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成長迅速卻仍然脆弱的超級強國

Fareed Zakaria著 吳宗霖 譯


中國這個世界大國的出現,如今已不是預言,而是現實,現在我們,還有他們都必須面對這樣的局面。

對美國人來說,2008年的大事是總統大選。但對世上大多數人而言,這一年的大事或許是中國邁向世界舞台的中心,期待已久的奧運會充當了它登場的盛會。中國這個世界大國的出現,如今已不是預言,而是現實。不管怎麼看,中國都已成世上第二大強國。就以過去這一年看,2007年中國對世界經濟成長的貢獻超過美國,至少打1930年代起,沒有第二個國家有這樣的能耐。中國也是世界最大消費國,在食衣住行用五大基本消費中有四項趕上美國,能源、工業用品消費也把美國比了下去。不過幾個月前,中國已超過美國成全球最大二氧化碳排放國。無論貿易、全球暖化、非洲達爾富爾(Darfur)或北韓問題,沒有中國都解決不了,中國已成新「因數」(new x factor),沒了它,什麼問題都無法好好解決。

然而中國人倒不一定這樣看。最近一本論中國新書《脆弱的超強》("The Fragile Superpower")的作者謝淑麗(Susan Shirk)對此有生動說明:她在美國只要提及這本新書,得到的反應總是:「脆弱?中國看來不弱。」但在中國,得到的反應則是:「超強?中國不是超強。」

實際上中國是又弱又強。她的脆弱正是它驚人崛起的孿生物。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不久前指出,在工業革命時期,歐洲生活水準在一個人一生中平均約提高50%(當時平均壽命40歲)。在亞洲,特別是中國,他估計一個人的生活水準在他一生中可提高10,000%!成長的幅度與速度驚人,簡直聞所未聞,這樣的成長規模與速度也造成同樣驚人的變化。前後不過二十年,中國達成歐洲花了兩個世紀才達成的工業化、城市化與社會轉型。

想想三十年前的中國,一個殘破的國家,世上最窮國之一,有個極權政府。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才結束,為了不斷革命,大學、中小學及工廠在文化大革命中關閉。三十年後,中國有四億人民脫貧,約佔上個世紀全球脫貧人數的75%。這樣的一個國家,建設了新的城鎮,新的道路和港口,並周詳規畫著未來的願景。

在不穩定的環境中,北京當局還有辦法兼顧經濟的成長與社會的安定。從他們面對的挑戰來看,中國領導人的統治手腕算是高超的。當局專制依舊,壟斷權力,然而個人的自由已達洛克(John Locke)或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認同的程度。中國人現在可以照己意工作、旅行、置產,信仰越來越開放。享受的自由雖不充份但也很可觀。

經濟與政治這種向上提升趨勢能否持續,對中國至關重要。這一點,出於現實的考量,西方與中國都非常關注。問題不在中國當局邪惡難改,而在它逐漸失去對整個國家的掌控。經濟成長使得地方實力大增,大到已不容否認的各行其是的程度。中央政府稅收比世上大部分國家要低,說明中央政府的無力。不管針對緊縮貸款或降低溫室效應氣體排放量,幾乎中央下達的每一道通令,省級政府都愛理不理。中國日益富裕,國內的貧富差距也越來越大。不少政治與社會圈子已在共產黨掌控之外,成了菁英技術階層,高高的在他們領導的13億人民之上。

政治改革是解決問題的辦法之一。中國需要一個更開放、更值得信賴,更有效率的政府,一個可以操控這個日趨混亂又活力充沛之社會的政府。究竟會是什麼樣的改革,現在誰也說不準,但在政府最高層內已展開討論。最新一期《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中,一位出身投資銀行家的中國專家約翰.索頓(John Thornton)論及北京當局走向法制與責任制的步法,步調或緩慢,但方向是明確的:

中國自覺落後的態度影響其外交政策。做為一個世界強國,這種現象可說是獨一無二。中國是個又富(就整體而言)又窮(就個人而言)的國家,這在近代史堪稱首見。中國自視為發展中國家,仍有數億農民的問題。許多要中國面對的問題,像全球暖化及人權問題,中國都視之為發達國家的問題。(談到政府的對外開放,北京耽心的仍是對自身一黨專政體系的影響。)但情況已在改變。從北韓、達爾富爾到伊朗,中國慢慢表現出願在國際社會擔當更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stakeholder)。

有些學者與智囊(還有五角大廈少數將領)看到中國崛起就認為強權間勢必會發生衝突甚至戰爭。他們說,看看歷史罷。一個新的強權崛起,無疑會打亂權力平衡,顛覆現有國際秩序,尋求自己的一片天。這會衝撞到今日超強(我們美國),因此中美衝突,勢所難免。

不過有像過去納粹德國式的超強,也有今天德國與日本式的超強。美國取代英國登上全球第一大國顛峰,兩國間並沒有發生戰爭。中美之間的衝突與競爭難免,特別是在經濟層面,但會否走到翻臉那一步,還得看往後十年兩國政府的決策。

在另一期《外交事務》中,普林斯頓教授約翰.伊肯貝瑞(John Ikenberry)一針見血指出:當今世界秩序很有助於中國的和平崛起。他的論點:這個秩序基礎深厚,大家遵守,有規矩可尋,留在這個體系內,中國可以得到龐大的經濟利益。再說,今天大家都有核武,要在超強間冒場戰爭的風險,無異自殺。伊肯貝瑞說:「一句話,今天西方建構的秩序要加入容易要推翻難。」

看得出來,中國人瞭解這樣的情勢。中國首席戰略專家鄭必堅用「和平崛起」一詞說明北京要融入而非推翻這個秩序。中國政府已盡力在教育全國民眾,讓他們瞭解這樣的情勢。去年推出的十二集紀錄片《大國崛起》,中心課題在說明一個全球超強能否屹立不搖,靠的不是帝國而是市場。

儘管兩國有和平與合作的理由,同樣也有造成相反局面的因素存在。中國越來越強大之際,國家的自尊與民族的感情也隨之強烈,這會在夏季奧運會上表露無遺。北京統治階層深信美國竊盼它搞砸。而高高在上的單一超強美國,不大能接受與人分享權力,也不大習慣去考量照顧另一個大國的利益。人權、台灣或其他無法預期的意外都是引爆點,在兩國國內都要當局強硬的民意下,可以惡化到彼此不斷猜忌的地步。公元兩千零八年是中國獨領風騷的一年,也是我們好好規劃長期中國政策的一年。

(譯自美國《新聞週刊》

Newsweek

,2007年12月31日-2008年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