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崛起與中國威脅

「中國崛起」似乎已成了當前國際形勢及各國對外政策不能忽略的一個主要變項(variable)；這當中最明顯的現象就是中國市場潛能的誘因及其相隨竄升的經濟力。國家，就像人一樣，一旦富有，就會擔心其他國家的覬覦，自然而然地將擴建其武力以保護其既得的或預期得到的利益和財富；軍力整建成了必然的趨勢，尤其中國曾歷經超過一個半世紀的艱困，怎麼可能忘懷過去的教訓。

其次，也隨著冷戰的結束，經濟議題成了全球體系競逐的主流價值；而歷經戰後半個世紀的經濟運作之後，世界經濟體系逐漸擺脫了「生產迷思」，而邁向「需求(市場)決定供給」的發展途徑，也正因為中國的市場潛能，誘使各國不能不重視中國的對外政策，無形中也大幅提升了中國在國際社會的政治影響力。

另外，如果根據杭廷頓（SamuelHuntington）的文明衝突，當前三大文明的衝突結構正向不利於美國的基督教文明傾斜，給了中國較寬廣的戰略及戰術空間。就這樣，集結了經濟、政治、文化及軍事的有利因素和情境，中國的國家發展令人感受到有邁向新帝國的景象，這也就是一般所謂的「中國威脅」。

除了國力提升的因素之外，更重要的，還需要有效的戰略規劃，才能發揮國際影響力。過去，在江澤民的時代，戰略思維常受制於民族主義的意識型態；雖然中共自一九九五及九六年的飛彈及軍事演習之後，已經逐漸認知到，兩岸問題不可能堅持「兩岸解決」的原則，多少程度必須透過國際的架構，尤其應該正視美國的影響，但是中國在戰略規劃的思維上依然無法跳脫「國際現實主義」的理論思維。

對於美國基於「國際新現實主義」思維所規劃出來的全球戰略，在競逐的過程中，中國的外交作為就顯得捉襟見肘。國際關係的「現實主義」認為，國家主權至高無上，所以國際間並沒有特定的秩序存在，每一個國家根據主權所作出的外交決策和作為，都是追求基於權力的國家利益，所以國家的安全一般是建立在維持權力平衡的狀態，因而極力反對他國追求霸權，「反霸」成為主要的國家安全政策；而「新現實主義」則認為，國家主權確實存在，但是隨著科技的進展，國與國之間交往頻繁且關係密切，國際體系自然會形成一個權力結構，因此，國際體系內各國的外交決策和作為不可能為所欲為，都應該會受到當時的權力結構所制約，各國的國家安全都與國際秩序的穩定有著密切的關係，進而推論出「霸權穩定理論」。

也因為認知上的差距，中共認定，中美撞機事件的發生是美國從事情報偵查侵害中國主權所致；而美國則認定，這是美國為了維護亞太地區的穩定秩序必須執行的任務，中共也曾受益於此，實在不必反應過度。

然而，國際政治所要重視的，並不是理論本身的是非問題，而是那一個理論有助於國家的安全與發展。基於新現實主義的決策思維，顯然地，美國會從全球及全方位規劃其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並主動地去防制任何可能的危害因子；而中共則仍只是沉浸於過去列強侵華史的思維，做積極性防禦的規劃。

這二種思維落實到現實的對抗後，就變成了美國不斷地在中國的周邊放火，而中國則疲於奔命地一方面怒罵美國又一方面要忙於滅火的情勢。也因為如此，台灣得以藉此得到喘息，國家安全暫時得以保障。

然而，自從胡錦濤上台之後，發揮了「徽駱駝」的務實精神，在認知到全球化趨勢乃無法逆轉的浪潮之後，一方面把中國的國家戰略納入國際體系的架構內去思考，另一方面更積極地參與國際社會，充分運用中國可用的資源，創造優勢，掌握任何機會，擴大中國的國際影響力和發言權，爭取與美國共同制定國際遊戲規則的地位。

面對美國的全球戰略，中國所採取的對策，概要而言，主軸上還是必須促成中俄同盟以平衡美日安保體制的威脅，並對日本採行統戰；透過與德國和法國的關係改善，經濟上拉攏歐盟，以牽制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極盡所能拉攏中東及中亞；穩住與巴基斯坦的關係，並避免刺激印度，以護住運油線、新疆及西藏；善用市場的潛力，並透過WTO的體制，結合第三世界國家，抵制美國。

在主軸上，中國一方面要加強與俄羅斯的關係，另一方面要疏離美日關係的緊密度。只要中俄同盟關係的緊密度可以與美日安保條約的關係相抗衡，那麼當中共在處理台灣問題的時候，就足以對美、日發揮嚇阻的效應，讓其放手與台灣攤牌對決。顯然地，胡錦濤把兩岸問題的思考邏輯納入了國際體系的思維架構，從這次扁政府「廢統」的事件中，也可以看出端倪。

至於國際間所憂懼的「中國威脅論」，除了針對上述所提中國國力提升的事實，根本上也是美國的推波助瀾，許多國家不必然會有相同的感受。當然，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樂見有一個強大的鄰國，所以處在周邊的國家見到衰弱一百多年的中國突然再崛起難免會心存疑懼，但不必然會認定為威脅，那完全要看中國所表現出來的態度而定。

近幾年來，中國對外推動了「睦鄰政策」，尤其在九七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中，表現了對該區域各國負責、善意的態度和政策，普遍受到了肯定；另外，中國也善於運用其市場的潛能，提供經濟的誘因，因而得以順利簽署了「十加一」的區域合作協定。至於一些有領土糾紛的國家，包括中俄邊境、南海主權、甚至台海主權（涵蓋釣魚台列島），中國都採取了「擱置爭議」的方針，以緩和可能的衝突。中國的這一些作為再加上亞洲各國對儒家王道主義的理解，不同程度地降低了周邊國家對中國的疑慮。

雖然美國國防部長倫斯斐在新加坡呼籲各國要正視中國軍備整建的趨勢及所造成的威脅，亞洲各國固然樂於美國對中國的軍力制衡，以保有多一層的安全保障，但依然積極改善與中國的關係並推動與中國的合作。

至於美國對「中國威脅」的立場和態度，基本上是有其對內及對外的需求動機，尤其在鞏固共和黨執政權的考量上。事實上，不管中國如何再崛起，五十年內中國對美國的國家安全是沒有足夠的能力直接威脅的；溫家寶訪美時感歎中國在五十年內趕不上美國，亦非謙虛之語。

那麼中國到底會威脅美國什麼呢？美國一定會說是威脅美國重大的國家利益，講明的就是中國將威脅美國支配世界的霸權地位及其絕對的國際影響力。美國自戰後近五十年的霸權地位，一直都是建立在「蘇聯威脅」（Sovietthreats）的基礎上；「蘇聯威脅」的終結雖然是在老布希的手上完成，但卻導致了他的連任失敗。

自從冷戰結束、蘇聯瓦解之後，美國不僅在國際的霸權地位上產生了動搖，甚至連在國內的國家發展方向都曾發生迷惑的現象。所以，塑造「中國威脅」以取代「蘇聯威脅」激發美國人民的危機意識，對內凝聚力量，成了必要的手段；另外，在國際社會中營造「中國威脅」的氣氛，也有利於美國推動國際整合的工作以及繼續維持美國的領導地位。

然而，從近幾年的世局發展來看，「中國威脅論」在功能運用上已經呈現出快速的效能遞減：一來是美國外交決策的連連失誤，二來是中國韜光養晦、謹慎因應局勢的變化，收到了一定的成效。預期未來中美兩國將會坐下來協商如何共同穩定世局，以降低衝突的代價，並維繫共同利益；也因為如此，美國真正可用來制約中國的有效籌碼已然闕如，台灣問題將成為美國制約中國最有利的籌碼，只要兩岸維持現況，不進行攤牌，長長遠遠美國都能向中國搾取利益，美國豈能輕易放棄台灣？諷刺處就在台灣的戰略價值過去是建立在「強大的蘇聯」，而現在卻必須建立在「強大的中國」，而現在是更有價值，但卻更艱難；真的！以小事這二大，非靠智慧不可得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