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共同發揚儒學精神

今年元旦ECFA生效，兩岸關係得以進一步發展，接著在文化交流方面，更可以大力發揮，拉近兩岸距離，增進理解，建立共識，為終極的和平統一打好基礎，創造條件。

近年來，中西方對人權與價值的爭論熾烈，相形之下，台灣話語權仍顯纖弱。但是，目前大陸政府在國際上向許多國家提供紓困協助，對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已做出重大貢獻，這是否顯現中國式社會主義的優勢？這也使得西方國家錯愕，一方面需要大陸的支援，另方面還批評中國的人權，已陷入一個難以自圓其說的困境。

目前，東風日盛，西風日衰，東西雙方文化的競合與較勁，正處於黃金交叉的關鍵時刻。若兩岸能攜手合作，截長補短，相互呼應，共同強化中華文化在國際上的角色，為解決當前國際困境提供軟實力與巧實力的新思維，難說東風就不會壓倒西風？

性善與性惡

傳統中國和西方價值觀最根本的區別，就在於對人性的基本主張。在傳統的儒家思想中，「仁」是一種人類與生俱來的美德，該學說所主張的「性善」，是中華文化思想的主流（孟子：惻隱、羞惡、辭讓與是非之心等）。進而，如孔子所云：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篇》）。事實上，所有真正的教育，都是在喚醒學生自學與自律的意識。君子是有為有守，自主自立，那些無法自制的人，都必將受制於人。

而西方世界深受基督教文化所謂「原罪」影響，因而性善的學說難以發展。例如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所提：社會是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這種思想深刻影響了現代西方的國家哲學，導致西方的法治充分發展，最後連國家的合法性都必須建立在合同之上。

德政與法治

依照儒家的觀點，法治主要的缺陷在於強者有權解釋法律，因而得以欺負弱者。例如史班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就助長了殖民帝國的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的發展，不但深化了西方世界內部的矛盾，比如資產階級和貴族，以及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等，再加上對非西方世界的殖民政策。當西方國家開始殖民時，就是以聖經與炮艦來換取他人的土地與資源（原來你有聖經，我有土地；後來我有聖經，你有土地）。

而「仁」是儒家最高的理想，但這既不抽像也不遙遠，乃運用在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它教導人們應該正確處理人際關係，以建立一個和諧的社會。但西方過分強調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因而產生強凌弱眾暴寡的現象。相形之下，新儒學一貫主張「嚴以律己，寬以待人」，尊重他人的權利而不欺壓，因而新儒家可以緩解西方過於強調法治與權利所造成的後果。

儒學影響

早在17世紀，新儒學就對歐洲的自由主義產生極大影響，此乃因當時歐洲三十年戰爭（1618-1648）結束之後，西方滿目瘡痍，相對中國正處於大清盛世，因而讓歐洲各界產生對於中華文化的高度嚮往。世界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康德（Immanuel Kant, 1724- 1804）曾斷言，人是理性的動物，因此每個自我都是目的，不能被當作工具，故必須強調道德與良心的作用，因為這才是「自我目的」的最佳表現。

事實上，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與沃爾夫（Christian Wolff, 1679-1754）就受到新儒學影響，兩人的主張正好是康德先驗唯心主義思想的基礎，康德所主張的「定言令式」，也就是一種放諸四海而皆准（全面性與強制性）的道德規範，乃出於孔子的倫理學（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等等）。

儒學特色

此外，人類與自然之間的關係也很重要。在過去三百年來，因殖民帝國主義不斷追求財富，造成資源的過度開發與環境的嚴重破壞。二次世界大戰後，非西方國家也力圖迎頭趕上，因而更加惡化全球的氣候。但新儒家主張，人與自然是不能分開的，怎能不珍惜物質與生命（張載：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而若能以新儒學為基礎，藉由教化與宣傳來增強各國人民的物我關係與關懷意識，這對於改善全球的環境必有助益。

在「禮記禮運大同篇」中，孔子描述了中國知識分子對平等權利與社會主義的理想，事實上，孔子更重視平等的權利（不患寡而患不均）。保護人民的生存和發展，照顧全體人民的利益，才能促進社會的和諧與穩定。儒家還注重群體優先的原則，以家庭或家族為中心，然後擴展到國家和世界。特別是「大學」中所提倡的美德（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以及誠正修齊治平等），原則上團體利益優於個人利益。這種調和個人與社會共同利益的立場，與西方個人和群體二元對立的觀點差異甚大。

環保與人權

若以西方的標準來判斷中國，那不但會失准甚至還是不道德的，如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關聯。西方工業國家在早期的工業革命時期也產生了很多污染，到他們發達之後才予以改進，同時將夕陽產業轉移至發展中國家。同樣情況也在台灣、大陸先後發生，這不是一個共同的發展過程？西方國家有何資格批評別人？同時，這也涉及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問題，工業國家是否應該從工業革命時期開始計算其排放量？

人權問題是另一個例子。《史記．管晏列傳》，「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人權的發展也有一定的階段，歸根結蒂要看各國的情況。在19世紀，西方帝國主義國家掠奪中國的國家資產（保守估計約71.2億元人民幣）來發展自己的工業。現在，他們要求中國採用西方的普世價值，極不公平。因此，若將當前大陸的國內情況及其國際地位，與其10年甚至20年或50年之前的情況作比較，大陸人民的生活水準大幅提高，言論自由尺度也明顯放寬，國際地位更是日益重要，此乃與西方國家以其自己的標準來衡量大陸的結果大異其趣。

國際觀

依照儒學的觀點，各個國家最重要的職責就是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並自主決定如何與其他國家交往。因此，自古以來，中國一直對人忠誠，甚至以寬恕的方式來展現自己的無私與誠意。中國的對外政策也是以仁為基礎，以便讓其他國家受惠，朝貢體系就是最好的說明。因此，其他國家沒有理由不與中國友好，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 1451-1506）與鄭和（1371-1433）就是中西雙方最為明顯的對照。鄭和七下西洋，最遠還抵東非，但他從來沒有佔領任何土地或殖民，哥倫布剛好相反。

國與國之間應該相互尊重彼此的歷史與文化。因為每個人都是集「天地之精」所生成，但出生的地點與環境不同，所以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習俗和價值觀。為了創造世界長期的和平與發展，所有國家的現狀都必須得到尊重。

依據儒家思想，每個國家都是自己的主宰，可以自主選擇生活方式。西方國家經歷了啟蒙運動，使得新興資產階級可以跳脫家長式的制度。這正如康德所言，「父權」是有史以來最獨裁的政權，始終把人民當作不知好歹的子民，當代西方國家的民主化，其實是跳脫家長式政權的過程。但是，西方國家總是對其他國家頤指氣使，欺詐利用，還視此為白人的負擔，如何自圓其說？

如今，中國的崛起證明了非西方國家是完全能夠自主且不需任何指導。如果中國能，其他國家為何不能？重要的是，每個國家都應參照其自己的實際情況來決定自己的未來，而不是照搬他國的經驗。幾個世紀以來，國際交流也受到西方殖民帝國主義的影響甚深。如果這種交流只是重利輕義，其結果必然是弱肉強食，因此，儒家的道德原則當可補其不足。

這就是把其他國家視如自己，世界是一個大家庭。在傳統上中國雖然被視為是「天朝」，對於周邊國家都「厚往薄來」，從不干涉這些國家的內政，或強迫這些國家接受中國的價值觀念。在此朝貢體系中，萬國來朝，其中主要的就是經貿、知識與安全的原因（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這對於重建一個更加公正與公平的國際秩序，是否可以提供一個新的思維？

若將1900年入侵中國的「八國聯軍」與當前的八國集團（G8）相比，其實只差在奧地利被加拿大取代，這些國家已經主宰世界超過一百年。這些國家都認為大國必霸，但從中國的傳統和目前的對外與兩岸政策觀之，情況完全不同，目前正是兩岸可以攜手共同向國際發聲與說明的好機會。

小 結

總之，我們並不完全否定西方的價值，因為它可以為中國提供珍貴的參考。但所有的價值觀和意識型態都有其源起，是否可將西方的觀念應用於中國，這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挑戰，若將觀念強加於人，更是一種野蠻的行為。

比如歐盟和德國抗議台灣的死刑制度，就是最佳實例。也許是因為歐洲國家經歷了戰爭和獨裁的統制，他們堅信國家不應殺害自己的人民。然而，台灣及大陸政府都沒有殺害六百萬猶太人或掀起戰爭。相反的，中華民族都是受害者，而不是戰爭的罪犯。當然，廢除死刑是一個選項，未來是可以考慮，但當事人有權自主決定，不需他人指點。目前有超過80%的台灣人民不能接受歐洲的抗議，歐方也應該理解。與此同時，西方應更謹慎判斷東方的事務。

在過去的幾年裡，大陸實施中國式社會主義制度實際上已相當成功，這是否可以證明其優勢？多年來，大多數的台灣人不能接受大陸的正面發展，在冷戰時期還情有可原，但目前時代已經改變，現在是開始面對事實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