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開拓自己的民主道路

約翰‧桑頓撰文指出，中國在地方選舉、司法系統改革和加強監督機制方面進行的嘗試都是在向一種更加基於規則的政治體制轉變。中國的社會也是這樣，繼續向開放和多元的方向轉變。中國領導人也在努力加強共產黨黨內民主選舉。中國可能會選擇自己的民主道路。本文原載「美國《外交》雙月刊1-2月文章」。題：中國民主的前景（作者清華大學全球領導力項目負責人、布魯金斯學會董事會主席約翰‧桑頓）譯文轉載自《參考消息》二○○八年二月五日。

近一個世紀以來，中國領導人一直對民眾承諾實行某種形式的民主。一九一一年，中國的最後一個王朝清王朝被推翻了，孫中山提議實行三年的臨時軍政統治，之後進入了六年「訓政」時期，逐步向憲政過渡。一九四○年，毛澤東發表了《新民主主義論》。《新民主主義論》指出，共產黨的領導會確保革命人民對階級敵人的「專政」。鄧小平領導中國走出了文化大革命的動亂狀態。他說，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

孫中山、毛澤東和鄧小平使用「民主」這一名詞的時候，他們心中的想法都有所不同。孫中山所說的「民主」與西方認可的定義最接近，主張通過公民投票舉行自由選舉，建立一個符合憲法的政府，實行政權分立。他們三人都認為，民主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實現中國真正目的的途徑。中國的目的是成為一個不再受外國列強欺凌的國家。

中國清楚前進方向

雖然國內外很多人仍對當今中國的政治改革前景持懷疑態度，不過，中國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國經濟和整個社會都發生了很多變革，這可能改變中國人對民主的想法和決定中國未來的政治方向。

無論在公開場合還是在私下裡，中國領導人再次談論起民主，這次他們談論得更多、更具體。（作者在過去十四個月裡與不同層次的中國人－－包括中共中央委員、政府高級官員、學者、法官、律師、記者及非政府組織成員－－進行了交談，在此基礎上寫成本篇文章）。胡錦濤在二○○六年訪問美國期間，每一站他都特意談論民主這個主題。有關民主，溫家寶總理在二○○七年全國人大會議上發表的講話，比以前他的講話都談得更多。他說，發展民主，健全法制，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在要求。

與早些時候的領導人一樣，中國目前的這一代領導人腦子裡所想的民主，與西方民主的定義有所不同。一些高層官員強調指出，必須保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儘管他們認識到選舉（尤其是地方選舉）的作用，但他們堅稱，在中國，實行「審議」形式的政治比多黨公開競爭權力更適合。

「審議式」民主，即允許公民個人和團體在過程中發表他們的觀點。他們常常提到菁英政治，包括利用考評的方法檢驗候選人的工作能力，反映了中國古老的觀念：政府應當由最有才能的人組成。中國不喜歡像西方那樣給人們太多言論、新聞或集會自由。他們表示，贊成有條不紊地擴大人們的這些權利，但更注重社會和諧。

在「導向的民主」到底是中國現行政治變革的終極，還是走向更加規範的自由民主模式所途經的一個小站，一些中國官員意見不一。

東亞提供了幾種範例：日本曾一度幾十年來由自由民主黨統治；在新加坡有適度的新聞自由；韓國實行自由放任的多黨制度。有人推測，中國可能會選擇走其中一種道路，也可能開拓自己的道路。

關於中國的司法體系，中國政府強調，中國需要進行司法改革，以維護司法尊嚴，保證司法「公正和獨立」。「監督」對阻止政府官員濫用職權很有必要。中國政府還呼籲，共產黨內部要加強分權制衡和問責制，這也表明他們認識到：必須朝著民主的方向邁進。雖然有許多難題，但他們清楚前進的方向。

鑒於此，更好地瞭解中國民主化進程的具體現狀很有必要。十多年來，中國各地的農民都投票選舉村長。從村到中南海，在它們之間的巨大空間中正在發生著什麼變化？仔細研究一下關於民主定義中的三個成份──選舉、司法獨立和監督，就可以找到一些答案。

嘗試地方公正選舉

按照憲法，中國採用直接選舉和間接選舉相結合的方法選舉政府領導人。實際上，有七十多萬個中國村寨廣泛實行直接普選，七億多農民生活在這些村寨裡，因此，這種現象並非無足輕重。不過，具體情節表明，情況複雜甚至相互矛盾。

中國上世紀八○年代開始實行村委會選舉。實行村委會選舉的最初慾念是想提拔有才幹的地方領導人：既要發展農村經濟，又將落實諸如計劃生育政策等國家重點工作。文化大革命結束後，農村廢除集體化，農村出現了權力真空。

不管怎麼說，選舉一開始贏得了中央政府的積極支援，而且基本上都是公正的。如今，大多數村長都是共產黨員，但地區與地區的情況有所不同。在廣東、湖北和山東省，超過百分之九十的村長是共產黨員，但在福建省和浙江省，這個數字為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

但選舉也存在一些嚴重問題，包括裙帶關係、賄選、選舉無才無德或貪污腐敗的人當領導人等等。然而，贊成村委會選舉的人堅持認為，村委會選舉如同民主大課堂，可以培養人們的民主習慣。事實上，最強烈反對村委會選舉的往往是鄉鎮幹部，因為如果中央政府決定實行鄉鎮直接選舉，那他們自己的位置就難保了。

在過去十年裡，中國的一些鄉鎮事實上已經嘗過選舉。鄉鎮政府的得力領導對於維護社會穩定至關重要，而保持社會穩定是中國領導人的工作重點。早在一九九五年至一九九六年，中國有幾個鄉鎮就舉行了投票選舉。

不過，也不要過分誇大鄉鎮選舉的意義。在中國政府的結構中，鄉鎮是最低一級政府，就連贊成舉行鄉鎮選舉的人都承認，鄉鎮選舉現在仍很不成熟。然而，如果獲得成功，那這樣的選舉嘗試可以賦予鄉鎮領導人很大程度的合法性。它使幹部和幹部之間、黨員和非黨員之間展開競爭。黨員和非黨員之間展開競爭以前是絕對沒有的事情。競爭可能會提高政府的執政質量。

鄉鎮的上一級是縣，縣級選舉試點也引起了媒體的關注。自從二○○○年以來，湖北和江蘇的十一個縣進行了副縣長「推薦選拔」投票。雖然這個數字只佔全國縣和縣級市總數不足百分之一，但縣市領導選拔的任何改革都是重要消息。

一些城市也進行了有限的嘗試。這幾年，陸續有一些獨立候選人參加深圳、北京的區級人大代表選舉。

近年來，中國也努力加強共產黨黨內民主選舉。有些專家認為，對中國長期政治改革來說，發展「黨內民主」比進行地方領導選舉嘗試更重要。他們認為，共產黨接受公開辯論、進行領導幹部選舉和通過投票進行決策是整個國家實現民主的前提條件。

一些學者預言，如果黨內民主確立下來，可能會形成這樣一種趨勢，志趣相投的黨員幹部會在黨內組成更明顯的「利益集團」。

有些分析家認為，近年中共領導人要求黨員幹部解放思想，可能預示著將採取新的政策態度，鼓勵大家在中國政治改革進程中要堅持更加務實思想。

法治取得巨大進步

在過去三十年裡，中國的司法體系取得了巨大進步，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一九八○年，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破壞後，中國的司法體系開始重建，全國的法院受理了八十萬個案件。到二○○六年，這個數字上升了十倍。在過去三十年裡，中國通過了二五○多個新法令，而且民法典的起草工作正在進行中。

在上世紀八○年代中期前，中國大多數法官和檢察官都是轉業軍人，他們根本沒接受過正規教育，更不用說接受法律專業訓練了。那時候，鑒於法院的目的是執行黨的路線，法官和檢察官都極注重意識型態。但是，到了上世紀八○年代中期，一些大學畢業生被國家分配到法院和檢察院工作。到了上世紀九○年代後期，法律碩士文憑被認為是當資深法官的一個不成文的條件。

中國法官和檢察官素質提高的同時，中國律師的地位也發生了改變。上世紀八○年代末以前，所有律師都是政府僱員。一九八八年至一九八九年，中國出現了首家合夥制律師事務所。如今，中國有律師事務所一萬二千家，註冊律師十一萬八千人（美國的人口是中國的四分之一，但律師總數是中國的八倍多）。私人律師業的發展推動了整個司法系統的進一步專業化。

中國還頒布了許多旨在保護公民免受政府官員違法行為傷害的法令。二○○五年頒布的《公務員法》，為政府官員確立了很高的行為標準。一九九四年頒布《國家賠償法》，目的在於國家對政府失誤給公民法人造成的損害給予彌補。或許更重要的是，一九八九年頒布的《行政訴訟法》使公民能起訴國家。如今，每年大約有十五萬多起公民起訴政府的案件，媒體對其中幾起成功的案例進行了報導。

然而，一些中國官員承認，中國的司法程序仍充斥著很多問題。法律公正的一個最嚴重障礙是「私人關係」。這種關係會使檢察院和法院的決定受到限制。

中國的主要問題不再是缺少綜合法典，而是理論和實踐之間的差距。一九九六年頒布的具有歷史意義的《刑事訴訟法》所保證的權利常常被忽視。一些「維權」律師認為，不斷揭示公正司法體系的官方目標與現實情況之間存在差距，一段時間過後，這種差距就會縮小。

監督機制更加健全

中國並不缺乏旨在促使官員正直為官的機制。中國政府各部都沒有處理這種事務的辦公室。另一個監督機制是中國共產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政府有監察部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反貪局，它們負責依法查辦犯錯誤的政府官員。

然而，儘管有這些監督機制，官員腐敗的問題仍然非常嚴重，領導人常常把道德墮落說成是共產黨的重大挑戰之一。二十多年來，中國經濟迅速增長，官員貪贓枉法的機會也大增。像國家藥監局原局長鄭筱萸那樣的重大案件加深了腐敗現象猖獗的看法。據官方數字，二○○六年有九萬七千多名官員受到懲處，其中，百分之八十的官員犯有怠忽職守、貪污受賄罪，或違法亂紀。地方紀檢書記都是由當地領導任命的。到了二○○六年才開始實施一條新規定，即省紀委書記必須由中央政府下派任命。

個人自由日趨擴大

近年來在選舉、司法獨立和監督方面取得的進步是中國社會變革和個人自由擴大的一部分。

在過去二十年裡，大批農村人口湧向城市。直到十年前，中國政府對人口流動還實施嚴格的控制。如今，政府官員把在未來二十年可能移居城市裡另外三億多農民說成是幫助消除中國城鄉收入差距的積極力量。而且，城市居民現在可以到國外工作、留學和遊玩。不到二十年前，北京所有外國人都必須在指定地點居住。如今，外國人和當地人相鄰而居。

我認識的一位共產黨高官私下對我說，十年前，他這個級別的官員與美國人公開討論民主，那是不可想像的事情。他說，如今，中國辯論的主題不再是要不要民主，而是何時和如何實行民主。

中國一家大企業的董事長告訴我，在海外上市的中國公司的企業管理水平有所提高，這是中國「民主習慣」增強的另一例證。他說，國營企業，尤其是在海外上市的國營公司，總的趨勢是透明度增加，董事會更獨立，管理更規範。因此，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氛圍很可能在中國的商界以及身為國企董事會成員的高級政府官員中灌輸更多民主思想。

與過去相比，中國領導人今天談到民主時似乎很謹慎。批評者稱，這表明政府缺乏實行政治改革的真正決心。中國的一位老政治家告訴我，民主始終是中國人民的「共同願望」。但是他說，西方需要有耐心，要讓中國人自己去嘗試和探索。

關於還需多長時間才能牢固樹立民主制度，中國人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也不一樣，不過某些方面的看法是一致的。一位官員說：「沒人預測要花五年時間。有人認為還要十到十五年，有人則認為還要三十到三十五年。不過，沒人覺得還要等六十年。」有人預測可能要等到二○二二年前後。

顯然，中國社會核心的一些人正在積極思考這些根本問題。問題是這些理論是否會以及如何能變成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