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權主義強國的復甦

美國《外交事務雙月刊》經常是美國外交政策的風向球。這篇專論竟把俄羅斯經濟復甦和帶動東亞各國經濟發展最有貢獻的中國經濟和平崛起，當成二戰前德、日「極權資本主義」的重返世界舞台，而向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提出警訊。這很可能是新一波的「中國威脅論」的攻勢，值得觀察。故特譯出作為參考。編者

當今世界自由的民主生活方式正面臨兩方面挑戰。第一種挑戰，也是較輕微的一種，是伊斯蘭教的基本教義派。儘管這些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的擁護者對自由主義的民主制度感到厭惡，而其所採取的運動也常被形容是一種新法西斯的威脅，但是這些出於基本教義而形成的伊斯蘭社會大體上來說是貧窮和蕭條的。它們無力抗拒現代化，也無法對已開發世界產生任何重大軍事威脅。伊斯蘭勢力主要的威脅是來自於使用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潛在可能性－－特別是非國家組織的行動者－－那使得主戰派的伊斯蘭勢力會成為威脅。

第二種挑戰，也是較主要的一種，是來自於非民主強國(nondemocratic great powers)的興起：亦即西方國家在冷戰時期的競爭者－－中國和俄羅斯，現在這兩個國家由專制資本主義者(authoritarian capitalist)控制，而不再是昔日的共產政權。專制資本主義強權在1945年以前的國際體系中扮演領導者的角色，1945年以後銷聲匿跡。現在似又準備重登世界舞台了。

資本主義的優勢目前看來根深柢固，民主制度目前的主導地位就遠沒那麼牢靠。現代化之初，資本主義無情擴張，價格低廉的商品和優越的經濟力量腐蝕、改造了所有社會經濟型態的政權，這一過程在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中有深刻描述。但與馬克思的預期相反，是資本主義不費任何唇舌「埋葬」了共產主義。由於工業－－科技革命促進與深化了市場經濟的勝利，使得中產階級崛起、都市化加速、教育普及、大眾社會形成、以及帶來空前豐富的物資。在後冷戰時期（如同19世紀、1950年代和1960年代），一般相信自由民主體制是很自然的伴隨著這些發展而來，這就是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出的著名論點。如今，世界上超過一半的國家有民選政府，近一半國家中自由已成生活一部份而被視為完全自由的國度。

但是民主的勝利，尤其是對於兩次世界大戰中的專制資本主義敵國德國與日本的勝利，遠比想像中來的不易。專制資本主義國家，當今以中國和俄羅斯為例，可能為現代化提供另類途徑，而這表示自由民主的永恆勝利－－或是未來的優勢，並不會必然到來。

西方自由民主陣營在二十世紀兩次世界大戰和一回冷戰期間擊敗極權主義、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對手。為了解釋造成此種決定性結果的原因，自然會從自由民主體制的特性以及其本質上的優越之處下手。

第一個可能的優勢是民主化(democracies)在國際間起了指導效果。它們的效果不只是將本求利，藉由債券以及全球市場體系的管制帶來的強大力量引領著國際間的合作。這樣的解釋對於冷戰時期來說也許是正確的，因為當時正大舉擴張的全球經濟是掌握在民主國家手裡的，但是這樣的解釋卻無法適用在兩次大戰的情況上。而認為民主國家之所以能夠成功是因為它們總是團結的想法也是錯誤的。不過，以下的情況是千真萬確的，至少可以說是一項有力的事實：在冷戰期間，民主主義的資本主義陣營保持著自身的團結一致，反之蘇聯與中國扶植的共產集團之間則因日漸升高的敵意而漸行漸遠。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對陣雙方的意識型態分際並不那麼明顯，英法同盟(The Anglo-French alliance)並不是什麼天注定的命運；雙方同盟只是出於一種權力平衡的考量，而非基於自由主義本身的合作。在十九世紀末期，強權政治(power politics)造成了英國和法國這兩個彼此懷有宿怨的國家幾乎瀕臨交戰，而使得英國積極的尋求德國作為盟友。儘管義大利和法國處於敵對狀態，自由主義的義大利脫離三國同盟(the Triple Alliance)轉而加入協約國(the Entente)的舉動也是英法同盟帶來的效應，因為義大利的半島地形，使得它若成為當時最大的海權國家，也就是英國的敵對方時，將會為自己帶來極大的危險。類似的情況也可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法國很快的就面臨戰敗而在同盟國(the Allies)中出局(同盟國中也包含了非民主政體的蘇聯)，反之右翼極權國家則是站在同一陣線上。對於民主國家結盟行為的研究指出，民主政體並沒有比其他類型的政體更具有合作與團結的傾向。

極權資本主義政權在二次大戰中敗陣下來並不是如同歷史學家理查．歐弗利(Richard Overy)或其他學者所言的因為他們的民主主義對手採行更高的道德訴求激勵了其人民的奮鬥。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初期，法西斯主義與納粹主義是很能刺激人心的意識型態，因而引起了大眾的狂熱，另一方面民主主義則是站在一種防衛性的意識型態立場，看起來老氣沉沉也令人氣餒。事實上證明，法西斯政權在戰時比它的民主主義對手更能激勵人心，在戰場上的表現也被公認是較為優越的。

一般認為自由民主國家固有的經濟優勢其實也不如期待中的清楚。在二十世紀兩場大戰中的所有交戰國，統統都呈現出了因為供應軍需而帶來的生產成長。一次大戰期間，半專制的德國在資源的運用上比它的自由主義敵人更有效率。經過二次大戰的初期勝利之後，納粹德國的經濟動員和軍事生產在1940到1942呈現出較為鬆懈的狀態。在擊敗蘇聯與橫跨歐洲大陸之後，此刻德國的有利地理條件根本地改變了全球軍事力量的平衡，但也因為如此，德國因為後援不足而招致了失敗。這種以後援不足作為解釋的說法仍然是歷史學上的爭辯議題，然而另一個存在的問題是納粹統治體系中權力核心的鬥爭問題，在納粹的統治體系裡，希特勒採取的「分治政策」(divide and rule)以及黨幹部對其管轄範圍的「爭寵保護」(jealous guarding)造成了混亂的影響。再者，從1940年六月攻克法國到1941年十二月德國在莫斯科遭遇頓挫之前的這段時間，德國舉國上下都普遍覺得它們已經獲得了這場戰爭的勝利了。同樣的，從1942開始（雖說當時已太遲了），德國大大加強了它的經濟動員而且趕上、超越了自由民主國家投入到戰爭中的平均國內生產總額（儘管他的生產量仍然低於美國總體的經濟產量）。同樣地，在嚴酷的努力之下，帝國主義的日本與蘇聯屢次升高的經濟動員也超越了美國和英國的生產總額。

只有在冷戰期間蘇聯的計劃經濟才顯示出了其結構上的深層缺陷並直接導致了蘇聯的垮台。蘇維埃的統治體系(The Soviet system)成功的推動了初期與中程階段的工業化（儘管這是付出了驚人的人力資本）而且超過了二戰期間的軍事科技總體生產量。它也維持了冷戰期間的軍備競賽所需。但是由於統治系統的僵化與缺乏生產誘因，它顯示了其本身不足以應付更進一步的發展階段以及資訊時代與全球化的需求。

然而，並沒有理由可以斷定納粹德國或帝國主義日本這些極權資本主義政權在經濟上的表現會較差於那些讓它們存活下來的民主國家。在這些國家中偏私主義(favoritism)和無責信性(unaccountability)通常會造成的缺乏效率，會跟更高層級的社會管制抵銷掉。由於它們更有效率的資本主義經濟，這些極右派國家比蘇聯更能造成對自由民主國家的挑戰；納粹德國在二戰期間和二戰之前就被認定是能夠造成這種挑戰的國家。自由民主國家並不比德國更具備固有的經濟與技術發展的優勢，就像它們其他的強國對手一樣。

那麼為何民主國家可以在二十世紀的大戰中取得最後勝利呢？針對不同的敵對國類型有不同的解釋。民主國家擊敗非民主資本主義國家，也就是德國和日本，是因為就軍事角度而言德國和日本屬於資源有限的中型國家，而它們面臨的是更為優勢－－但不是一開始就這麼強大－－的民主國家加上俄羅斯或稱蘇聯的經濟與軍事聯盟。然而，共產主義的失敗則與結構性的缺陷有較大的關係。資本主義陣營－－從1945年擴張以來包括大多數的已開發國家－－比共產集團具有更強的經濟力量，而根植在共產經濟制度中的無效率阻礙了共產國家充分開發其龐大的資源而無法與西方世界匹敵。同時，蘇聯和中國的規模則大的多，且比民主陣營更具有潛力能獲得強大的勢力。但是它們最終失敗是因為它們的經濟體系限制住了它們，而另一方面，非民主資本主義國家，也就是德國和日本，是敗在它們的國家太小。非預期因素(Contingency) 扮演了決定性的角色，它破壞權力平衡關係，使得非民主資本主義國家遭受更多阻力而有利於民主國家。

最關鍵的非預期因素莫過於美國(的參戰)。畢竟，是歷史中的契機使得昂格魯．薩克遜(Anglo-Saxon)人的自由主義種子得以在大西洋的彼端生根發芽，在獨立建國中將這份遺產落實成穩定的制度，遍佈在這片世上人煙最稀少而又最適宜人居、哺育了大量歐洲移民的土地；在過去－－現在也一樣是－－這樣遼闊的大陸上，長久以來就是經濟與軍事的世界中心。採行民主制度和結構上的特性對於美國經濟上的成功有很大的關連，就連國土面積也是一樣，因為這對於移民來說很具吸引力。但要不是美國座落在如此得天獨厚的自然位置，這是指以加拿大、澳洲、以及紐西蘭作為對照，它也不可能達成如此輝煌的成就。當然，儘管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但也只不過是成就這個巨人的眾多條件之一，事實上，美利堅「合眾」國的概念才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政治事實。非預期因素和自由主義一樣都是使美國在新世界中出現的原因，因此，非預期因素也才賦予了美國在後來能夠拯救這世界的能力。

環顧二十世紀，美國的國力一貫地超越了任兩個次於它的國家的總和，而這決定了全球的權力平衡是向華盛頓撐腰的那邊傾斜的。如果要說有什麼原因使得民主國家得以存在，最首要的絕對是因為美國的存在而不是其他的好處。事實上，要不是美國，自由民主國家早就在二十世紀的大戰中輸掉了。這是一個很簡單清晰的想法但卻常在關於二十世紀民主傳播的研究中被忽略，而這樣的研究也使得今日世界看起來比線性發展理論的主張更為不確定與空泛。如果不是美國的話，那麼後世對於自由民主的評判可能會附和一些對於民主制度的消極看法，例如西元前四世紀雅典在伯羅奔尼撒戰爭(Peloponnesian War)中戰敗後所提出的觀點。

當然，戰爭的清算並不是社會－－無論是民主的或是非民主的－－唯一要忍受的事情。我們必須要探問如果極權資本主義國家不曾戰敗的話，它們會如何發展自己的國家？隨著時間流逝和更進一步的發展之後，它們會放棄原來的角色轉而擁抱自由民主，就像前東歐共產政權一樣嗎？還是它們會發展成一種極權寡頭政治(authoritarian oligarchic regime)，由官僚、軍隊、以及企業所形成的統治集團掌控著整個國家，就像帝國主義的日本一樣（儘管之後在1920年代曾有過短暫的自由主義時期）？在納粹德國的情況下，似乎更讓人懷疑自由化(Liberalization)是否能夠留存下來，也就更甭提能不能獲得勝利了。由於這些主要的歷史實驗都被戰爭給中斷了，因此上述這些問題的答案仍舊只能純屬臆測。但是也許自從1945年以來其他極權資本主義政權所留下的和平紀錄可以提供我們一點線索去思考。

針對這段和平時期所進行的研究顯示民主國家在經濟上普遍勝過其他體系。極權資本主義國家至少在初期的發展階段是成功的－－即便不是最成功的－－，但是它們在跨過相當程度的經濟門檻與社會發展之後，會容易傾向民主化。這似乎變成東亞、南歐、以及拉丁美洲的一種循環狀態。然而，任何想從這樣的研究發現就對發展狀況做出定論的企圖，都可能只是一種誤解，因為樣本本身就可能是受到污染的。從1945年以來，美國不斷發揮著巨大的吸力而且自由主義的領導權(hegemony)(譯按：由於本文作者立場支持美帝主義，故語氣上應不會使用較具有負面意義的「霸權」來形容自由主義與美國，因此譯者在此將其譯為領導權)也將發展的圖像擴及全世界。

因為像德國和日本這樣的極權資本主義國家在戰爭中徹底的崩潰，而且這些國家後來也面臨到蘇聯的威脅，因此它們厲行了全面清除後的重建以及實行民主化。結果，那些選擇資本主義而取代共產主義的小國家沒有敵對的政治和經濟模式可供競爭，也沒有除了自由民主國家以外的有力國際成員可以求助。這些小型或中型國家最後轉型成民主國家的內部過程多半和西方民主領導權壓倒性的影響力有關。目前，新加坡是唯一一個在經濟上呈現已開發水平而政治上仍保持半專制的國家，而且它很可能在西方民主秩序的的影響運作下做出調整。但是像新加坡這類的國家可以證明要抵擋西方秩序是有可能的嗎？

這個問題牽涉到最近崛起的非民主強國，也就是從過去的共產國家到今天的極權資本主義國家的中國。俄羅斯也可以視為這類型的代表，它正從後共產主義時代的自由主義中撤退出來，而採取逐漸加重的極權資本主義姿態來尋求經濟上的長足發展。有人認為這些國家藉由內部發展的結合、逐漸增加的財富、以及外部的影響，使得它們終將變成自由民主國家。另一種可能是，它們建立起強勢的極權資本主義秩序：結合了政治精英、企業家與軍事力量的秩序；以國家主義為導向的秩序；以及用他們的方式參與全球經濟，就像帝國主義的德國與日本一樣。

有一種很普遍的觀點認為經濟與社會的發展會產生壓力而促使集權國家無法容忍的民主化發生。另一種觀點則是認為「封閉社會」(closed societies)或許可以在大規模生產階段上勝過其他社會，但是卻無法在資訊經濟的進階階段獲得勝利。而可以判斷這個議題的標準仍未出現，因為可茲證明的資料始終是不完備的。帝國主義時期和納粹時期的德國在當時一直都是先進科學與製造業經濟的領先群，但是有人會反駁說德國的榮景早已不再，因為資訊經濟(information economy)已經變得更為多樣化了。非民主的新加坡在資訊經濟方面獲得極大的成功，但那是因為新加坡是城市國家，不是個大國家。中國要想達到一個極權主義國家可以發展出經得起考驗的資本主義經濟的階段，還有一段好長的路要走。所以此時此刻我們能確定的是，在歷史上並沒有紀錄可以支持今日的極權資本主義國家必定會轉變成民主國家的說法，相反地，倒是有不少跡象可以顯示，這樣的極權資本主義國家比他們的共產主義國家前身更具有經濟與軍事上的潛力。

中國和俄羅斯代表著極權資本主義在經濟上的再度成功，而自從1945年德國和日本戰敗後這樣的景況消失了好一陣子，但是中國和俄羅斯可比德、日兩國以往的規模還要大上許多。儘管德國只是個中型國家，很不舒服的被壓縮在歐洲大陸的中央，但它兩次突破自己的局限成為真正的世界強國靠得是自己的經濟與軍事實力。1941年，日本在經濟發展上仍落後於當時處於領先的列強，但是從1913年開始它的經濟成長率就已經是世界之冠了。然而德、日兩國終究還是無法在人口、資源以及發展潛力上與美國匹敵。另一方面，當今的中國在人口上已經是國際體系中最大的成員了，而且中國正經歷著驚人的經濟成長。從共產主義轉變成資本主義路線的過程中，中國擦亮了它極富效率的極權主義招牌。當中國正在急速的縮短它與已開發世界的經濟差距時，它未來成為一個真正的極權主義強國的可能性也正隱隱浮現了出來。

雖然極權資本主義大國的崛起不必然會導致非民主政體的領導權或引發戰爭，它可能意味著自從蘇聯政府垮台之後近乎全面掌控的自由民主願景將不會存在，而且全球的「民主和平論」(democratic peace)仍將只是個空談而已。新型態的極權資本主義國家可能會變成像帝國主義的德國和日本一樣深植於世界經濟體系之中，而且不會採取經濟上的閉關自守政策，就像納粹德國與共產集團過去的作為一樣。強大的中國也不會比地理環境受限制的德國與日本更容易採取修正主義（雖然俄羅斯仍未從一個廣大帝國崩潰的情節中走出來，使得它較容易走向修正主義的路線）。然而，北京、莫斯科以及它們未來的附庸國仍會與民主國家呈現著敵對的狀態，並且充斥著猜忌、不安與衝突的潛在可能性－－當它們握有的力量比民主國家曾經遭遇過的敵人都來的強大之時。

那麼難道極權資本主義國家的潛力表示前共產主義強國的轉變對於全球民主化的發展終將只是個負面的作用？我認為這麼說還言之過早。就經濟的角度而言，前共產主義國家的自由化已經為全球經濟帶來莫大的助益，而且可能還有更多資源等待我們開發。但是它們是否在未來會轉向保護主義(protectionism)則是我們必須要列入考慮的－－而且是要盡力阻止的。畢竟，在二十世紀邁向二十一世紀的時候，世界經濟逐漸增加的保護主義已是當時的展望，而且1930年代保護主義者助長了當時非民主的資本主義國家更加激進化以及造成了兩次世界大戰。

對於民主化的正面意義來說，蘇聯政府的垮台，以及冷戰時期這個大帝國從莫斯科搾取了將近一半的資源給東歐國家，這些東歐國家吸收了資源卻使得整個歐洲大大的擴張了其民主化的範圍。也許這是繼戰後德國與美國指導下的日本的民主轉型以來，在全球權力平衡方面最顯著的改變了。此外，中國最後應該仍會邁向民主化，而且俄羅斯也會調轉它那偏離民主的航向。如果中國和俄羅斯沒有變成民主國家，那麼邊緣的印度就會變得非常關鍵，因為印度在平衡中國勢力上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印度還可以成為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模範。

不過最關鍵的因素還是在於美國本身。在許多的批評攻擊之下，美國－－以及它的歐洲盟友－－仍是民主自由在未來的唯一希望。儘管美國仍有許多問題和缺點，但是它仍然在世界上掌控著有利位置而且在極權資本主義國家崛起時仍能保持其優越地位。不僅是因為它的國民生產總額(GDP)以及生產成長率在已發展國家中名列前茅，還因為它是一個移民國家－－中國和歐洲移民各佔四分之一的人口密度、日本和印度移民佔了十分之一－－，美國仍有相當可觀的潛力可以成長，無論是經濟上或是人口上，反觀其他國家正面臨著人口老化的狀況，最後面臨人口萎縮的階段。中國的經濟成長率是世界上最高的，而且為國家帶來了大量的人口，但是卻仍然是低度的發展，這樣的成長情形隱藏了最激進的潛力能夠改變全球的權力關係。但是就算中國能夠不斷保持其出色的成長率而且它的國民生產總額真的會如預期般的在2020年超越美國，中國國民每人能享受的財富仍然只有美國國民的三十分之一，而也因此削弱了經濟與軍事實力。中國要想縮短它和以開發國家的距離仍需要數十年之久。而且，眾所周知光是用國民生產總額來測量一國的經濟實力是非常不足的，用這樣的指標來慶祝中國的領先更是嚴重的錯誤。就像在二十世紀扮演的角色一樣，美國仍然是自由民主的最佳保證，它確保自由民主不會處於被動且易受攻擊的位置上，也不會讓民主自由被遺棄在世界體系的邊緣之外。

文章來源：Foreign Affairs, New York: Jul/Aug 2007. Vol. 86, Iss. 4; p. 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