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為何沒有「林毅夫」

六四事件的學生領袖柴玲，曾來電向李敖致意。李敖說，你們在天安門廣場待個十幾天，就引起全球的注意；我們在台灣奮鬥了幾十年，卻沒有得到相當的重視。因為大陸太大了，台灣太小了。李敖此話含有酸味，但清楚點出一個事實：小女子柴玲因中國之大而變大，大人物李敖因台灣之小而變小。

世界銀行首次任命中國籍學者林毅夫為首席經濟學家與資深副總裁。林打破由歐美國家壟斷的局面，成為第一位來自開發中國家的世銀首席經濟學家。此一任命，是對林毅夫的高度肯定，也是經濟學界難得的一份榮譽。聽到這個消息之後，我的立即聯想，就是上述李敖與柴玲的對話。柴玲當然無法與林毅夫相比，林的成就也來自他的持續努力，但是中國如果不是今天的中國，林毅夫無疑也很難成為現在的林毅夫。

林出生台灣宜蘭，本名林正義，曾獲台大學士與政大碩士學位。棄文學武，投筆從戎是他的第一次驚人之舉。一九七九年五月十六日在金門任連長時，「叛逃」泅水至廈門是他第二次的驚人之舉。林毅夫隨後進入北大就讀，獲經濟學碩士學位，再赴美深造，於一九八六年獲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少數擁有美國博士學位的留學生。

林毅夫返國之後，以中國經濟改革的相關議題作為學術研究的主要內容，在國內外許多重要期刊發表論文。一九九四年林毅夫與留美學者創辦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深入研究中國本土問題，林並且長期擔任該中心主任至今。林毅夫是大陸最活躍的經濟學家和政府的高層智囊之一，兩度獲得中國經濟學界最高榮譽孫治方經濟科學獎。

媒體記者指稱林毅夫是農業專家，其實並不恰當。中國雖然大步邁進工業化，但是現在仍有一半的勞動力，和超過一半的人口留在農村。這些農村人口，也是中國現代化之下的弱勢族群。如能解決「三農」問題，等於解決了中國大半的經濟問題。任何關心中國經濟問題的學者，當然不可能逃避農業問題。林毅夫研究農業問題，因為那是中國經濟發展重要的一環。

林毅夫的學術研究中，著墨甚多者，還包括國企改革、收入分配，以及制度變遷等領域。這些問題與前述三農問題環環相扣，也都是大陸當前必須面對的迫切議題。如此看來，林毅夫的研究範疇相當全面性，凡是與中國經濟發展牽連者，都是他關心的問題。換一個角度說，林的論文都是為了解決中國現有的實際問題而作，不是為研究而研究，不是為「SSCI」(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而研究。相對於高度扭曲的台灣學術界，林毅夫應該算是幸運兒。經濟的快速成長、制度的大幅變遷，使中國大陸有源源不絕的重要議題等待研究。這些議題存在於日常生活之中，並非被教育部「五年五百億」誘導硬造出來。

大陸改革開放之前，亞洲四小龍的成功經驗，是全球經濟學界關注的主題。費景漢、郭婉容等人對於台灣經濟的研究，引起當時國際間高度的注意。九○年代之後，大陸的巨幅變動與高速成長，取代亞洲四小龍，成為新的矚目焦點。大陸從極端貧窮落後，如何蛻變成現代社會，是非常有趣的學術主題。相對而言，台灣已非典型的落後國家，也不屬成熟的開發國家，它的尷尬地位使得台灣問題的研究，相對較不討好。此一現象，造成兩岸經濟學者研究方向的歧異。以林毅夫為例的大陸學者，幾乎都以「本土」研究為主軸，台灣學者則傾向純理論研究，或是與美國學術主流相結合的研究。中國因為大，所以它的「本土」問題，也是國際性的問題。台灣因為小，太「本土」難以國際，太國際就不本土。放眼台灣經濟學界，學術能力比林毅夫強者，並不少見，但就是造就不出「林毅夫」。我因此懷疑：如果林毅夫一直留在台灣，他的研究能否引起世銀的重視？他的學術成果對於廣大第三世界能否有這麼大的啟示？

長久以來，中國一直是被世銀援助的國家。直到一九九三年，它仍是世銀的最大貸款國，欠下二百七十億美元左右的債務。二○○七年形勢逆轉，中國提供捐款給世銀下屬的國際開發協會，首次從受援國變成援助國。世銀總裁佐立克去年七月上任之後，視中國為「重要夥伴」，多次力邀中國加入世銀會員國的行列，共同協助對抗全球貧窮問題。北京的正面回應，除了積極貸款給非洲國家之外，去年十二月並且承諾對世銀「最貧窮國家基金」提供捐款。林毅夫能獲得世銀青睞，除了他自己的研究成果之外，也與中國國力的增長有關，這是台灣出不了「林毅夫」的另一原因。

林毅夫雖將榮膺重任，中國也可能在世銀扮演更積極的角色，但林毅夫（及中國）是否能與世銀愉快合作，我個人仍有一絲疑慮。

世銀是全球最大的發展機構，數十年前就提出減貧扶貧、增進經濟發展的目標，但是目前全球三分之二的人口仍生活在開發中國家，約有十億人一天的生活費不到一元美金，而且國與國間、人與人間的貧富差距仍持續擴大。這是世銀與國際貨幣基金（IMF）等跨國機構努力了數十年的「成果」。每個國家落後或貧窮的原因、背景十分複雜，當然不能全部怪罪外人。但世銀與IMF乃是由少數歐美開發國家所主導，他們都有強烈的「自由主義」信仰，認為減少政府干預、開放市場、自由貿易、私有化是促進經濟發展的不二法門。世銀與IMF的每一宗貸款或援助，從來都不是基於受援國立場的協助，而是以促進所謂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出發，要求受援國服膺他們的意識型態與信仰。

二○○一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史迪格裡茲（Joseph E. Stiglitz），也曾擔任世銀的首席經濟學家與資深副總裁。來自「天朝」的史氏，就常為世銀的做法感到不安，他也常教導第三世界國家如何擺脫強國與跨國機構的宰制。史迪格裡茲知道市場經濟不是萬靈丹，各國的經濟發展也有各自適合的路，不能全聽西方國家的話。容我以醫學作為比喻：美國醫生一輩子處理過的肝病病例，可能不及台灣醫生一年的經驗。美國醫生對於肝病的判讀與治療，自然有別於台灣醫生。即便醫學，都具有地域性，更何況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

二○○七年林毅夫在劍橋大學演講時，談及大陸的經濟改革時表示，雖然中國沒有採取傳統自由市場政策，仍然達成長期的經濟高成長。許多東歐及拉丁美洲國家經濟自由化的步調較快，卻無法維持成長，也無法減貧。顯然，林毅夫的理念和史迪格裡茲相當接近。這樣的首席經濟學家（以及他背後的中國），是否會與世銀這個資本主義的龐然大物扞格不入？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