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承諾反獨、就允許和平拒統

雖然《反分裂國家法》首度將非和平手段列入法律規範，但非和平手段是江澤民宣佈八項主張時，就已經明確提到：「……解決台灣問題無非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和平的方式，一種是非和平的方式。用什麼方式解決台灣問題，完全是中國的內政，決不允許外國干涉……」。過去，北京不承諾放棄以武力解決統一問題的說法，是在回應外界提問時的被動說辭，顯然因為武力兩字過於強硬，外界觀感普遍不佳，而決定在之後改採所謂非和平手段作為體現統一決心的表述方式。

《反分裂國家法》的通過，因而完全不能視為是北京對台政策的重大變化，或說是對台武力威脅之增加。但是這並不表示《反分裂國家法》將非和平手段的法條化沒有意義，其意義固然不在於非和平選項的重申，但以法律方式重申，而且是在近年高層密集重申之後為之，這些密集的重申在最近一年頗為頻繁──包括十六大的三個可以談，五一七聲明，政協主席賈慶林在江澤民講話十週年的發言，胡錦濤的四點意見──顯示對非和平手段有更深刻的仰賴。這就像對台其他友好政策的重申是一樣的，並非在概念上有何不同，而是在情感上更為集中地觀注，在行動上更為緊迫地籌備。《反分裂國家法》引起高度關注，就在於其所體現的行動感，這是北京在一九九六年之後不斷進行軍事準備與多次大練兵的基礎上，重申的一個主張。

不過，這樣的行動感之所以格外強烈，也是因為相對於台北方面推動台灣獨立運動的行動能量高漲之下的對比所致。台北高層去中國化與文化台獨的步調加速，雖然陳水扁一再重申，他主張台灣已經獨立，所以邏輯上台北政壇發生的所有事情，只能解釋成是在維護現狀，而不是邁向台獨，所以北京對於文化台獨進程加速的認識是錯誤的，可是正因為北京不承認台灣已經獨立，所以文化台獨與法理台獨的進程，使得北京在防止台獨方面的成效顯得尤其微弱，招致台灣普遍一種北京是紙老虎的印象。文化台獨看似揭露的紙老虎印象，與《反分裂國家法》所奠基的加速軍事準備形成嚴肅對比，益加使《反分裂國家法》看上去在改變現狀。簡言之，台北各界批評《反分裂國家法》破壞現狀，是基於該法對現狀的認知，距離愈來愈獨的台灣愈來愈遠，也與中共紙老虎形像有所差距所致。

另外一個讓台北對《反分裂國家法》不安的重要原因，是《反分裂國家法》發生的時空環境，適逢台美關係齟齬的階段，所以台北方面對自己能否獲得華府的支援不能確定，心虛之下，《反分裂國家法》的制定可以說是趁虛而入。此何以台北非常在意是否華府高層對北京的反應，一直期待華府斥責北京，儘管得不到這樣的訊息，仍不斷地自我安慰，向民眾宣傳說布希政府對北京的不滿，不滿的程度猶如當年對台北不顧華府勸阻執意推動和平公投。這樣的宣傳當然是自我安慰的，畢竟華府在世界各地用兵冠於全球，甚至每次台北都還全力投入支援，如何可能不搬石頭砸自己腳，而敢於從原則上去批判非和平手段？

當然，行動感也體現在一些特殊的表達方式與議題立場的轉移。表達方式的轉變，主要是針對台灣人追求對等的要求，於是北京就想法改變對兩岸之間關係的提法。報導最多的是二○○一年秋由錢其琛提的，「大陸與台灣同屬一個中國」，取代過去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比較少報導的，是賈慶林說的，「……兩岸同胞理應平等相待。我們願與台灣同胞一道，努力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實現互利雙贏……」。同樣少報導的是，是胡錦濤對台灣同胞的期盼，比過去說的所謂「寄希望於台灣人民」更進一步，成為「……『台獨』分裂勢力越是想把台灣同胞同我們分割開來，我們就越是要更緊密地團結台灣同胞。無論在什麼情況下，我們都尊重他們、信賴他們、依靠他們……」。

這些報導與台灣各界對自己在兩岸關係中的認識差異太大，台灣各界假定北京對台灣主要是打壓，若非打壓，就是糖衣毒藥的統戰手段，因此對於這一些在情感上回應台灣對等尊嚴要求的轉變，缺乏敏感度，甚至害怕看到。若台灣有人加以報導分析，將牴觸台灣主流論述對台灣自己地位的看法，變成是美化北京對台的意圖，從而可能遭致難以逆料的道德制裁。於是，這些示好的新表述，就只能是包著毒藥的糖衣，不宜深究。

政策議題上一向眾所忽視的變化，就是對兩岸軍事互信機制的態度。過去，因為軍事互信機制向來屬於兩個主權國家之間的安排，鮮有像比如瀋陽與上海同屬一國兩地之間，有建立軍事互信機制之必要，故北京對軍事互信機制的冷淡，說明了北京在主權含意上的敏感度。由於北京在主權問題上絕不讓步，可以預期軍事互信機制只能是台北片面主張，即使可以藉由北京的拒絕來影射北京的窮兵黷武，諒北京也仍會不為所動。不料，五一七聲明明確地表示可以談軍事互信機制，胡四點再度確認軍事機制。

其實，從江八點提的「結束敵對狀態」就隱含了軍事互信機制，十六大時江澤民提出「三個可以談」，又再度透過結束敵對狀態的主張間接回應軍事互信機制。後來認識到台北高層拒絕在國共內戰的框架下對話，終於在五一七聲明中，具體表態接受軍事互信機製作為議題，且其前提雖是一個中國原則，但在賈慶林的講話中卻承認，「兩岸迄今尚未統一」，胡錦濤的四點主張談話中對此加以重申，這豈不表示，北京同意未統一之前的台灣，在完成統一之前，可以獲得北京不用軍事解決的保證，唯一前提是承諾不推動台獨？簡言之，只要承諾反獨，就允許和平拒統。

這樣一個重大的政策轉變，對於台北應該頗具意義，因為台北一向辯稱，接受一個中國就是投降，或等於被併吞，或淪為地方政府，現在一個中國的立場，竟然夾帶了本來主要是在主權國家之間才會出現的軍事互信機制，這不是在回應台北被併吞的恐懼嗎？如果兩岸之間能有軍事互信機制，則尚未統一的台灣的地位，不可能等同於大陸任何其他的省市，也就絕不會是台北心目中那種地方政府。至於會是什麼呢？三個可以談的提法出爐之後，北京正式的態度就是，可以由雙方平等協商，亦即在協商前不預設談判雙方地位之高地，而談判之結局必須確認台灣人與大陸人地位平等。其原則是有利於台海和平，其前提是台北不推動台獨。換言之，軍事互信機制的商談，其時機與實施可以是在統一完成之前，則對台灣而言，統一的過程得以保證不會被併吞，不會有戰爭。這樣的立場轉變，不可謂不大，台北方面只能視之為是一種欺騙，否則不能自圓其說。

台北只要說，北京是欺騙的，則北京一切巧思都成為陰謀。對北京而言，這是很無奈的事，因為北京雖然說要寄希望於台灣人民，但是台灣人民普遍不瞭解大陸上的情勢，也不瞭解北京官方的對台政策。所有北京可以仰賴的宣傳管道，在台灣都被切斷。比如中央第四台無法在台播放，親北京的香港鳳凰台亞也無法在台播出。其結果，北京對台政策必須經由台灣的政府根據自己對台獨與對美國的政策議程、黨內外的派系鬥爭生態、自己內心中對大陸的刻板印象、與大陸之間的身份主張，以及媒體根據他們與政府的關係、各家媒體的政治立場、政府對他們採取事後直接或間接制裁的可能性及強度，層層詮釋，最後不管是北京出於什麼動機的退讓，或提出了什麼對等的政治保障，都不能有效傳達，都變成包藏禍心。這就是久而久之，北京對台政策日益認真考量軍事解決可能性的理由，而這樣的情緒一旦流露，剛好掉入台獨說北京藉武力打壓台灣的宣傳模式。

北京理解這樣的困境，但是尚無一套對策，才有賈慶林說「……瞭解台灣同胞特殊的遭遇，那是中國近代苦難歷史的一部分，每一個中國人都刻骨銘心……」，與胡錦濤說「……不管是什麼人、什麼政黨，也不管他們過去說過什麼、做過什麼，我們都願意同他們談發展兩岸關係、促進和平統一的問題……」。如此看似無比體會的心態不切實際，因為台灣人民與他們的政治領導並非那樣沒有私心。但胡錦濤的「尊重、仰賴、依靠」台灣人民，卻正是反映了一種現階段把台灣人民當磁娃娃，碰都不敢碰，動輒得咎的自我限制。

這樣的心態會持續多久，對於多變化的台灣社會能等待多久，涉及北京對自己的信心。信心弱，就愈不敢碰台灣人民，那就會怪罪到台北官方的操弄；信心強，就會有膽識攻堅，直接面對台灣人民可強可弱的台獨意識。一旦直接面對台獨意識的深層，北京勢將要開始對台獨的來龍去脈有更深刻的分析，提出更有效的治療，協助台獨面對過去的歷史，瞭解自己為什麼發展到這一步，從而對台灣與大陸的關係開始釋懷。

北京對台政策的最後一步不可能止於軍事解決，而必須是道德分析與治療，需要多少年走到這一步，不是事先可以預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