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二二八與台獨

二戰進行期間，美國遠東戰略小組於一九四二年提出一份備忘錄，主張戰後台灣應由「國際共管」。當時，美國三大著名雜誌《幸福》、《生活》、《時代》都曾為文鼓吹此一主張，即台灣戰後不應歸還中國。不過，此一主張和羅斯福總統對於戰後世界格局構想不同，羅斯福認為盡快打敗日本並使中國成為戰後美國在遠東的夥伴，應尊重中國對台澎領土的主張，因而有《開羅宣言》的發表。但是，台灣作為美國在遠東的戰略基地之設想，一直沒有從美國軍方腦海中消失過。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無條件投降，美國立即要求國府和中共組聯合政府，杜魯門還派馬歇爾到中國調處國共紛爭幾近一年，後以失敗告終。一九四七年始，國共內戰轉趨激烈，此時發生了二二八事件，由於冷戰開始，美國高舉反共大旗，自然不能不設想萬一中共獲勝，那台灣最好是掌握在美國手裡以圍堵共產集團的擴張。日本才剛投降不久，美國財政部就希望得到中國人在台灣的財政計劃情報，國務院給美國駐華使館的密電特別強調此事不能讓中國官員知道。同時，美國軍方也透過國務院要求駐華使館暗中探討在台灣駐紮海軍的可能性。這些都說明了在二二八發生前，美國已十分關住台灣情勢。

二戰結束，四十五萬日本人被遣返日本，代之以七萬外省人到台灣，整個台灣官僚體系立即陷入管理困境，加上受到戰爭洗禮的台灣經濟，以及陳儀政府不明民情的失當措施，使台灣社會陷入混亂失序狀態。例如在一九四六年間，台灣物價平均漲了一百倍，民怨積累，終激起民變。相對地，對岸也好不到那裡去，八年抗日已民窮財盡，國共又在大打內戰，中央政府根本無暇顧及台灣。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美國駐台北領事館於三月向國務院建議，由於台灣官民關係緊張，不如用聯合國名義進行干涉，並向中國政府保證，待出現一個負責任政府後，再行歸還中國。五月，台北領館又向國務院提出備忘錄，認為局勢如惡化下去，可能為共產黨所控制，因而對美國不利，為阻止此一形勢發生，台灣必須置於美國或聯合國監管之下。八月時，作為杜魯門特使的魏德邁將軍正在中國大陸訪問，特別轉到台灣進行瞭解，其在給杜魯門的報告裡說，台灣人多盼從日本統治枷鎖下解放而回到中國，但陳儀政府的腐敗造成了緊張情緒，現已有跡像顯示，台灣人民對美國監護或聯合國托管有可能接受。魏德邁的報告使美國軍方論點更受到鼓舞。

美國人鼓吹「台灣托管論」引起南京的注意，對華府進行交涉。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上海新民晚報》報導，美國駐華官員曾和台灣民意代表密談，表示美國願意協助促成台灣托管並脫離中國。同時，「美聯社」也報導，由美國人所領導的台灣分離運動不久將提出要求，舉行公民投票，決定台灣歸屬。於此背景之下，接替陳儀的台灣省主席魏道明發表聲明，強烈譴責分離台灣的企圖，中國堅決反對在對日和會上討論台灣問題，如果發生此種情況，中國人民將不惜為之流血鬥爭。隨後，美國駐台北領事館否認報紙的報導，並聲明美國不會介入台灣事務。

二二八無疑是一政治事件，但後代人卻要用「當代政治需要」和「意認形態信仰」來加以詮釋，以致有失真實和公平。例如美國遠東戰略小組成員之一的柯喬治，一向支持台獨運動，在其著作《被出賣的台灣》中，竟稱二十一師入台鎮壓，屠殺了十萬人，亦有人說二、三萬人或數萬人。實際是政府成立「二二八調查委員會」查明事件並賠償受難人士，卻祇有不到二千人。事實上，白色恐怖被殺的本省、外省同胞，是二二八的六倍之多，不少人將白色恐怖受難人士誤為是二二八受難人士。所以說，歷史不能僅憑口述，須有證據相互佐證，而故意誇大煽惑，那就令人不齒了。

客觀地說，二二八本身和台獨思想根本是兩件性質大不相同的事，只不過是在美蘇冷戰興起、大陸國共內戰、台灣吏治敗壞、戰後經濟蕭條、族群互信不足等種種因素之下，因緣際會地碰在一起，以致讓一些推動政治運動的人士找到藉口而加以演化運用，謀取特殊政治利益，造成事實混淆，人心懷恨，傷害內部凝聚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