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窮兵黷武戰略難以為繼

變成主宰世界的唯一超級大國

1989年柏林牆倒塌，1991年蘇聯解體，美國變成一超獨霸。從1993年至2008年美國總統克林頓以及小布希執政，兩人都推行「雄偉戰略」(grand strategy)，具體地說就是一方面積極維護美國一超的強大地位，另一方面運用美國的強力到全世界進行所謂的「社會改造工程」(social engineering)。這個「雄偉戰略」的開山祖師之一是著名福克斯(FO)電視台時事評論專家及報刊寫作人、新保守主義者克勞坦默爾(Charles Krauthammer)。他先於1990年9月18日在華盛頓「傑克遜紀念講座」講演，後來把講演稿修改成「單極時刻」（The Unipolar Moment）文章刊載於《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誌（第70卷、第1期）上（23-33頁）。

克勞坦默爾說：「自從蘇聯顯得精疲力盡而企圖停止冷戰的局面明確以後，就輪到美國致力於在世界扮演新的角色了。」「冷戰後的世界將是單極的，不是多極的。世界強力中心在全球無雙的超級大國美國，還有它西方盟國的擁戴。」他繼續說：「美國一枝獨秀是因為它是軍事上、外交上、政治上與經濟上唯一具有實力，能在它所選擇的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衝突中起決定性的作用的國家。」他說，在這種時代美國安全的最大希望是「美國不知羞恥地用自己的力量與意志領導單極世界，制定世界秩序，隨時隨地準備強制性實施這一秩序。」他認為美國在戰勝了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以後的一種「微妙的偉大追求」就是在全世界「消除混亂」。他用的字是「chaos〞（混亂），指的不是眾所周知的亂糟糟的國際秩序。他的意思是：凡是損害美國利益（甚至不符合美國胃口）的現象都是「chaos〞，都要被美國想方設法（包括動用武力）來「消除」。

雖然人們把第二次世界大戰稱為「美國世紀」的開端，實際上我們可以把1991年當作分水嶺，美國真正變成主宰世界的唯一超級大國是後冷戰時期的現象。

從20世紀初一直到1991年，美國的崛起是一個包含兩個變化的漫長過程。一個變化過程是世界其他列強（英、法、德、日以及蘇聯）的先後衰退與美國實力的乘勢興盛，另一個過程是美國逐漸擺脫「光榮孤立」傳統而站到「國際憲兵」的崗位上來。在這轉變過程中，羅斯福和艾森豪威爾兩位總統成為美國歷史學界最富有爭議的領袖。

「我們對未來看得更遠」

最近又有鐵爾瓚(Philip Terzian)的新書《強力的建築師：羅斯福、艾森豪威爾和美國世紀》(Architects of Power: Roosevelt, Eisenhower, and the American Century)為他們討回歷史公道，卻不得不承認一些美國過去在國際事務中膽怯的事實。

比方說，羅斯福任內曾經放任希特勒德國在歐洲耀武揚威，對英國狂轟濫炸、鎮壓及屠殺猶太人等；美國又在亞洲容忍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領土的蠶食並把廢銅爛鐵運送給日本製造武器來屠殺中國人民，一直到珍珠港事件前後才停止這種放任容忍而正式對德日宣戰，從人道主義的角度來看，美國長期以來一直是非不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就以反戰出名的艾森豪威爾，在1956年的蘇伊士運河危機中故意作壁上觀，削弱盟友英國的勢力也是無法抹掉的污點。在後冷戰時期美國實行「雄偉戰略」以後，這一切都成過去。

推行「雄偉戰略」的克林頓以及小布希兩代美國總統時代，美國是動了真格地想方設法「消除」全球各地所有不符合美國胃口的「混亂」現象，說得好聽點是當仁不讓，說得不好聽點就是克勞坦默爾說出的「unashamedly〞（不知羞恥）。當然，克林頓時代的作風與小布希時代的作風又有很大不同。在克林頓時代，他的重要內閣成員與白宮顧問都是清一色的具有自由主義信仰的「雄偉戰略」家，芝加哥大學政治系資深教授、著名國際問題專家米爾商牟(John Mearsheimer)稱他們為「liberal imperialists〞（自由主義帝國主義者）。他們中最典型的是國務卿奧爾布賴特(Madeline Albright)。她說過一句名言：「如果我們必須動武，那是因為我們是美國。我們是（全世界）不可或缺的民族。我們地位高尚。我們對未來看得更遠。」

奧爾布賴特這話是想把克勞坦默爾說的「不知羞恥」地「消除」全球各地所有不符合美國胃口的「混亂」現象說成是美國的特權，是把美國的道德擺在高人一等的地位，是新時代的「強權即公理」的邏輯，一改過去羅斯福與艾森豪威爾時代的「騎牆」美國作風。可是，像奧爾布賴特這樣的「自由主義帝國主義者」雖然把美國擺在超群的道義地位而佔據窮兵黷武的特權，但卻不鼓吹實際性的動武。克林頓政權在言論上是囂張的，對別的國家政治上、外交上、經濟上、文化上的干涉也積極，軍事上卻較為溫和，即使動武也多半是出動空軍與海軍，著重在空對地轟炸與地對地導彈射擊，地面部隊到國外作戰的機會幾乎等於零。他統治的美國也經常避免「單干」，總是和盟國共同行動，對發揮國際組織的作用也很重視。

「消除混亂」的不如人意的結果

有趣的是：2000年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候選人競選總統時，民主黨候選人戈爾宣揚的是一種「自由主義帝國主義者」主宰全球的戰略，共和黨候選人小布希卻趁著民意對克林頓政權過多干涉國際事務的反對情緒而主張收縮，小布希著重強調中國崛起對美國的威脅，批評克林頓過於親華。他也攻擊克林頓對國際恐怖活動掉以輕心。可是2001年一上台，布希政權就碰上了中美撞機、美國間諜飛機迫降海南島的事件，小布希總統與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起初都傾向於採取強硬態度，可是美國的「雄偉戰略」中並沒有與中國熱戰衝突的計劃，北京態度越強硬，美國「帝國主義紙老虎」的原形就越暴露無遺，最後小布希不得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這一事件也使人看出美國「雄偉戰略」外強中乾的本質。現在中國大陸很多「憤青」都把這不到十年前的事件忘了而盲目地叫喊中美之間的「大戰」不可避免。滑稽的是：中國網民中仍然有人認為小布希是美國歷來對華最友好的總統。萬花筒式的國際事務以及時空的千變萬化真令人眼花撩亂，如果不掌握事物規律的話。

當然，小布希政權面臨的最大考驗是2001年的「九一一」慘案，使得原來有從克林頓全球「雄偉戰略」收縮的小布希政權一變而為美國歷史上最窮兵黷武的政府，發動了阿富汗與伊拉克兩大戰爭，至今未能圓滿結束。

有人作了統計：冷戰結束至今的21年中，美國實際上有14年處於戰爭狀態，現在是陷入戰爭泥坑而拔不出腳來。去年阿富汗前線美軍總司令向歐巴馬總統提出「增兵」（名叫「surge〞〔加油〕）要求，歐巴馬總統於白宮召開了一系列的最高層軍事戰略檢討會，副總統拜登就把越南戰爭的教訓搬了出來。歐巴馬又說出決不在阿富汗再打十年、消耗一兆美元（白宮預算專家估計，在阿富汗繼續打下去，每年要耗費將近一千億美元）的話，這就是後冷戰時期美國採取「雄偉戰略」，到全世界去「消除混亂」的「微妙的偉大追求」的不如人意的結果。

「光榮孤立」和「重點應對」

在美國長期的國際戰略思考與辯論中，有兩種替代「雄偉戰略」的觀點值得一提，人們稱它們為「光榮孤立」(isolationism)和「重點應對」(selective engagement)，兩者都是以美國本土安全與穩定為主而在對外擴大影響上持保守態度。

比方說，基於美國本土百分之百安全的信心上的「光榮孤立」戰略認為美國不必擔心其他國家崛起，一來後冷戰所有其他國家的實力和美國的差距都太大，絲毫不能對美國安全形成威脅；二來那些雄心勃勃的國家（例如俄國、中國、日本、歐盟）之間有一種自然的「強力平衡」規律起作用，如果中國崛起就會受到俄、日、歐盟等聯手制衡。

主張 「重點應對」戰略的人認為，世界三大關鍵地區是歐洲、東北亞和波斯灣。美國應該把戰略考慮聚焦於這三個地區。如果中國強大起來變成未來美國的潛在威脅，美國就必須聯合其他國家來制衡中國。我們看到，雖然這兩種觀點沒能替代「雄偉戰略」，卻被「雄偉戰略」內化了的。具體來說，在美國實行「雄偉戰略」期間，像中國這樣值得關注的國家從來沒有從美國雷達螢幕上消失，美國也下意識地採取了「重點應對」戰略的對華方針。

當然，「九一一」事件以後，美國「雄偉戰略」的重心就擺到所謂「GWOT」（global war on terror,〔全球打恐戰爭〕）上去了，雖然布希曾經說過任何國家不支持GWOT就是美國的敵人，但他是把世界分成「友好」與「壞蛋」(bad guys)兩大陣營的。屬於「壞蛋」的是所謂的「流氓國家」（rogue states，90年代被美國認為是「流氓國家」的有朝鮮、伊拉克、伊朗、阿富汗與利比亞，2002年布希在國情咨文報告中更進一步把伊拉克、伊朗和朝鮮說成「axis of evil〞〔罪惡軸心〕），中國卻成為美國想積極爭取合作的「友好」國家了。換句話說，布希時代的「雄偉戰略」是集中精力於打恐與改造包括阿富汗在內的中東穆斯林世界。

阿富汗以「帝國的墳墓」聞名

由於製造「九一一」慘案的「基地」恐怖組織是隱藏在阿富汗境內，布希在得不到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的合作後就發動了阿富汗戰爭。這是熟悉阿富汗（以「帝國的墳墓」出名）歷史的國際觀察家認為無法勝利的。

美國剛開始也小心翼翼，主要是收買了北方反塔利班的部落軍閥去衝鋒陷陣，美國只派特種部隊與海、空配合偵察敵軍位置，調動洲際導彈與轟炸機及直升機對塔利班陣地轟炸，塔利班的抵抗迅速瓦解。

布希在最短時間內推翻了阿富汗政權而把以扎爾卡伊為首的親美政權建立起來，並且實行民主選舉，布希被這一勝利沖昏頭腦，高喊美國是受到上帝委託要向全世界輸出民主。

米爾商牟教授認為是小布希在阿富汗得到「便宜」的勝利（實際上並沒有勝利，因為沒有消滅塔利班的有生力量）使得他發動了他父親老布希總統不敢發動的向巴格達進軍。換句話說，小布希是按照阿富汗戰爭的經驗發動伊拉克戰爭的，可以說，這兩次戰爭是姐妹戰。可是沒有料到在把薩達姆．侯賽因政權打垮以後，伊拉克出現了遜尼派和什葉派之間的流血衝突，又出現了「伊拉克基地組織」（在薩達姆統治時代根本不存在的）領導的抗美武裝鬥爭，美國只得投入大量地面部隊，一方面維持社會治安，另一方面殲剿抗美武裝力量，使美軍傷亡慘重，美國人民厭戰情緒膨脹，歐巴馬之所以能破天荒地以第二代移民與黑人的身份被選為總統，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美國選民厭戰。

2003年小布希發動伊拉克戰爭時，美國政界阻力很小，以克林頓領導的民主黨主流派一致支持（只有前副總統戈爾反對）。最奇怪的是當時的副總統切尼與國務卿鮑威爾將軍，過去在國防部任職時是最反對進軍巴格達的，現在也全力支持。這一切都說明當時美國「雄偉戰略」窮兵黷武發展到了頂點。伊拉克戰爭發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美軍中卻出了個打恐「巧強力」的能工巧匠，彼得雷烏斯(David Petraeus)將軍，他排除眾議，讓手上有美國人鮮血的遜尼鬥士成為美軍盟友，又用金錢收買了遜尼部落領袖，利用他們的合作而把實際上是國際縱隊操縱的「伊拉克卡伊達」打垮，基本上恢復了和平。

回過頭來看，塔利班是高智商地對付了全球無敵的高科技武裝，一方面保存了自己的有生力量，另一方面也欺騙了智商不高的美國總統。美國伊拉克戰爭總的來說是失敗的，是小布希中了塔利班之計。等歐巴馬回轉頭來把打恐重心轉移到阿富汗戰場時，塔利班又重新興起，其影響擴大到阿富汗大部分地區，還滋生了強大的「巴基斯坦塔利班」。

指導思想是「如何脫手而撤離阿富汗」

美國著名新聞界人物武德瓦爾德(Bob Woodward)最近的新書《歐巴馬的戰爭》(Obama's Wars)聚焦於歐巴馬的阿富汗戰爭同時引起統治集團內部的嚴重思想衝突，似乎是美國打恐戰略發生內戰。書中透露：歐巴馬已經拒絕在阿富汗進行「長期建國計劃」(long-term nation-building)。歐巴馬說：「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從如何減少我們的腳印這一點出發」。他的指導思想是「如何脫手而撤離阿富汗」，「這是我們的國家利益，沒有任何搖擺的餘地」。這就象徵著美國窮兵黷武戰略已經破產，難以為繼了。

克勞坦默爾1990年滿懷信心所說的：美國「能在它所選擇的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衝突中起決定性的作用」以及「用自己的力量與意志領導單極世界，制定世界秩序，隨時隨地準備強制性實施這一秩序」等等，現在聽起來真有點像癡人說夢。美國有個網站www.costofwar.com，誰都可以隨時隨地查詢的，它顯示從2001年以來阿富汗與伊拉克兩大戰爭美國財經的耗費每秒鐘都在增加，現在總數已經超過一兆美元（超不多達到美國GDP的8%）。花了這麼多錢還賠了五千多條美國人命，今天中東（包括阿富汗）的局勢對美國來說並不比十年前有利，等於是生命財產白白浪費了。有人問克勞坦默爾，歐巴馬總統心裡是不是真正覺得當前的阿富汗戰爭有勝利的可能，他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自己對國際局勢的看法也和二十年前的那種「微妙的偉大追求」的心境不可同日而語了。

印度詩哲泰戈爾把人世的動態總結為兩大方向：（1）追求「power」（強力），（2）追求「love」（愛心）。他說：「愛心是真理最積極的肯定」，「從愛心中覺醒並不是從甜蜜的世界中覺醒，而是生命從死亡那兒贏得永久與快樂，從苦難那兒贏得價值與旨趣」。這就是《禮記》說的「仁者莫大於愛人」。

人們朝著「強力」的方向走，就會覺得世界是尖的，是金字塔，越向上爬空間越狹窄；如果朝著「愛心」的方向走，就會覺得世界是平的，是康莊大道，越朝前走空間越寬廣。

過去歐洲朝著「強權即公理」的方向走，釀成兩次世界大戰而使歐洲死去活來（泰戈爾的理論就是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而發的），美國傚法歐洲，又走到死路上去了。

今天的東亞也變成冷戰的熱點。可是在台灣海峽兩岸有受到數千年仁愛思想灌輸的十四億炎黃子孫（再加佛陀、觀音的慈光照耀），他們堅決捨棄「強力」、心懷「愛心」就能在亞太創造出一個文明、和平、溫柔、慈愛的「大同世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