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共同發揚儒學精神

湯紹成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今年元旦ECFA生效,兩岸關係得以進一步發展,接著在文化交流方面,更可以大力發揮,拉近兩岸距離,增進理解,建立共識,為終極的和平統一打好基礎,創造條件。

近年來,中西方對人權與價值的爭論熾烈,相形之下,台灣話語權仍顯纖弱。但是,目前大陸政府在國際上向許多國家提供紓困協助,對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已做出重大貢獻,這是否顯現中國式社會主義的優勢?這也使得西方國家錯愕,一方面需要大陸的支援,另方面還批評中國的人權,已陷入一個難以自圓其說的困境。

目前,東風日盛,西風日衰,東西雙方文化的競合與較勁,正處於黃金交叉的關鍵時刻。若兩岸能攜手合作,截長補短,相互呼應,共同強化中華文化在國際上的角色,為解決當前國際困境提供軟實力與巧實力的新思維,難說東風就不會壓倒西風?

性善與性惡

傳統中國和西方價值觀最根本的區別,就在於對人性的基本主張。在傳統的儒家思想中,「仁」是一種人類與生俱來的美德,該學說所主張的「性善」,是中華文化思想的主流(孟子:惻隱、羞惡、辭讓與是非之心等)。進而,如孔子所云: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篇》)。事實上,所有真正的教育,都是在喚醒學生自學與自律的意識。君子是有為有守,自主自立,那些無法自制的人,都必將受制於人。

而西方世界深受基督教文化所謂「原罪」影響,因而性善的學說難以發展。例如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所提:社會是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這種思想深刻影響了現代西方的國家哲學,導致西方的法治充分發展,最後連國家的合法性都必須建立在合同之上。

德政與法治

依照儒家的觀點,法治主要的缺陷在於強者有權解釋法律,因而得以欺負弱者。例如史班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就助長了殖民帝國的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的發展,不但深化了西方世界內部的矛盾,比如資產階級和貴族,以及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等,再加上對非西方世界的殖民政策。當西方國家開始殖民時,就是以聖經與炮艦來換取他人的土地與資源(原來你有聖經,我有土地;後來我有聖經,你有土地)。

而「仁」是儒家最高的理想,但這既不抽像也不遙遠,乃運用在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它教導人們應該正確處理人際關係,以建立一個和諧的社會。但西方過分強調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因而產生強凌弱眾暴寡的現象。相形之下,新儒學一貫主張「嚴以律己,寬以待人」,尊重他人的權利而不欺壓,因而新儒家可以緩解西方過於強調法治與權利所造成的後果。

儒學影響

早在17世紀,新儒學就對歐洲的自由主義產生極大影響,此乃因當時歐洲三十年戰爭(1618-1648)結束之後,西方滿目瘡痍,相對中國正處於大清盛世,因而讓歐洲各界產生對於中華文化的高度嚮往。世界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康德(Immanuel Kant, 1724- 1804)曾斷言,人是理性的動物,因此每個自我都是目的,不能被當作工具,故必須強調道德與良心的作用,因為這才是「自我目的」的最佳表現。

事實上,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與沃爾夫(Christian Wolff, 1679-1754)就受到新儒學影響,兩人的主張正好是康德先驗唯心主義思想的基礎,康德所主張的「定言令式」,也就是一種放諸四海而皆准(全面性與強制性)的道德規範,乃出於孔子的倫理學(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等等)。

儒學特色

此外,人類與自然之間的關係也很重要。在過去三百年來,因殖民帝國主義不斷追求財富,造成資源的過度開發與環境的嚴重破壞。二次世界大戰後,非西方國家也力圖迎頭趕上,因而更加惡化全球的氣候。但新儒家主張,人與自然是不能分開的,怎能不珍惜物質與生命(張載: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而若能以新儒學為基礎,藉由教化與宣傳來增強各國人民的物我關係與關懷意識,這對於改善全球的環境必有助益。

在「禮記禮運大同篇」中,孔子描述了中國知識分子對平等權利與社會主義的理想,事實上,孔子更重視平等的權利(不患寡而患不均)。保護人民的生存和發展,照顧全體人民的利益,才能促進社會的和諧與穩定。儒家還注重群體優先的原則,以家庭或家族為中心,然後擴展到國家和世界。特別是「大學」中所提倡的美德(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以及誠正修齊治平等),原則上團體利益優於個人利益。這種調和個人與社會共同利益的立場,與西方個人和群體二元對立的觀點差異甚大。

環保與人權

若以西方的標準來判斷中國,那不但會失准甚至還是不道德的,如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關聯。西方工業國家在早期的工業革命時期也產生了很多污染,到他們發達之後才予以改進,同時將夕陽產業轉移至發展中國家。同樣情況也在台灣、大陸先後發生,這不是一個共同的發展過程?西方國家有何資格批評別人?同時,這也涉及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問題,工業國家是否應該從工業革命時期開始計算其排放量?

人權問題是另一個例子。《史記.管晏列傳》,「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人權的發展也有一定的階段,歸根結蒂要看各國的情況。在19世紀,西方帝國主義國家掠奪中國的國家資產(保守估計約71.2億元人民幣)來發展自己的工業。現在,他們要求中國採用西方的普世價值,極不公平。因此,若將當前大陸的國內情況及其國際地位,與其10年甚至20年或50年之前的情況作比較,大陸人民的生活水準大幅提高,言論自由尺度也明顯放寬,國際地位更是日益重要,此乃與西方國家以其自己的標準來衡量大陸的結果大異其趣。

國際觀

依照儒學的觀點,各個國家最重要的職責就是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並自主決定如何與其他國家交往。因此,自古以來,中國一直對人忠誠,甚至以寬恕的方式來展現自己的無私與誠意。中國的對外政策也是以仁為基礎,以便讓其他國家受惠,朝貢體系就是最好的說明。因此,其他國家沒有理由不與中國友好,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 1451-1506)與鄭和(1371-1433)就是中西雙方最為明顯的對照。鄭和七下西洋,最遠還抵東非,但他從來沒有佔領任何土地或殖民,哥倫布剛好相反。

國與國之間應該相互尊重彼此的歷史與文化。因為每個人都是集「天地之精」所生成,但出生的地點與環境不同,所以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習俗和價值觀。為了創造世界長期的和平與發展,所有國家的現狀都必須得到尊重。

依據儒家思想,每個國家都是自己的主宰,可以自主選擇生活方式。西方國家經歷了啟蒙運動,使得新興資產階級可以跳脫家長式的制度。這正如康德所言,「父權」是有史以來最獨裁的政權,始終把人民當作不知好歹的子民,當代西方國家的民主化,其實是跳脫家長式政權的過程。但是,西方國家總是對其他國家頤指氣使,欺詐利用,還視此為白人的負擔,如何自圓其說?

如今,中國的崛起證明了非西方國家是完全能夠自主且不需任何指導。如果中國能,其他國家為何不能?重要的是,每個國家都應參照其自己的實際情況來決定自己的未來,而不是照搬他國的經驗。幾個世紀以來,國際交流也受到西方殖民帝國主義的影響甚深。如果這種交流只是重利輕義,其結果必然是弱肉強食,因此,儒家的道德原則當可補其不足。

這就是把其他國家視如自己,世界是一個大家庭。在傳統上中國雖然被視為是「天朝」,對於周邊國家都「厚往薄來」,從不干涉這些國家的內政,或強迫這些國家接受中國的價值觀念。在此朝貢體系中,萬國來朝,其中主要的就是經貿、知識與安全的原因(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這對於重建一個更加公正與公平的國際秩序,是否可以提供一個新的思維?

若將1900年入侵中國的「八國聯軍」與當前的八國集團(G8)相比,其實只差在奧地利被加拿大取代,這些國家已經主宰世界超過一百年。這些國家都認為大國必霸,但從中國的傳統和目前的對外與兩岸政策觀之,情況完全不同,目前正是兩岸可以攜手共同向國際發聲與說明的好機會。

小 結

總之,我們並不完全否定西方的價值,因為它可以為中國提供珍貴的參考。但所有的價值觀和意識型態都有其源起,是否可將西方的觀念應用於中國,這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挑戰,若將觀念強加於人,更是一種野蠻的行為。

比如歐盟和德國抗議台灣的死刑制度,就是最佳實例。也許是因為歐洲國家經歷了戰爭和獨裁的統制,他們堅信國家不應殺害自己的人民。然而,台灣及大陸政府都沒有殺害六百萬猶太人或掀起戰爭。相反的,中華民族都是受害者,而不是戰爭的罪犯。當然,廢除死刑是一個選項,未來是可以考慮,但當事人有權自主決定,不需他人指點。目前有超過80%的台灣人民不能接受歐洲的抗議,歐方也應該理解。與此同時,西方應更謹慎判斷東方的事務。

在過去的幾年裡,大陸實施中國式社會主義制度實際上已相當成功,這是否可以證明其優勢?多年來,大多數的台灣人不能接受大陸的正面發展,在冷戰時期還情有可原,但目前時代已經改變,現在是開始面對事實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