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化認同過渡到國家認同的契機（上）

在過去的三十多年來，總體世界形勢的和平發展確實為大陸的改革開放，從而兩岸關係的和解、合作、和平發展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機遇。如果說，2005年國民黨前主席連戰先生訪問北京和胡錦濤總書記發表了「五點共同願景」，是在國共和解的基礎上，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擘畫了基本的進程與框架。那麼，2010年6月海基、海協兩會所簽訂的「兩岸經貿合作框架協定」（ECFA），就是為這個願景的實現提供了制度性的保障。

目前，有近8萬家台商在內地經營投資，有100多萬台籍人士定居在中國大陸，更不用說每年有超過300萬以上人次絡繹不絕地往返於海峽兩岸之間，從事各種形式的交流和旅遊；同時，從1998年以來，申請入台的大陸同胞已經將近400萬人次，其中更有近13萬人獲准在台定居。可以說，這是繼1949年國府退據台灣以來，另一次大規模的跨海峽人口移動，也是自「乙未割台」後，百年來海峽兩岸在經濟、社會與文化上往來最為緊密的一刻。今天，兩岸關係雖不能說已經實現了「水乳交融、不分你我」，但是基本上已達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不可分割的現實。

但是，迄今為止在兩岸經貿往來過程中，直接得到好處的畢竟是台灣社會中的局部，能夠在認識上掌握兩岸和平發展大局，從而看到自身及民族長遠的利益，自願自覺的站出來擁護和平統一的，更是少數。絕大多數人無法擺脫過去數十年「恐共、反共」宣傳的桎梏，對大陸近年來經濟社會的發展，也只能藉由媒體的訊息來決定個人好惡。特別是，通過李扁執政時期近20年的民粹操弄，大多數的台灣居民，早已累積對大陸社會相當負面的印象，以及對中共當局的不信任，甚至是對抗性情緒。

一、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新變數

首先，在世界形勢方面，伴隨著美國綜合國力的衰退、一元單極的世界霸權體系的鬆懈，以區域經濟一體化為基礎的多元多極體系正日趨成熟，國際政治再度走回「大國合作」的基調；但與此同時的另一個發展，卻是以傳統「民族國家」為範圍所展開的「兩種國家資本主義」的鬥爭：一種是以西方國家為代表，通過強大的財政力量與貨幣手段，進行貨幣經營資本與產業資本的再整編，重新回到「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老路子，藉以克服平均利潤率下降趨勢的威脅；一種是以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為代表，在總體社會生產還相對落後的基礎上，為了實現進入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須具備的物質生產和精神文明基礎，以共產黨領導為核心，以人民民主專政為手段，所進行的作為特殊過渡階段的「國家資本主義」發展策略。近年來，在國際經貿問題上、在人權議題上、甚至在疆獨與藏獨的問題上，各種以中國為對「像」的爭議，不過是這兩種國家體制在世界範圍展開新一輪鬥爭的序曲。

其次，在東亞問題上，伴隨著中國的「和平崛起」，人民幣與美元的對抗形勢正在日漸升溫。東亞經濟一體化與亞洲結算貨幣（人民幣或亞元）的成型，不但挑戰了美國在亞洲的傳統利益，恐將成為壓垮美元世界霸權體系的最後一根稻草。因此，美國不但大幅度更改其從二戰以來「重歐輕亞」、「先歐後亞」的戰略佈局，宣佈所謂「重返亞洲」政策，並試圖聯合周邊國家對中國大陸進行一次新的戰略圍堵，以防止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在國際經濟、軍事與外交場合縱橫捭闔，挑戰到美國的世界霸權體系。此舉，是否將進一步發展，從而危及到多年來以「和平友好、不搞對抗；互相尊重、平等互利；不針對第三國」為主軸的中美「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甚至威脅了數十年來世界局勢「和平發展」的主旋律，非常值得關注。

此外，在島內政情方面，馬英九當局迫於國際壓力與島內本土派勢力，「以反台獨來抗拒統一」的態度日漸明朗，所謂「中華民國在地化」不過是「兩國論」另一種修辭；同時，民進黨以蔡英文為首的領導核心，雖然急於擺脫陳水扁執政時期台獨冒進與貪污腐化的負面形象，但在美國的指導與支持下，朝向「中華民國在台灣實質獨立」的務實台獨路線挺進，已經昭然若揭。如此一來，國、民兩黨表面上雖然在兩岸經貿往來上有這樣那樣的差異性，在島內政黨政治上也有這樣那樣的競爭關係，但是在兩岸政治關係，甚至和平統一的核心議題上，基本上已是沆瀣一氣。

客觀上來看，ECFA的簽訂確實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提供了物質基礎，但是此舉只能牽制台灣不搞台獨，但絕不能確保和平統一。也就是說，在海峽兩岸和平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如果不能抓住機遇，在台灣社會內部形成積極促統的力量，或者是從外部提供實現統一的條件，那麼兩岸經貿關係的正常化，在保障台灣不脫鉤、不搞獨立的同時，卻也提供了將兩岸分治現狀長期化的經濟條件。

二、左右島內兩岸政策走向的選民結構

最近常常有內地的朋友問到我：「為什麼這些年來大陸方面提出那麼多的惠台政策，做出那麼大的讓步，但是島內支持統一的民意非但沒有增加，還有下降的趨勢？」確實，當前我們所面對的具體形勢是，一方面台獨勢力雖無可避免的日漸式微，但仍伺機反撲；一方面是在「親美、反共、維持現狀」的冷戰思維下，島內各個社會階層實現民族統一的動力明顯不足；再加上，國際反華勢力利用台灣問題遏制中國和平崛起的戰略意圖，也絲毫沒有改變。因此，如何重建台灣社會內部自發性的追求統一的動力，防止國際勢力藉由島內民意的脆弱環節來牽動大局，從而鼓勵台灣朝野政黨現實化、長期化「一中一台」、「兩個中國」等和平台獨的路線，就是擺在我們眼前的一個艱鉅的任務。

意識型態既做為一定社會生產方式的反映，反過來也為這種生產方式的存在而服務。更重要的是，它一旦產生，就具有相對獨立性，遵循著它本來所固有的規律運行和延續。當前兩岸和平發展的新格局，既然是在國民黨回到「九二共識」的前提下，通過國共和解來實現和鞏固，即便它有台灣資產階級和主流民意的擁護，但是國民黨過去數十年來在台灣執政所遺留下來的社會矛盾，包括省籍矛盾、南北差異和城鄉差距等，毫無選擇的必然要由國共兩黨來共同承擔。

台灣這些年在各種主客觀的條件下，已經形塑出「兩黨不過半、藍綠輪流執政」的政治格局。也就是說，雖然在藍綠之外，存在著統獨左右各種光譜的政治力量，但誰都無法形成足以競逐大位的第三勢力，而主要的兩大政黨，卻誰也沒有把握能夠掌握絕對多數。在藍綠兩黨的階級屬性沒有太大差異的情況下，歷來足以左右大選結果的都是族群問題，以及作為族群動員口實的兩岸關係。

從歷年來的民調與選舉結果顯示，台灣島內真正支持台獨的頑固勢力向來不超過15%，表達無條件支持統一的力量也從未超過15%，絕大多數的群眾基本上採取功能取向，而藍綠各佔半數。因此，在兩黨不過半的前提下，少數的激進派就足以左右大選的結果，從而支配了執政黨的兩岸政策。原因很簡單，就民進黨而言，有了台獨基本教義派的支持未必能夠當選，但是少了他們的支持就肯定要落選；同樣的道理，國民黨的兩岸政策也因此受到黨內「本土派」的制約，而不得不朝向「中華民國在地化」的獨台政策傾斜。

可以說，現階段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戰略是否能夠得到鞏固，是否能夠創造出積極條件過渡到和平統一，不但是取決於台灣當局的態度，更重要的是決定於島內作為關鍵少數的底層社會的民意，特別是在兩岸經貿發展過程中，未必直接得到好處，甚至是間接受害的小農、小商品生產者和批發零售業店家老闆。

三、作好台灣底層群眾的工作

台灣在戰後工業化的過程中，小農和小商品生產並未隨著資本的原始積累和社會兩極分化而自我消滅，反而因為歷史和政策的因素被以相當頑固的方式保留下來，甚至成為在歷次經濟危機中，勞動力在不同部門間短期流動的社會安全機制。或許，它在經濟上不可能形成主導社會經濟型態的生產方式，但卻是理解戰後台灣社會階級構造和以此為基礎的政治發展所不能忽視的一個組成部份。

台灣有75萬戶小農，總就業人口達300萬人，扣除在兩岸經貿框架協定（ECFA）下已經受益、即將受益或不受影響的專業化農戶，其餘近50萬餘農戶 （從業人口超過200萬人），特別是中南部以平原稻作和雜糧作物為主的自耕農，由於農業投入太高，收益太低，其主要收入向來以農業間作和冬季蔬菜等現金作物為主。目前在海上小額貿易和轉口貿易的衝擊下（如走私進口花生、蒜頭、香菇、金針、豆類和畜產類等），導致平原農戶非但沒有在兩岸經貿往來過程中直接受益，甚至間接受害。

其次，根據台灣經濟部《2010年中小企業白皮書》的資料，台灣中小企業總數為123.5萬家，平均僱用人數4.6人，總從業人口780萬人，其中服務業就佔了八成，單單是批發及零售業就佔了52%，絕大多數屬於個體經營，以內銷為主。撇開直接或間接服務於出口的製造業不說（大部分廠商都可能在兩岸經貿往來和大陸擴大內需市場下直接或間接受益），目前台灣中小型服務業從業人口約為450萬，其中批發零售、運輸倉儲與住宿餐飲業從業人員就超過250萬人。近年來，台灣的批發零售業一方面在流通業部門的大型化、復合化與連鎖化的擠壓下，傳統零售店面經營方式就已日漸式微，再加上有近200萬高所得、高消費的台商與台干，日常性的生活在東南亞與中國大陸，導致台灣的批發零售業普遍面臨經營困境。

上述的這兩種經濟成份（小農和中小企業主），雖然在台灣經濟總量中所佔的份額不高，在產業結構上也不具支配性地位，但在就業結構上卻是舉足輕重（總從業人口超過600萬人）。這種處於產業鏈結末梢、社會經濟底層、資源分配弱勢，但又為數龐大的小農、小商品生產者和批發零售業者，或許他們在兩岸經貿關係發展過程中不曾享有話語權，但在台灣行之多年的「一人一票、票票等值」的西方普選制度下，他們在經濟與社會生活上的挫折和情緒，將透過投票也唯一能透過投票行為來表達，他們的政治動向非但足以左右台灣政黨政治的更迭，影響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進程，甚至可能在所謂「台灣人當家作主」的意識操弄下，再度成為民粹主義台獨勢力復辟的溫床。畢竟，留下來，走不了的，才是決定台灣政治走向的人。

要解決台灣問題，當然要提供一個適應台灣問題和平解決的國際環境，也要在兩岸當局間營造一個互信、互利的大氣候，但更重要的是，是要爭取到台灣人民的認同，特別是作為台灣民意的脆弱環節，作為關鍵少數的小農及小商品生產者（當然包括因資本轉移而失業的勞工）的認同。畢竟，推動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是人民群眾，不管就變化中的國際形勢和東亞地緣政治關係，還是島內主要政黨的政策走向來看，「寄希望於台灣人民」是解決台灣問題，實現民族統一的重要基礎，也是大陸新一代中央領導集體一貫的主張和方針。

從這一點來看，不可諱言，綜觀30年來大陸對台政策的施行，確實存在著對變動中的台灣社會的某些不理解和誤判。例如，在李登輝提出「兩國論」之前，大陸的對台機構向來以實現第三次國共合作，做為探索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主要思路。在「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下，將希望寄托在國民黨當局確實有一定的現實基礎，也掌握了戰略上的制高點。但是落實在政策的執行上，這種以國民黨為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接觸對象，以為只要做好國民黨當局的工作就能解決台灣問題的設想，不但是忽略了當年島內民營資本與國營資本日漸白熱化的對抗形勢，恰恰也提供了民進黨將素樸的「台灣本土意識」化為「台獨意識」的歷史契機。

2000年陳水扁正是利用上述的失誤，一方面利用民營資本與國營壟斷資本的矛盾，以所謂「台灣之子」為名，主張民營化、私有化和去管制化而得到本土財團的財政挹注；一方面將中共號召以「第三次國共合作」來解決台灣問題的設想，扭曲為是「中國人」聯合起來欺負「台灣人」的口實，強化其主張「台灣中國，一邊一國」的正當性和社會動員力，將外省籍（中國人）的宋楚瑜打為台灣人的唯一對立面，在中南部順利操作了「棄連保陳」的效應而篡取大位。

從今天來看，陳水扁執政對兩岸關係的長遠發展所帶來的最大傷害，或許不在其任內所推動的「制憲正名」或是「入聯公投」，而是在其延續並落實了李登輝任內所匡定的「去中國化」教育政策。前者，在一定時期確實為兩岸關係的和平進程投入了變數，也帶來不必要的緊張，但是形形色色的「台獨公投」不過是政客們的主觀幻想，在中美戰略夥伴關係的制約下，也在島內主流民意的反彈下，注定要成為歷史的泡沫。可是，相對於前者的缺乏現實性，後者卻為「和平台獨」埋伏下了一定程度的可能性。「去中國化」教育政策的實施，特別是杜正勝所提出的「同心圓」歷史解釋，不但嚴重的混淆了整整一代年輕人的文化認同，也試圖切斷台灣人民民族認同的臍帶。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