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願人長久　千里共嬋娟

當龍應台女士在華文報紙發表致胡錦濤的公開信，引爆關於中國民主化問題論戰，台北藍綠陣營已因陳水扁「終統論」展開新的決戰，大陸對台機構也繃緊神經，急切地想知道「阿扁會踩紅線嗎？藍軍擋得住嗎？」筆者基於個人曾採訪兩岸辜汪會談，及在北大求學研究之經驗，對當前圍繞中國民主化及台灣台獨運動的走向與發展，提供一些個人淺見。

1991年11月，海峽兩會首度在北京舉行辜汪會談會前會談判，中共記協派出大批「記者」隨團「服務」台灣記者團，但當記協的人拚命對台灣記者誇言小小的台灣只有回歸祖國才有前途等等，台灣記者也忍不住回嘴建議大陸應學習台灣的經驗，兩邊說著說著竟在進城的遊覽車上大吵一架，險些大動干戈。相對於大陸的落後，當時不管同團的記者屬於那家媒體，大家心裡都明白：才一水之隔、吾人何幸得生於台灣。

辜汪會談在新加坡舉行，台灣媒體雖空前動員，但同一時間舉行四場會談，讓原本互不交流的兩岸記者因此合作起來，交換記者會筆記。會談落幕，一位記協人員悄悄留下一句：「其實我們很羨慕你們。」當時目送大陸記者離去，回想採訪過程大陸記者們省吃簡用，每天開會聽上級指揮，以及看著台灣記者傳真的文稿與隔日出刊報紙報導幾乎一字不差的驚訝表情，台灣記者對大陸媒體只有無限同情。

猶記得1995年8月，「全球第三波民主化的發展與鞏固國際研討會」在台北召開，當時國際知名學者如薩謬爾杭亭頓、勞伯道爾、福山等大師齊聚一堂，眾多國際學人都對台灣政、經發展成就備加推崇，公認足以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典範。隔年台灣完成總統直選，一些曾經與會的學人更盛讚台灣的成就，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黎安友即說：「台灣至此已逐漸完成民主化，再來的工作就是如何鞏固民主化，並且影響大陸，使它走上法制化。」

回顧多年來軌跡，台灣在兩岸角力過程中，是如此地意氣風發、掌握籌碼；萬萬沒想到，曾經台灣引以為傲的民主經驗與成就，在政黨輪替且進入本世紀後，竟還會出現備受爭議的大選、體制紊亂的政府與緊縮的新聞管制，甚至在228紀念碑落成十多年後，當權者竟還重開歷史棺木，重新撕開人民的傷痕。

也因此，當台灣的經濟早從亞洲四小龍龍頭變成龍尾，高層貪瀆弊案越打越多，龍應台女士因《冰點》停刊高聲對胡錦濤提出民主要求，北大卻有不少教授和學生們語帶不屑的反問：「要什麼樣的民主？台灣的嗎？」相對於過去大陸人面對台灣欠缺自信的表現，台灣這幾年給了他們太多負面教材。如果有人還要提什麼「台灣人的悲哀」，這種被大陸人反諷時心中的不甘與氣結，不正是當前台灣人最大的悲哀？

未到北大前，對中國的觀點仍是台灣式的或者更明白些是西方式的，在北大近四年的求學生活，逐漸理解了一些大陸人的想法。第一次和同學一齊擠在黑暗的體育會館中看「空軍一號」，北大人對片中的英雄哈里遜福特喝倒采；北大百年校慶時，校園洋溢著北大人要扛著中國復興大旗的狂熱；中國申奧成功時，學生們從海澱騎二小時自行車到天安門去，就為在廣場前大叫一聲。在曾經是六四烽火台的北大三角地，目睹了學生在同一地點追悼中共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事件的受害者，以及同寢室的日本留學生竟被使館人員通知，基於安全考量最好先回日本；當我和北大同學一齊遊行抗議、在未名湖畔一齊拿著酒瓶仰天長嘯，當我學會用大陸人的眼光看待中國事務時，突然體悟了迥異於過去的視野，剎那間也真正理解那位寫下紙條記協朋友心中的苦──相對於整個民族的貧窮與苦難，個人問題如同小溪流到了大海般一瞬間就被稀釋了，而且這種稀釋，帶著個人為顧全大局而必須作出犧牲的蒼涼與悲壯。

在龍應台女士公開信中很重要的價值認同或所謂的文明，歸根究柢還是中共體制的民主問題。但民主的標準是什麼？怎樣才算民主？這些問題不但曾在孫中山先生的腦海中翻轉煎熬，近代中國文人叫得出名號的大都和它沾上邊。清末民初掀起的西化論爭實際上到今天還在全球各地的華人社群中繼續著，從龍女士的文章也再度看到類似的身影。不論是新加坡、香港或台北，雖然家家都有本難念的經，但對中國民主問題，卻各有各的看法。可以說雖然同是華人，因彼此成長經驗及所處環境的差異，對中國的走向自然言人人殊。

一個積弱的中國不可能拒絕外來文化的衝擊！五、四運動帶來西化浪潮後，一波波中國留學生出洋取經，三民主義、共產主義都是外來的思想卻導引出中國截然不同的命運。然而我們卻不能忘了，近百年來中國人追求的首要目標一直是民族復興與強國富民；而不是抽像的人權或個人自由。不管是照抄西方三權制或共產體制，都是為許諾給人民一個富強而免受外侮的中國。

在西方文化中，民主或人權思想也是逐步前進的，但如果以民主、人權當成目的而國家統治成為手段，這明顯不是現在中國人民追求的方向。相反的，他們在鄧小平南巡談話「發展才是硬道理」的號召下，寧可接受新威權主義；相對於人權，在中國更強調發展權與經社權。相對於冰點的被禁，北大人更關心工資調整何時落實？學費何時調降？打結的交通何時通暢？在北大校園民主化議題不再受學生重視，也沒有方勵之似的「民主導師」能被學生接受，因為蘇聯的解體使他們相信，中國必須走自己的路。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也使這裡的讀書人認為，當前中國最不需要的就是政治運動，一場東南亞金融風暴更加深他們的危機感；國際間一再吹起的「中國威脅論」、中國駐南使館被炸、甚至美日安保條約的南擴、台獨分裂主義在台灣的發展，都替中共當局推遲政治改革找到強大的支撐。因而如果拿西方民主尺度來丈量兩岸統一的距離，等於放大了西方價值在其中的作用力。

在中國，西化浪潮帶給政體的衝擊總是曲折的，實際上大陸人士推動民主與人權的努力未嘗間斷。1979年西單民主牆風起雲湧，魏京生的《探索》、徐文立的《四五論壇》、王軍濤《北京之春》等公開批毛、批文革，要求人權、政改。1988年5月央視開播《河殤》更是從文化面大膽提出「黃河文化衰亡論」，在政治上激盪出89年方勵之在給鄧小平的公開信中呼籲政改、特赦政治犯；文化界人士如北島、冰心等也致函人大常委及中共中央；最終爆發六四天安門事件。

但如果細看這些運動，背後除政治因素外，都存在著重大經濟因素。文革重創中國經濟，下放勞改後的返鄉潮造成都市氓流四溢，86年後經改問題叢生，高校生出現就業困難，美國總統雷根訪中後掀起新的西化浪潮，高校生認為只有改革政體才能救亡圖存、類似方勵之那樣的民主導師在校園裡帶動新思想浪潮，這波濤壯烈的西化浪潮卻在天安門前以悲劇收場。

但六四的血並未白流，六四帶給共產黨「再不改革就要亡黨」的教訓。從十四大過渡到十五大，中共大膽實施市場經濟，解決「姓資、姓社」爭議，提出社會主義初階段論，搞活經濟之後，否定中共統治權正當性與要求政改的壓力逐漸減輕；雖然中國若干政治管制遠比89民運時代還要緊縮，但校園卻安定無波，更加深了舉國上下「向錢看齊」的性格，民主問題在改善現實生活需求下，被交易出去。中共實際等於抄襲台灣發展經驗。戒嚴體制統治時期，台灣同樣採取犧牲工農優先發展工業的策略，在追求經濟快速成長的前題下，犧牲某些個人自由；為累積國家資本而不得不壓抑人民的生活需求；為有效運用資源採行計劃經濟與政府干預自由市場的運行；最重要的是為吸收外資對政治採取壓制手段而實施威權統治。

這種犧牲自由來交換國家發展的思路，目前正是中國的主流思潮。六四民運期間北大歷史系、政治系的師生們曾是領頭羊，但近幾年來都變成冷門科系，充分說明即使是北大學生，對大陸民主問題都有了不同於六四時期的看法。相對於人權至上論，聯合國在1986年12月4日通過《發展權宣言》揭示：「發展權是一可讓渡的人權、基於此權利，每一個人和所有人民都有責任與權利去參與、貢獻、並享有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發展，而所有的人權和基本自由都可以在當中被完全實現。」這個宣言吸收了第三世界國家的需求，統合人權與發展兩概念，並且正式同時接受個人人權和集體人權的概念，反對西方學者認為集體人權不是人權的看法。國家作為最大的集體，為追求國家發展，確保人民經社權利，從而對個人公民權的約束找到充足的理由。儘管一味以國家發展為由壓制公民權力並非長久之計，但至少現階段在中國找到很多擁戴者，中國的學者經常引用以薩．柏林(IsaiahBerlin)所言：「自由對於掙扎於貧窮、疾病與無知之中的人而言，是一種惡意的嘲諷」。

同樣是杭亭頓的主張，大陸學者可以擷取他分析發展中國家在變動社會中威權統治有利國家發展，來支持中共的一黨獨大；杭氏提出儒家文化將與伊斯蘭文化攜手對抗西方文化的論點，不時提醒中國人民，西方圍堵中國的手不曾鬆動過。因而如果單純以西方人權與自由的觀點，對大陸問題提出譴責，可能連大陸的學者都無法說服，更別說打動官方的心。可以說西方的中國威脅論叫得越大聲，中共的統治就越穩固；台獨問題越嚴峻，中共的政革就越能推遲。前陸委會主委蘇起曾以「單車理論」說明中共統治機械的運作。它的前輪是民族主義、後輪是經濟成長；目前兩輪快速前進，中共有能力繼續壓抑內部民主改革要求；但如果中共經濟成長停滯或衰退，它的民族復興號召雖然可以支撐一下，整個政體最後還是會倒。

然而筆者想引伸的是如果西方對中國的興起一味拒斥，不習慣一個可以對西方說不的中國，仍想要中國做一個無力挑戰西方霸權的最大第三世界國家，則它的前輪將變得強而有力；甚至如果台獨問題上升到領土主權分裂的階段，則中共即使變成獨輪車也不會倒，這是民進黨執政當局必須正視的嚴肅課題。從而在大敵當前下，《冰點》被禁會強過陳水扁廢統論帶來的衝擊？從西方民主標準看，中共不民主的政策幾乎是罄竹難書，但正因為有內、外「國情」的借力，在龍女士心中不可承受的中共對西方價值的扭曲與打壓，在大陸民眾的心理感受程度可能有很大落差。

從《冰點》被禁出發，龍應台女士在公開信中說：「如果中國的『價值認同』是由一群手持鞭子、戒尺和鑰匙的奴才在壟斷它的解釋和執行，而獨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是被打擊、戒律、監控的對象，……您又用什麼東西去跟他談統一，而他不致被人嘲笑、咒罵呢？」大陸高層可能認為龍應台小題大作，實際上又有多少台灣人會因為中宣部禁了《冰點》就從統派變成獨派？台灣有些人士或許認為大陸民主化是解決台獨的不二法門，基於恨鐵不成鋼心理，擔心中共拒斥政改會使兩岸更難統一；但這樣的思想卻不真實，因為台灣獨派不會因中共民主化就放棄搞台獨。

兩岸問題的征結從歷史的長廊裡可以找到根源。中國的積弱、列強的侵略是一切故事的開端；沒有中國內戰就沒有兩岸分裂分治帶來如此巨大的矛盾與敵意。同樣是抗日戰爭，中共說國民黨抗日不積極是共產黨解救了民族；但國民黨說是中共扯後腿藉機壯大才使整個民族沈淪；獨派人士卻是翻出228的舊帳，一口咬定台灣地位未定論，拒絕接受一個中國。正因近代史一團混沌造成兩岸無法用比較客觀的態度來理解問題，兩岸卡在歷史情結而造成彼此疏離與敵對，遠比兩岸政體在民主化差距的問題更多些。

其次，龍女士說要以「價值認同」區分統獨，但可能更多人不是用這種角度看待統獨。歷次民調顯示對多數不想在中國生活的台灣人而言，大陸是否民主他們不關心，重要的是台灣現狀會不會被破壞。龍女士的價值認同如果指的不是西方價值，而是中華文化，可能會受到更多的支持。因為即使是台灣囝仔，但受中華文化的薰陶是與生俱來的，對民族的熱愛才是兩岸統一最後的一線所繫；這種不願民族割離的愛才是抗拒台獨最後的防線。這也正是雖然本省人居多，但台獨始終未能在台灣獲得過半數支持的原因。

但這樣的力量因民進黨政府推行去中國化的教育正受到根本打擊。中共真有心解決兩岸問題，就有責任還原歷史真相，創造兩岸文化的共同記憶，分享民族復興的榮耀。遺憾的是中共當局連主管對台事務體系中也看不到台灣人身影；台生畢業後在大陸就業困難，導致近來赴大陸就學台生銳減。當台獨大力推動所謂本土化時，中共當局不妨也把閩南語列入官方語言；以實際行動化解台灣民眾的憂慮，這應該比改善新聞檢查或修理一下中宣部更能爭取台灣民心。

台灣由於戒嚴時期黑名單政策，造成許多台籍留學生有家歸不得，精神上也從排斥國民黨、外省人，轉變成認同西方文化的香蕉人；對身為中華民族一份子不再感到光榮，對中國未來沒有命運共同體意識。相反的，隨中國的崛起，被統一的不安全感更深；而他們現在正是台獨運動前行者。因而當中國政、經實力向前躍進，就算即將舉辦奧運，獨派不僅完全感受不到榮耀，甚至圖謀在2008年完成獨立建國。

因而兩岸問題乃至中國的問題不能化約成大陸民不民主的問題，更大的問題在中共既然統治了最多數的中國人，它就必須給全球華人一個光輝的國家圖像，一個能被全體中國人參與經營的國家，這個新的中國不能是共產黨一黨獨大的中國，不能是一再拒斥政治改革的中國，對這樣的新中國當然應該提出必須符合普世價值的要求。然而兩岸目前根本沒有統一的條件，中共為三農問題焦頭爛額；為高校生失業嚴重苦思對策；中共很多政策是居於鞏固政權出發，對台問題目前其實只剩反獨，根本談不上促統，因而中共不會理會停掉《冰點》對台灣民心有何打擊。兩岸如果連建立和平穩定關係的基礎都談不上，現在就急著批判對方民不民主，實在不是前務之急。

這些年來中國的進步是不容否認的，實在很難回想1991年初次踏入北京時的光景。如果時光倒回辜汪會談前夕，指責大陸民主問題，台灣當然可以理直氣壯；但回頭看看當前台灣亂象，實在沒有閒情去理會中國的民主問題，何況大陸不民主對台灣人而言根本不是新聞。更多令人擔心的是台灣面對中國的崛起自亂陣腳，竟然不思如何乘勢操作，反而逆流鎖國。如果台灣民主選舉選成這樣，它的為惡和清末帝制有何差異？如果從西方的眼光看中國，很容易得出類似章家敦「即將崩潰的中國」或如羅斯孟若「即將到來的美、中戰爭」般悲觀；獨派人士總是祈禱著中國的動亂，卻不思考即使如六四事件這麼大的風暴，李登輝都無法宣佈台灣獨立，卻要相信他在卸任後的信口胡言？北京畢竟統治近十三億人口，大陸學者總是說養活十三億張嘴就是了不起的成就，大陸若干異議人士近來甚至公開宣稱現階段中國需要中共穩定的執政，背後的理由還是中國人民實在窮怕了，對政治運動倒胃口了。結果大陸沒亂，也沒崩裂變成李登輝預言的七塊論；台灣倒是先亂了，亂得可能也不少於七塊，這不正是台灣人的悲哀嗎？

雖然龍女士的公開信對大陸作用可能不大，但正可看做對陳水扁及台獨人士的公開信；因為龍女士對中國當局批判的嚴厲絕對不比任何一個台獨人士低，但獨派卻不會因此將龍女士視為同路人，同樣的，獨派對絕大多數外省人也不信任，總是扣上賣台集團的大紅帽。當前台灣人的最大悲哀就是台灣的台獨陣營總是在內部製造敵人，自我分化。當大陸已停止無謂的政治耗損時，台灣反自陷新文革，打造台灣國的新神話。在台灣的本省人必須公平對待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功過，儘管戒嚴時期讓多少台灣人留下家破人亡的悲痛與精神上的陰霾，諷刺的是，台灣最輝煌的時期，也就是於戒嚴時期蔣經國主政時代打下基礎，進而於李登輝總統時代開花結果，但當年辜汪會談令台灣代表慶幸的台灣優勢，眼看就快被執政當局揮霍光了。

因而當前兩岸最迫切須要呼籲的不是大陸民不民主，而是要求兩岸領導人停止製造不必要的衝突與對立；對台灣迫切須要呼籲的是不論誰都沒有權力強制撕裂不同語系台灣住民的歷史情感，誰都沒有權力強迫他人接受特定的政治信仰，任何一位總統更沒有權力在未獲得過半民眾支持的前題下，推動政體的重大變革。台灣必須珍惜曾有的共同記憶，尊重不同族群、不同語系的成長經歷，分享彼此的喜樂與苦痛。如此，不僅台灣二千三百萬人可以是生命共同體、兩岸仍至全球華人都可以是生命共同體，整個民族才可能走出彼此內耗、相互敵對的怪圈。

試想兩岸如果共組奧運代表團都做不到，又何以能談促統？只有逐步建構兩岸共同的歷史觀與榮譽心，分散的兄弟才有可能千里共嬋娟。有心促進兩岸和平可以做的事很多，但當前比較不需要的可能就是拿著大陸人也不怎麼相信的用詞去替大陸民眾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