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

近年來，隨著中國同當代的、西方制定的國際體系的碰撞，中國菁英群體當中出現一種特殊的趨勢——這些人以其出色的全局思考和分析能力，討論中國的國家命運和實現這種命運的整體戰略。

事實上，世界正在見證中國民族大討論的一個新階段——這種討論涉及中國實力、影響力和理想等方面，自從西方打開中國大門之後就一直斷斷續續地進行。

在之前的民族命運討論中，人們探討中國是應該走出去尋找強國之路，還是應該避免沾染儘管科技強大但紛繁複雜的外部世界。現階段的討論以下述共識為基礎：中國自力更生的偉大工程已取得成功，中國正在趕上西方社會。這一討論希望找到中國與世界互相作用的合適方式，而這個世界——即便在很多中國當代的自由派國際主義者看來也是這樣——曾經嚴重詆毀中國，中國也是從他們掠奪過後的廢墟上復甦的。

我們從劉明福2010年出版的《中國夢》一書中可以找到這種「必勝主義」思想的例子。在劉明福看來，無論中國如何致力於「和平崛起」，衝突是美中關係中與生俱來的。中國和美國的關係將是一場「馬拉松大賽」，是「世紀對決」。此外，這種競爭是得失相抵的，不是大獲全勝就是一敗塗地。

雙方政府並未採納中國必勝主義者或者美國必勝主義者的分析——後者認為中國的成功「崛起」與美國在太平洋地區乃至世界的地位水火不相容。但是這些分析反映了當下很多人的思想。如果任何一方政府實施這些觀點的設想，中國和美國可能很容易出現不斷升級的緊張關係。而且只需要一方這樣做，就會讓緊張關係變得不可避免。

中國將設法讓美國的影響力盡可能遠離其邊境，為美國海軍劃定行動範圍，降低美國在國際外交舞台的份量。美國將設法把中國的很多鄰國組織起來，與中國的優勢地位抗衡。雙方都將強調它們的意識型態差異。由於雙方對威懾和先佔先得的理解並不一致，這種互相作用將會更加複雜。美國更注重壓倒性的軍事實力，中國更注重決定性的心理影響。早晚有一方會出現錯誤判斷。

最終問題歸結為美國和中國從實際出發能夠向對方提出怎樣的要求。美國的一個明確方案是在遏制中國、或者組建一個民主政權集團進行意識型態聖戰的基礎上組織亞洲。這是不太可能成功的——部分原因是中國是它的大部分鄰國的不可或缺的貿易夥伴。出於同樣的原因，中國試圖在亞洲經濟和安全事務中把美國排除在外也會遇到幾乎所有其他亞洲國家的強烈抵制，因為後者會對這個地區由某一個大國主導的後果感到擔憂。

美中關係的恰當定義與其說是合作夥伴，不如說是「共同發展」。這意味著兩國都從本國需要出發，在可能的領域進行合作，並通過調整兩國的關係來盡可能減少衝突。一方無需贊同另一方的全部目標，也不會認為雙方利益全都一致，但雙方都努力尋找和發展互補利益。

人權問題也會在兩國互動的過程中找到合適的位置。如果美國不主張它在人類尊嚴和民眾對政府廣泛參與方面的基本原則，那麼就違背了自己的本心。當代科技的性質也決定了這些原則不會被國家邊界所限制。但經驗顯示，想要通過對抗來施加這些原則很可能會弄巧成拙——特別是對象是中國這樣一個有著自己傳統觀念的國家。一連串的美國政府，包括歐巴馬執政的頭兩年在內，都出於國家安全的需要而在一件又一件的事例中改變了原則，從而嚴重抵消了長期道德教化的效果。基本方法仍然有效，但如何實現必要的平衡是雙方新一代領導人同樣面臨的挑戰。

中美在40年前恢復交往時，當時兩國領導人的最大貢獻是他們願意放寬眼界，不糾纏於眼前問題的精神。在某種程度上他們是幸運的，因為長期的隔絕令兩國之間不存在短期的日常問題。這令幾十年前的領導人無需著眼當前壓力，而是能夠放眼未來，為一個新世界奠定基礎——一個當時難以想像但沒有中美合作就不可能實現的新世界。

為了理解和平的本質，我在半個世紀前就研究了國際秩序的構成和運行。我知道文化、歷史和戰略方面的理解差異會對哪怕最善意、最具遠見卓識的兩國領導人造成巨大挑戰。另一方面，如果歷史只是對過去的機械重複，就根本不會有任何變革的出現。每一次巨大成功在成為現實之前都只是夢想。

哲學家伊曼紐爾．康德在他的《論永久和平》一文中說，世界最終會以下列兩種途徑之一實現永久和平：通過人類的大徹大悟或通過巨大的衝突和災難，其巨大程度已經讓人類再無其他選擇。我們就處在這樣的十字路口。

當周恩來總理和我就聯合公報稿達成一致後，他說：「這個公報的發表，將會震動世界。」如果在40年後的今天，美國和中國能夠一道建設這個世界，而不是震動它，那這將是怎樣的輝煌頂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