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政府命祚之鍵:棄虛浮、勤務本

楊志誠
(逢甲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


民主政治的優點就是不容易讓失政或腐敗的政權繼續危害人民的生存及國民的生計。過去八年,扁政府的失政及腐敗終究難逃人民的唾棄。台灣人民以七百多萬張選票,選擇了馬英九,授予完全的執政權;張張選票都附著求生存與發展的殷切期盼。馬英九也認清當時台灣的整體社會情境,欣然概括承受了既有的困境及挑戰,理當一肩挑起扁政府的失政,推動政經局勢的維新;馬英九不管站在第幾線,都必須負全責。然而,「百日維新」之期已過,後勁漸衰,看來,人民引頸之盼恐將落空。

石油是工業社會物價關鍵

以馬英九追求完美的個性,七百多萬張選票的壓力,顯然消蝕了他作為一個領袖應有的「霸氣」;想要面面顧到,現實上就會面面都顧不到。也因為如此,在風行草偃的效應下,馬政府的執政自然就會落入「優柔寡斷」及「虛浮而不務本」的決策陷阱之中。執政以來,所有決策及行政作為與情勢發展的落差,實為「優柔寡斷」所致。以毒奶粉事件為例,在後現代社會多元交錯的機能網絡中,政策追求的價值是多元競爭、而且常常是彼此排斥或排擠的;既想要保障廣大人民的健康及生命安全,又要同時兼顧經濟,維護商人的利益,這樣的決策不「優柔寡斷」才怪!其實,在後現代社會的決策,形式上雖然講求整體性,實質運作應該先確立核心價值,掌握關鍵因素,快速決定優先次序或偏好結構(preference structure),然後推動具高度彈性的組織(量子組織型態),從各層面及各層次執行政策方案,進行多元價值的追求。

另外舉油價上漲的決策為例。過去在農業社會的時代,所有商品物價(也就是一般所說的「通貨」)的關鍵是以「米糧」為中心;米一漲價,通貨都漲。蔣家在台灣能夠穩定執政將近四十年的關鍵,就在於壓制米價,進而穩定了所有商品的價格,成功地避免了「通貨膨脹」;這是蔣家政權吸取了大陸執政失敗的教訓,堅守住「穩定中求發展」的原則。當然,壓制糧價顯然犧牲了農民的利益,此時政府再調頭補貼農民,包括農業放款、種子、肥料等的優惠。相對地,工業社會的商品價格,其關鍵就在「石油」;石油一旦漲價,所有物品都會漲。之後,就算石油跌價,要想讓通貨「回價」,恐怕就難了,主要原因是,台灣的市場不像美國或歐盟,其規模太小,自由度不足,市場要反應過來,需要較長時間,而如果又碰到油價浮動頻繁,市場更難自動反應過來。這樣一來,通貨膨脹必然失控,民生必定困頓,「苦民所苦」也將無從「苦」起;失政莫此為甚。

市場機能會自動調整

台灣許多號稱自由派經濟學者,只知學歐美,相信市場機能會自動調整,卻不知道市場機能必須健全及自由,才會自動調整;而市場的自由意義或完善性(perfect market)在現實社會是不存在的,只能依市場的規模決定其相對自由度。一旦市場被扭曲,廣大的社會大眾將陷入困境。所以,大部分國家都不敢完全放手由市場決定,必須引入政府的功能,以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也就是維護社會整體的自由與民主,西方稱之為「社會民主」的精神,而我們稱之為「民生主義」。如果依照「民生主義」,當政府發現油價不合理飆漲時,就應警覺到世界石油市場遭到扭曲,且政府的介入將義不容辭;壓制油價乃必要的政策工具,隨後再來補貼,只要通貨膨脹不起,就算以自由經濟的角度來看,這種政策工具的使用,也是「必要之惡」。國民黨倡導「三民主義」,骨子裡卻鄙棄民生主義,馬政府到底是怎麼了?其原因無他,好「自由經濟」之名也,虛浮而已!

因虛浮之累,馬政府就難免在人事選任上過度重視「檯面上好看」,以及在政策規劃上,陷入「急功近利」。因為缺乏了務本的思維,預期的執政成果必然落空,一路從「馬上好」、「馬上漸漸好」、「現在很難好」到「八年後可能會變好」;民調支持率也從58%一路滑落到三成以下。

在人事的選任上,為了「檯面上好看」,執政支柱的政務任命就必然會大量啟用所謂的「專業學者」及已稍具盛名的「老官僚」。一般而言,東方知識體系內的學者常常是「學了以後就不化了」、「專(鑽)了以後就出不來了」。其實,西方在頒學位的意義上,只是確認該領域的研究資格而已;只是一個起步者。所以,對於之後的研究都會關注在「創新」(creativity),重視的是「文明與價值的開創」;在這層意義上,西方的Ph.D.學位與我們所認知的博士,大異其趣。而「老官僚」在行政運作上深具老經驗,深識經驗法則及經驗知識,但是思維也會漸漸淪入慣性窠臼,很難變通。這些「人才」在穩定的政治情勢下或強勢的國家領袖領導下,概都能發揮所長:穩定中求發展。但是,在一個社會變動的時代,根本很難抓住問題、掌握關鍵、解決問題、進而創造價值。從最近這十年的發展歷史來看,我們的政策都是在「不知問題所在」的迷惑下,隨意抄襲他國的方案,以作為試點;終結果,解決方案漫天飛,甚至不惜上網徵求,卻沒有人討論所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問題;確認了造成問題的因子,才能進一步論證那個方案能夠解決問題、「如何」解決問題。

當前馬政府團隊最大的盲點就是忽略了「知識沒有絕對的,每一種理論或邏輯的成立都有它的前提條件或特殊情境」。近代自科學的知識體系建構以來,幾乎所有的理論或模型,都立基於「理性」(包括自然界的物理理性及人文的社會理性)的基礎;換句話說,缺乏「理性」這個前提,理論和模式是不能適用、也不會有效處理問題。所以,在穩定的生活及生態機能狀況下,理性的知識就很管用;一旦情勢轉為動盪,就必須再引進新知識,才能渡過難關或危機,進而穩住一個新的局面或情勢。

「擴大內需」的盲點

當前的台灣社會,一方面經歷了扁政府的八年失政,同時又承受全球化嚴厲的衝擊,可以說已經到了「民生凋弊」的境地,整個社會及人民早就處於「非理性」的狀態,所有的理論及模型那能套著用呢?另外,不管是「執政學者」或「老官僚」,他們的執政思維都仍然停留在「民族國家」的典範;他們的執政權威來自於「國家權威」,可是他們所要處理的問題往往不是「國家權威」所能規範和處理,包括身處台灣地域內部的人民行為及組織功能,也超出「國家權威」之外。簡單的說,他們是以二十世紀的統治或管理思維,想要去解決二十一世紀的「全球化問題或危機」。馬總統!你也太難為他們了。

其次,在政策規劃上,將因「急功近利」而誤了民生。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六三三承諾」、「1,680億擴大內需」、及「籌基金救股市」。基本上,一個組織或國家的領導團隊在提出「願景」時,就應該先論證其「共利性、可行性、及可成性」:明確指出該願景將對那些標的群體有利、有什麼利益;根據主體的條件,如何配置及運作資源以達成願景;證明願景是符合內外在情勢的發展方向。「六三三承諾」的跳票最主要原因是缺乏「可成性」的論辯及規劃;而「1,680億擴大內需」在「共利性」的層面上就不夠縝密。

擺明的,「擴大內需」的政策是根據凱因斯理論而來,其作用是透過政府支出,帶動市場需求,進而刺激生產,增加就業機會,提升國民所得,進一步刺激消費,再回頭熱絡市場需求,多次循環之後,將可啟動經濟快速成長,台灣就可以「馬上好」了。

表面上,理論模型的邏輯應該很順暢,但現實上,這當中存在著幾個關鍵的盲點。

第一個前提是,這個理論必須在國家主權的維護下才能運行順暢;如果在擴大內需的支出環結上,有任何外來的功能穿透國家主權,這個循環將完全失效。所以,當「擴大內需」的支出被承包廠商部分匯出或留駐,以及增加的就業機會流到外勞手上,這些錢都不會流入市場或投入「再生產」,那麼顯然就不可能「馬上好」。

第二個盲點是政策執行者是否會把支出用在「擴大」內需,還是只會轉移到「添補」過去的財政缺口。從執行情形來看,這些支出都還是流入各地方的黑金企業中,去救他們的財務危機,那裡有用在「擴大」內需,而且都用在「不該建」的建設上;否則1,680億怎麼沒有減少台灣的「危橋」數目呢?

第三個盲點是社會心理否定了人們的「經濟理性」。經歷了這麼長的經濟困頓期,就算增加了所得,一般人還是不敢轉入市場去從事消費,怎麼可能刺激經濟景氣?

另外,台灣的工業化是在1950年代被美國牽引而啟動的,並沒有工業文明的思維;財富雖然是透過工業生產而來,思維上還是停留在農業社會,認定「土地」才是生產要素,所以轉投資不是以「再生產」為考量,而是以房地產作為優先。也因此,土地價值在經濟循環中估量過高,店租及廠房的成本,不僅不受整體經濟的市場規範,反而成為經濟循環的死結;店租過高,商品行銷網絡阻塞,需求減縮,生產停滯。最後,本來資金或所得的轉投資,其目的就是要投入「再生產」,其媒介系統就是股票市場。可是,因為缺乏工業文明的思維,一般人卻把股市當成合法、公開的賭場,是一種可以不勞而獲、快速取得報酬的賭局,與「再生產」的意義產生了嚴重的疏離感。也因此,台灣股市的特質與歐美股市有很大的不同,股市資金與再生產、就業機會、工作所得之間的邏輯關係並沒那麼直接;所以,處理的方式也應該不同。

「虛浮」的心態使得馬政府重視股市的檯面景象超過對一般人民生活的關注。針對這種說法,馬政府可能會舉美國政府以7,000億美元救股市的政策加以反駁;所以,我們就必須先來分析「7,000億美元救股市」的政策思維。

美國為什麼會爆發金融危機?

首先,美國為什麼會爆發金融危機?一般人會直接歸咎於「次級房貸危機」,而「次級房貸危機」又因何產生?當然是起因於通貨膨脹及高失業率;歸根究底,就是石油飆漲所惹的禍。為何石油會飆漲呢?講明了,就是供需嚴重失衡,否則怎麼會從一桶20美元漲到149美元呢?說來也是美國自己做的孽!近來許多國家都在談「石油戰略」,尤其美俄二國。美國估計當前許多大國都在積極發展經濟,如中國、印度、巴西等國,其石油耗費量及需求量必然大增,也將帶動世界能源嚴重匱乏的問題,於是採取囤積石油,以便將來獲取暴利。而俄羅斯的普丁政府也看到了這點,於是下令減產,以便將來除了暴利之外,亦能順利推動「大國外交」的政策。就在這二國石油戰略--囤積與減產--的交互作用下,油價一路飆漲;相對地,其他所有物價也在全球市場隨之飆漲。

表面上看來,美俄二國好像賺到了,其實他們受害更深,因為他們大部分的商品都靠進口,得不償失。俄羅斯是生產國,而且只是減產,雖然莫斯科的生活水準已列為世界第一,但是並沒有資金留置的問題。然而,美國就不同了,一方面,通貨膨脹加上經濟不景氣,失業率攀升及國民所得下滑,當然房貸就一下子付不起;另一方面,石油的囤積必須積累大量的資金,而且在油價居高不下的情勢下,一下子也不易出清,再加上伊拉克戰爭的軍費支出,數額也相當龐大。就在次級房貸、石油資金及軍費支出的三大壓力下,美國這個資金大國終於撐不住了,由於周轉失靈,爆發了當前的股市金融危機。

儘管如此,一來,美國還是處在「囤積居奇」的資產狀態下,只要借錢渡過目前的危機,一旦「奇貨」脫手,整個金融體系還是可以活絡過來;換言之,美國政府很清楚,紓困的7,000億美元是有資產作抵的。如果在最近的將來,美國政府能夠解決伊拉克撤軍的問題,美國股市必又是「一尾活龍」。另一方面,美國經濟的基本面大致還維持在運作良好的狀態,美國產業的「再生產」能力仍然具有效能及效率,而且與資金的運轉能夠互為充實。

既然如此,為何7,000億被眾議院否決,而8,230億又能通過呢?主要原因是美國的社會已相當成熟,7,000億的紓困政策得利最多的將是金融界及產業界,而這二個領域的企業大部分都已是全球佈局了,就算活絡了整個體系,對美國國內產業界所能增加的收入及工作機會並不高,其利益並不明顯,尤其是中下階級的民眾。然而,7,000億卻來自一般民眾的稅收,顯然就成了「劫貧濟富」的政策。因此,參議院斟酌了一般人民的顧慮,提出了修正案,另外將一般人民的減稅一併納入考量,增為8,230億,以維社會公平正義。另一方面,也可以直接增加所得,刺激美國國內的經濟。

台灣最大問題不在資金短缺

相對來看台灣的景況。台灣經濟的最大問題並不在於資金的短缺,我們不要忘了一個事實,那就是,台灣的經濟奇跡是在沒有股市運作的時代創造起來的。其實,資金流通的效率對經濟發展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通匯是為了通貨,紙幣的發行以及近年來幣值的數位化,都是為了突破通貨的限制,以增加通貨的速度及廣度。

顯然地,真正價值的產出還是來自於商品的產出及流通,資金是用來支持生產的。所以,如果經濟體質健康,股市應該是反映生產運作及結果的狀態;然而,如果處於一個體制轉型或環境大變遷的階段,整個體系受到衝擊,運作典範正發生轉移的狀況下,股市就可能會與生產的關係發生斷裂;換句話說,投入再多的資金進入股市,充其量只是檯面上數字好看,並不能反映社會經濟的實情。如此一來,股市就獨立於經濟體系之外,成了名副其實的賭場;政府投入越多,股民及股市業者贏得越多,但卻是犧牲廣大人民的稅金,「劫貧濟富」,莫此為甚!

台灣經濟在過去十年的意識型態化及無視世界局勢的變化,已經在全球化的經濟體系內被邊緣化;競爭力衰頹,發展停滯、倒退,所得實質縮減。處此情況下,台灣企業界只能「自求多福」:上焉者,納入跨國產業體系,扮演部分角色;中焉者,轉移中國大陸或東南亞國家,繼續慘澹經營;下焉者,縮小經營規模,勉強維持生計。

然而,人性本來就是「由奢入儉難」,不管是那一層次的業者,既然在工業社會,如果想維持他們的經營,資金就是生產要素;想擴大取得資金的來源,股市不失為最佳選擇,所以,一夜之間紛紛爭取股票上櫃。但是,隨著台灣的產業經營環境逐日惡化,而且又在WTO體系內承擔更大的義務之下,企業外移,幾近「空洞化」;企業外移,資金當然要外移,否則怎麼生存?

為了將台灣資金外移,當然必須要有「半虛擬」的產業留在台灣,以便「掏空」所能取得的資金;最好的方式,就是在股市保留通道。君不見,黃世惠一旦把慶豐銀行(股票上市公司)掏空後,毫不猶豫地丟給政府,可恨的是,在同一時間,也在越南開辦更大的銀行及汽車生產企業;這裡面,不知有多少比例是來自「政府的股市紓困基金」。慶豐銀行也不過是最近、而且是冰山一角的例子。至於產業界的情況,如陳由豪、王又曾家族……等,也是不勝枚舉。

如此情況下,姑且不論「劫貧濟富」的不當性,政府就算丟再多的錢去救股市,充其量只是檯面上的數字,根本無法牽動產業,進而增加就業機會、提高所得;不僅不能改善廣大人民的生活,也無助於社會的生存。長期下來,現在所挹注的紓困資金將對未來醞釀隱憂,增加社會風險;現在的錯誤決策,將可能帶給未來災難。「棄虛浮、勤務本」才是當前台灣必須完成的任務。然而,吾人應如何「務本」呢?

莫小看全球化的效應

孫文說:建設之首要在民生;孔子也說,使民溫飽,才能教之以禮。因而,當前馬政府最迫切的任務是解決民生問題,其次才是人文教化、價值重建的問題。進一步來看,民生之要務,當以經濟發展為慮;經濟想發展,就必須要有優勢的競爭力。然而,物競天擇;物種的競爭力決定於對外在環境的調適。以當前世界的發展情勢來看,全球化現象及效應是歷史的必然,就有如太陽一定會從東方升起的現象一樣,不管你喜歡也好,反對也好,它都不會因而改變。既然如此,最佳的因應策略應該是正視它,進而才能「自求多福」。馬政府的執政團隊最大的困境就是小看了全球化的效應,心存「機會主義」,使得國家發展的規劃缺乏全球佈局的思維,不能在全球化體系內尋求定位。

當前,全球化雖然已擴張到人類生活的各領域,然而,毫無疑義,其形成的動力來自於經濟機能的運作。以台灣的情況來看,國家整體發展對全球化的調適也應從經濟領域啟動,進而再擴大至其他領域。一般而言,經濟發展的體制可以歸結為三大機能的交互循環,即生產機能、交易機能、及消費機能;利潤產出或經濟發展的產生,主要是透過三大機能運作,分別達成生產成本的降低、交易效率的提升、及消費價格的提高。而在全球化的遊戲規則下,如果想要極大化利潤或促成快速的經濟發展,以取得贏家的地位,三大機能的規劃就必須以全球佈局的思維去建構全球機能網絡。具體而言,生產機能的操作內涵,主要包括物料、人力、科技(know-how)、資金;交易機能,主要為包括有形、無形的行銷網絡及資訊通路;消費機能,則為市場規模、佔有率及供需狀態。也就是說,如何透過全球佈局,爭取機能運作的優勢,譬如說,如何透過全球供應鏈的建構,降低物料、人力、科技(know-how)、資金等的取得成本;如何透過全球商情資訊網的建構,提升交易效率;如何透過全球性的市場佈局,同時考慮地緣與消費文化關係,爭取商品的價格優勢。為了說明該佈局的可操作性,同時也考慮「篇幅限制」,本文就舉「市場全球佈局」為例做說明,希望讀者能夠「舉一反三」,勾勒出整體經濟發展的藍圖。

以目前全球的市場版圖,概括來看,最大的市場不外乎美國、歐盟、中國、俄羅斯、印度等地區,其次有東南亞、日本、中東、非洲、澳紐等地區。這當中,對台灣的產品而言,美國及日本的市場,講好聽,是我們一向最倚賴的市場,實際上,是飽和而漸萎縮的市場;能維持現況,則盡量維持。歐盟是一個集體排外的市場,長期以來,本就不易切入,基本上在現階段可以從東歐國家切入,再逐步擴大。當然,最具潛力的市場應該是中國大陸;透過當前兩岸的交流及關係的改善,應該盡可能掌握或擴大。除此之外,其他區域的市場,應該由政府規劃,從扎根、運作到收割成果。

邊緣地帶論值得我們思考

環觀全球地緣及可能商機的關鍵,John Spykeman的邊緣地帶論值得我們思考。以太平洋環世界島(歐亞大陸)為起點,由北往南,再繞行到印度洋,進而轉至非洲,我們可以從俄羅斯遠東地區(海參崴)、中國東北(長春)、越南、柬埔寨、馬來西亞、印尼、泰國、巴基斯坦、印度、中東、非洲等區域中選擇重要城市為市場開拓點。另外,在歐亞大陸,沿著二條大陸橋,許多關鍵城市,其市場潛能亦值得我們重視與開發,如新西伯利亞市、中亞主要國家的首都、烏克蘭的基輔、歐亞接壤的聖彼得堡、東歐的華沙、布達佩斯、布拉格……等。市場的開拓當以「點」為起步,再逐步擴大為面;初期以政府角色為主,再逐步轉移到以民間為主。

操作上,在初期,政府選定城市,譬如以海參崴為例,預期投資一億美元,或許可再配合民間資金三千萬美元,透過外交作業,取得「批地」之後,以外資方式在當地建造具相當規模且最具特色的購物中心,同時搭配觀光建築及設施,使其成為該地區最具吸引力的購物及觀光中心。

以海參崴所處的西伯利亞地區來看,一年至少冰封八個月的氣候環境,該購物中心的地下一、二層可分別提供台灣既新鮮又便宜的蔬菜和水果;初期,為了鼓勵,政府還可以採取補貼措施。購物中心的地上層則以台灣品牌的產品為主,亦可搭配台灣生產、外國品牌的產品;第一年到第三年不收攤位租金,只依營業額的固定比例作為營運費,以降低廠商的經營風險。

每一個購物中心同時設置「營運處」,負責對內及對外的行政事務,其組織結構就與政府的外館一樣,也就是說,每一個購物中心附設一個領事館,負責與當地交涉的所有事務,包括聘用當地通中俄兩種語言的店員、業務員或職員。

當然,我們也可能將我們的年輕人組成「全球商務經營團」,分派各地,邊工作邊學習,擴大他們的視野,學以致用,提升他們的競爭力。

另外,透過市場的經營網絡,我們也可以與生產機能相結合,譬如取得西伯利亞地區的木材及烏拉爾山的石材。依此估算,每個點平均投資一億美元,估計從全球範圍建構四十個要點,總計約五十億美元(包括未預期的因素),折合台幣1,500億,應該會比擴大內需的1,680億還划算,而且效果可能更顯著。

其次,只要台灣產品在全球領域內的市場可以打開,流動於外地的台商,才有可能返回台灣從事「再生產」,至少也會將經營機能立基台灣;否則,如果只是空口喊話,不能提供他們賺錢的機會,一切都是枉然。經濟體制一旦解構,想再重構,沒有整體性的思維及行動,根本不可能,菲律賓就是明顯的例子。目前流落在他國的四百萬菲傭和菲勞,難道他們沒有覺醒嗎?他們就算想回國好好從事生產,都不可能,否則他們早回國了!痛定思痛,我們現在規劃還來得及,現在不做,將來一定會後悔,我們的子孫也必將陷入長期的困境。

最後,我們也不能過度依賴於外地台商,寄望他們返台共同參與生產和建設。江山代有才人出,我們應該同時培養新一代的企業家。與其投入3,000億或5,000億到股市,不如轉為「創業基金」及「社會教育基金」;只要新一代的創新思維及執行力透過「創業」發揮出來,其爆發力將會創造台灣經濟的新景象。然而,由於以後將會面臨資源有限的情況,對於新進企業的計畫審核及輔導應該更為嚴謹,以避免重蹈覆轍,終究我們很難再回到「外匯管制」的時代了。

戊子秋,2008.10.8. 完稿於「無心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