民本諸良心，公開辯論戰爭責任的機會。現任教於東京一橋大學的赫伯特．畢克斯（Herbert P. Bix）也指出，裕仁不認錯，日本人民怎麼會認錯。陶爾進而分析，在東京大審期間，麥帥總部下令任何人不得對外界透露有關731細菌部隊和慰安婦的實情。因此陶爾及畢克斯都一致強調，由於美國的縱容和曲意維護，導致日本戰後在政治、文化與心理上的不健全，產生一種祇會掩飾錯誤，卻不敢面對錯誤的心理。換言之，日本在19與20世紀分別受到歐美文化及政治介入影響下，民族主體性在「脫亞入歐」論的魔咒之下，始終無法拋開「黃皮膚，白面具」的悲哀，更因為東京審判將戰爭責任祇涵蓋到戰犯個人，解除了軍國主義加諸於大和民族的原罪枷鎖及靈魂救贖的迫切性。因此，也是日本這國家始終無法得到國際社會尊敬及肯定的重要原因。

在這一次台聯主席參拜靖國神社所引發的爭議中，其實正反映出台灣在戰後成長的新皇民階級，繼承老皇民世代的軍國主義史觀和缺乏反省的心態，並且與日本新軍國主義世代隔海倡合。以作者個人的立場而言，悼念台籍日本兵的舉動並無不妥，他們其中大部分是在不情願及被迫下，離鄉背井而客死異域，我個人的姻親家族就有兩位長輩在1945年被徵召至南洋作戰，至今論及得以生還之情，皆令我動容不已；但是前往合祭日本二戰A級戰犯的靖國神社參拜，則是錯誤的舉動，更何況在台灣新竹縣北埔鄉濟化宮早於1982年，就由當時濟化宮董事長詹清河赴日交涉和辦祭禮，迎回三萬多名二戰時戰死的台籍日本兵亡靈，其中李登輝胞兄岩里武則（李登欽）的牌位也在其中，這點甚至是教育部長杜正勝都有所不知，才會在立院答覆立委質詢時，合理化台聯參拜靖國神社的舉動（另在台中寶覺寺也有奉祀台籍兵亡靈）。

至於在二戰期間的台籍兵之中，也有26位被列為戰犯而處以死刑，在已公佈的名單中有董長雄、鍾有吉、黃來金、林石藏、彭錦良等人，供奉在日本靖國神社之中。審判他們的有英國、澳洲、美國、中國等軍事法庭，處死的地點則有南洋、大陸、台北等，惟多數被處死者的地址、資料，至今仍查不出來（《自由時報》，民93年10月28日，第20版）。至於他們的犯行有部分是因為槍殺俘虜，而遭盟軍國際審判庭處死，當時倖存的台籍戰犯柯景星、周慶豐則是被派往北婆羅洲的古晉當盟軍俘虜營的監視員，因為掌摑以及槍殺俘虜，分別被澳洲國際審判庭判處15年及10年有期徒刑（《自由時報》，民93年11月16日）。

台籍日本兵的補償問題，1987年9月，日本政府依據立法於國會通過「關於台籍日本兵軍屬的戰死者遺族及重傷者與遺族的弔慰金支付法案」。迄1991年底，核定約2萬8千人，每人家屬一律接受弔慰金200萬日圓的支付；但是，這只不過是弔慰金而非正式的補償。相對的是，日本人遺族每月則可領日本政府發放的30萬日圓補償，換言之，一年就有360萬日圓補償（《聯合報》，民94年4月10日，A10版）。弔慰金與補償金在法律上的地位亦有所不同，補償金的前提是人民因為國家行為而產生損害，而由國家就其損害的範圍內，以填補損害為原則，給予金錢補償為主，回復原狀為副的行為。因此台籍兵的悲哀不論在發放金額總數，法律上認定等，都同樣受到日本政府的歧視，尤有甚者，台灣慰安婦求償更遭日本法院駁回。而這些人道及社會正義等問題，才是台灣政府及民間所該正視並持續聲討交涉的方向才對，而不是任由極少數皇民來踐踏多數追求正義、公理的台灣人尊嚴。

日本這個國家在二戰的慘痛教訓之中並沒有獲得深刻的省思，整個民族活在一個由美國所虛構的免除天皇及軍國主義罪行的無罪情境中，在歷史教學中，藉由扭曲、淡化或刻意刪除內容等，使戰後的日本新世代便無從面對歷史，學習其中珍貴的教訓、反省和價值觀的重建。而台灣一小群在戰後出生的新皇民世代，也竟然隔海繼承日本這種喪失民族主體性的價值觀，而形成「台灣皮膚，日本面具」的荒謬，而這種主體性的喪失，就是今天台灣所有政治亂源、公民道德與倫理價值淪喪的根本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