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國際共存：北京的顧忌與台北的努力

一、北京的顧慮：

兩岸關係在520之後的變化是有目共睹的，但是馬英九在520提出的「兄弟息爭」的提議，原話是「兩岸不論在台灣海峽或國際社會，都應該和解休兵，並在國際組織及活動中相互協助、彼此尊重。」大家簡稱之為「外交休兵」，反而引起各方的爭議和討論，在北京盡可能想瞭解台北在這一方面的想法，當然迄今為止，北京方面並沒有得到系統的答案，反而是顧慮重重：

從法理的邏輯來看，對中共而言，不存在所謂的「外交休兵」問題，因為外交是主權國家對外交往的能力，而在「一中原則」下，雙方都不視對方為主權國家，所以對方均無「外交權」，故兩岸必然只有外交鬥爭，沒有外交休兵的問題。所以在法理的「一中」原則上，故是兩岸之間無法討論的議題。

但是在事實上須面對，兩岸之間以往的外交惡鬥，尤其民進黨的烽火外交、衝撞外交，確實只便宜了一些外國投機政客，而且既損兩岸人民的資源，又傷兩岸當局的形象和聲譽，這是事實上兩岸必須化解的難題。特別是中共希望以「和平發展」來處理「台灣問題」的政策思考下，更是必須面對此一台灣人民所關切的國際空間議題，在520之後，大陸來台的相關學者也都關心此一問題，在座談會上或研討會中，都表達了類似的想法、看法。足證北京當局也有誠意共謀解決之道，但是從議題的內涵看仍有三個難關：

第一是正名的問題，對中共而言，究竟要解決的議題對像為何，是中華民國的國際空間？是台灣的國際空間？是台北的國際空間？就「中華民國的國際空間」而言，由於「中華民國」客觀存在的事實，可以滿足國際法中「國家」的條件，所以只要在解決方案中，不出現二個中國，則「中華民國的國際空間」問題，就可以解決，至於北京在內政上的麻煩，則不屬於外交層面。就「台灣的國際空間」或「台北的國際空間」而言，對中共的內部比較容易釐清法理，而且也達到「消滅」中華民國的效果，但是在國際法上，這是一個新的「法人」，由此而延伸的問題則十分複雜，而且使用「台灣」和「台北」也有差異，使用「台北」乙詞，比較強調的是政權而非國家，但有中央政權的意含；使用台灣則有可能給「台獨」開了方便之門。但從另一方面來看也有地方政權而非中央政權的意義，在中共的官方用語是「可以談台灣地區在國際上與其身份相適應的經濟文化社會活動空間問題，也可以談台灣當局的政治地位等問題。」而學者的用語是：台灣「國際空間」，不同的用語帶來不同的思維方式，和不同的解決問題的方案。

第二「台北定位」問題與「國際空間」問題的解決順位安排：在「國際空間」解決之前，必然存在看台北的法人如何定位的問題，從邏輯上說，「定位」問題應優先於「空間」問題；因為只要台北的「定位」是清楚的，則台北在國際間的權利義務，也就順理成章可以清楚，甚至無需談判也可以解決；但是台北定位問題，在當前主權國家的原則下是幾乎無解的難題，因此也可以考慮從國際空間的實踐，來積累解決問題的可能性。以兩岸現存的國際空間的實踐現況來定位台北，用鄧小平的話就是以「實踐檢驗真理」，然而此一思考就帶出第三個難題。

第三實踐中解決和「外交休兵」的構想是互斥的，從談判的角度來看，談判的參與者為了爭取自己談判的所得，必然在談判前不斷擴大己方籌碼，並擠壓對方籌碼，其結論就是在兩岸談判前，雙方不可能「休兵」，而且可能是愈演愈烈的鬥爭，結果可能是連談判的氣氛也被破壞，所以從實踐中解決也有其風險。反之，如果先「休兵」，則休兵的目的已經達成，談判也就是多餘的。但不經由談判的休兵，顯然是不穩定、無保證的休兵，也必然因人而異，因黨而異。則休兵只是暫停惡鬥，而非兩岸和平共存。

對中共而言，兩岸國際空間問題的解決辦法延伸的外在顧慮也有四大難題：

第一在定位與空間議題上，對國民黨的忍讓和開放，是否成為未來台灣其他政黨從事法理分裂的利器。因為在國際問題上有許多的作為具有不可回收性，所以在開放之前，必須有全面而周詳的考慮，以免留下不可收拾的後果。

第二在定位與空間議題上容忍度和開放度，必然與中共對國民黨在台執政時間長短的判斷成正比；直言之，國民黨在台灣執政時間長，則中共對台北在定位與空間議題上所作的忍讓和開放，在兩岸較長期規範性的運作下，在國際間就會形成習慣和通則，而習慣和通則必然成為制約台北行動的結構力量，則其他政黨執政也難以挑釁。但如今的馬英九執政的實況，恐怕是中共很憂心的。

第三在兩岸定位與空間議題上，可以交換籌碼的不對稱性：到目前為止，有關定位與空間議題上，所提出的主要辦法都集中在要求北京當局釋放出籌碼，而北京當局一旦釋出若干台北方面想要的好處，則中共會得到什麼好處或是任何台北方面確實可靠的保證，假如都沒有，中共領導如何說服其內部，必須要作出讓步呢？一旦無法說服內部就不會有共識決，沒有共識胡錦濤也無法對台北讓步。

第四某些外國力量是否在兩岸協議的辦法上，設法加碼和過度詮釋，提供了原先中共設法以外的空間和定位；中共官方不得不看到在美、日確實存在反中、反華的力量，以及他們對美、日政壇的影響力，一旦兩岸之間，達成某些協議，在這些外國人手中會如何運用，也是北京當局不得不有的顧慮。

二、台北的努力：

面對李登輝、陳水扁所遺留下來的緊張、衝突和危險，而且對台灣不利的兩岸關係，加上北京的顧慮，顯然馬英九希望建立一個和平、穩定的、對台灣有利的兩岸關係；目前看來，馬英九的兩岸政策可以從本質面和實踐面來理解和詮釋。從本質面來看馬的兩岸政策是回歸大陸政策的指導，在本質上與李登輝、陳水扁等最大的差異是在李扁掌權時代處理兩岸關係，所依據的是只有「各自主權」的兩岸政策，而沒有大陸政策。而馬英九則繼承了原國民黨的大陸政策。是否以大陸政策來指導兩岸關係的發展，其中的差別是台北如何看待大陸。以李扁的兩岸政策而言，大陸與台灣無關；對國民黨而言，大陸在法理上仍是他們的家園，中華民族的未來仍是他們的關心，所以國民黨的兩岸關係是服從和服務於大陸政策的，一如中共的兩岸關係之處理和定位是服從而且服務於其「對台政策」一樣。這種對大陸政策和對台政策指導下的兩岸關係，其政策的法理邏輯基礎就是「一中」原則。以往國民黨在「十三全」通過的「現階段中國國民黨大陸政策集」，其主要的精神就是希望中國大陸也能建設成「自由、民主、均富」的地區，按此精神，國民黨的大陸政策從鬥爭而改以和平方式。因為是和平的方式，所以必須面對大陸的現實的統治者，而現行的政治學說和法理均無法解決如何處理一個國家內兩個政治實體，所以在國統綱領中，採用了「互不否認」的方式，以便兩岸關係可以交流、交往、相互理解，共謀解決之道。如今馬英九是當時大陸政策的決策參與者，是以從馬現行的兩岸關係處理中，我們仍然看到當年國民黨「大陸政策」的精神，這是法理上的回歸。

從實踐面來看，包括消除疑慮和建立互信兩大部份。在消除疑慮部份：在這一部份馬的作法有二：一是擴大交流，恢復對話；二是言行一致，排除誤解。

所謂「擴大交流，恢復對話」：這些都是目前不斷推動的政策，與以往李登輝時的國民黨的交流，其差異在於交流從單向而雙向，特別是便利兩岸人民往來，改變以往用傳統安全的角度為新安全觀的視野，來對待擴大交流對台灣安全的挑戰。所謂新安全觀是指在全球化的趨勢下，台灣的安全不能完全依賴兩岸的隔離政策，必須在相互開放的情境下，建立台灣的主體性；在擴大交流中，創造相互的利益；透過理性主體性的建立，消除中共對台灣的誤解，經由相互的利益的生成和發展，排除中共對台灣問題以武力解決的念頭。同時與李登輝時代的對話協商也不同，主要在於李登輝不把兩岸協商視為解決兩岸問題的正確途徑，而視之為他自己在台灣內部進行政治鬥爭和族群鬥爭的需要，以致發展到最後成為對抗中國的政治工具；所以兩岸「兩會」十八次會談結果是一事無成。而今馬英九政府對兩岸兩會協商的期待，是建立管道，正確信息，制度協商，解決紛爭。簡言之，回歸談判的基本角色，發揮談判的功能。

所謂「言行一致，排除誤解」：這一部份有些作為已經表現在外，有些只是口頭表述，例如低調過境美國、低調處理入聯問題、爭取加入WHA、爭取參與東亞經濟合作等，都強調務實原則；但在口頭表述的部份，（主要是馬英九在接受墨西哥太陽報系集團董事長瓦斯蓋茲〔Mario Vazquez Rana〕專訪）特別是他說兩岸是一種「特殊關係，而非國與國關係」，在島內的綠營指其出賣台灣主權；部分藍營人士也跟進指責。大陸方面則幾無反應，沒有真正認識馬的表述的重要性。足見馬英九的這一部份作為似乎仍未被外界正確地解讀，其實馬的說法代表了他在施政上政策邏輯上的一致性：除了前段所述的大陸政策下的兩岸政策之外，因為馬的「兩岸觀」是主張「一中各表」的，依照我們的憲法當然不能允許有兩個中國，所以我們和中共的關係無論如何不會是國與國的關係，否則在憲法之下，就變成自己與自己的荒謬關係；也不能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因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其本質還是國家間的關係；所以馬所說的「特殊關係」才是在法理上最正確的描述。這裡的「特殊」就包括了現今兩岸關係在法理和事實的落差與矛盾，也代表兩岸間未來的關係必須尋求一種「特殊」的安排，此一安排不同於「國與國」，更不同於「中央與地方」、「中央與特區」的安排的可能性。

而他之所以在此一時機，提出此種說法代表了他在政治原則的一致性，而在當前的兩岸關係中，政治原則的一致性又是「避免誤解，建立互信」極其關鍵的因素之一。

然而為什麼連藍營人士也頗有微詞，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馬在兩岸關係中否定國與國關係後，沒有明確說明兩岸之間應該是何種關係？二是有人不否認馬的說法，但是認為馬不應該先行退守，自曝底線，三是批評者對馬的提法不從全文的脈絡去理解，而是隨著綠營人士的說法，討好一般反對者的投機反應，突出一點不及其餘。

事實上，兩岸的定位包括了民族定位、國家定位、政權定位三個層次，在民族定位的層次上，李登輝、陳水扁曾企圖否定兩岸是同一民族的定位，而馬在520的演講時已經提出「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的說法，呼應了胡錦濤在「十七大」所說的「中國是兩岸同胞的共同家園」的訴求，所以兩岸人民為同一民族，已經沒有問題。

其次在國家定位上目前兩岸的憲法都不可能得到妥善的解決，是以只能以「一中各表」的方式來處理，以便有時間思考方案，解決難題。所以馬必須說明兩岸雖不能是「國與國的關係」，但必定是在一個中國原則下特殊的政權與政權的關係，所謂「政權與政權的關係」是指兩岸聲稱的「一中」是主權相互重疊，而治權各有所立的一個國家內的政權間的關係；所謂「特殊」也是指這樣的政權與政權的關係，是前所未有，是全新的、相互模索的關係。

因為不論是李登輝的特殊國與國，或是陳水扁的一邊一國，都是中共和國際社會都不接受的，與中華民國憲法的立場也不相容，這些都是公開的、眾所周知的事，馬英九隻是回歸憲法，俱實以告；如果因此而洗刷陳水扁帶給台灣的綽號～「麻煩製造者」（trouble maker）則對台灣無寧是好事一樁。如果由此而消除兩岸的誤解，更是有利於往後的兩岸關係的發展。

其三從馬英九受訪的全文來看，馬英九絕對沒有放棄「中華民國的主權國家的立場」，所以一開始就說「民眾希望改變國家發展方向」，所以對馬而言中華民國是一個國家，這是無庸置疑的，自然也就沒有放棄主權、未戰先降、未戰先退的問題：同時在解釋兩岸關係，馬英九也說「這樣的爭議是屬於主權層面的爭議」，很清楚所謂「主權」的爭議除非是國家身份，否則不可能有「主權層面的爭議」，再則在國際層面馬也強調我們的「外交」、「邦交國」，強調我們參加了「十來個國際組織」等，這些都是主權國家的行為表現。

可見馬所說的「我們雙方是一種特別的關係，但不是國與國的關係，這點非常重要」，這一段話，僅僅適用於兩岸關係的法理的認知和定位上，絕非指中華民國在國際的立場；瞭解了這些，就可以知道馬英九身為面對中華民國憲法宣誓守憲的總統，在此一議題上，首先作了遵憲、守憲、行憲的最佳示範，其實是應該被各方所肯定的。特別是北京當局應該看到台北所釋放的開放「兩岸相互定位」的政治善意，而必須對之作出包容的反應，則兩岸才有可能進入建立互信的階段去努力

在「建立互信」部份：馬政權應鼓勵中共的作為包括了「制度協商」「資訊透明」「多軌對話」「條約保證」四個部份。

所謂「制度協商」是目前馬政府已經在作的事，要提醒大陸的是，決不要以任何藉口和理由，中斷協商，以免增加誤判的機率，使兩岸協商制度化，是兩岸避免動武的最佳安全閥。

所謂「資訊透明」是指在兩岸協商制度化的前題下，有許多資訊必須更透明，才能消除台灣人民的誤解，從而對馬英九倡議的「兩岸交往」政策也是一種鼓舞，如中共能主動公佈部署福建的飛彈數量，這就是表現誠意的方式。

所謂「多軌對話」是指除了兩岸兩會制度性協商之外，兩岸必須啟動多軌的正式對話，以便作為兩岸解決政治難題的預備性、前置性工作。此一多軌對話特別應包括兩岸「高層退休官員論壇」：如外交官、軍事將領及高階的文官，領導階層等，他們對話對解決兩岸難題而言，具備了「有經驗，不空言」、「有影響，無責任」、「務實不浪漫」「知分寸，能保密」「代謀其政，不圖其位」的特點，他們或許沒有新創意但辦法很實際，但一定可以為兩岸和平盡力。於是退休外交官可以談共存於國際空間之道、退休將領可以談「CBM」、退休的高階文官可以談「和平架構」。兩岸的多軌對話還必須包括兩岸智庫對話，而且是制度性、長期性的對話，以便使兩岸的對話是：有主題、有焦點，見效果、能積累。有了這樣的兩岸關係，必能保證不誤解，促和平。

所謂「條約保證」當然是指最終雙方的和平，必須均由談判協商新的和平框架，並以「條約」或協議等文字表述，以書面保證的方式來確保兩岸的和平。

總之，馬希望在國際空間上有所開拓，消除兩岸誤解，建立互信是優先的工作，否則一切努力都只能治標，任何方案一旦只是治標，則必定具有其脆弱性，而脆弱的方案對兩岸而言，都不具有可行性。

最後馬英九在兩岸關係的務本部份，還有一個十分重要的工作，就是提出兩岸關係的新論述，以及政黨溝通。前者的重點在於提出兩岸和解下的「台灣主體性」，以往在李、陳的誤導下，使台灣人民以為只有與大陸對抗，才能建立台灣的主體性；從而將交往政策誤導為賣台，或是不愛台，是以馬希望兩岸有和平，又要建構理性的台灣主體性，則必須有新的論述，用大陸的術語，「論述」就是旗幟，就是方向，有了新的論述才能感動他人，團結內外，如此才能全民一致地建立和平穩定的兩岸關係。後者是指政策作為必須透過政黨溝通，或者謀求共識，或者表示尊重，以便使兩岸的政治方案具有台灣內部的政黨共識，一方面增加談判籌碼，一方面也使中共敢於思考和讓步。

三、結 論：

兩岸的政治難題是眾所周知，但是兩岸當局、兩岸菁英都不應該逃避，也不能逃避，目前的兩岸關係發展面臨到一種大家都怕壞事，從而不敢面對難題的窘境，大家都想先作容易的、好做的，所以大家都說「先經濟後政治」「先易後難」，但是經濟和政治原本就是兩套邏輯，有關聯難相通，從美國以經援促民主到大陸經先政後的改革歷程，都不是按人們設計的邏輯來發展，因此兩岸的菁英有必要突破眾議，超越官方，解放思想，大膽設法，科學求證，正確解題，才是盡書生之責。

如今馬英九在上(10月17日)接受印度媒體訪問時，又拋出希望在任期內盡量完成與北京簽訂「和平協議」的呼籲，這也是兩岸人民的共同的期待，相信也是國際間對兩岸關係的期待，也符合中共建立和平穩定的周邊、捉住發展的戰略機遇期的期待。兩岸當局既有心解決難題，則必須同情理解，把握時效，多方嘗試，鼓勵創新，才能真正解決難題，造福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