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語文傳系台灣人祖國情

今年五月，台籍知名作家黃春明在台南演講「台語文書寫與教育的商榷」，獨派人士在現場高舉「台灣作家不用台灣語文卻用中國語創作，可恥！」牌子抗議，從而引發島內媒體有關語言問題政治化的論戰。無可諱言，兩岸自1949年中國國民黨敗遷台灣與對岸隔海而治，台灣閩南漢人與其閩南原鄉完全斷裂，台獨分離勢力興起，在其建構的台獨未來國族圖騰中，閩南語被賦予帶有台灣國國族意涵的「台灣話」，並將其與中國語（國語、漢文、普通話）對立。然而，獨派人士可能不知道，僅是一個世代前的台灣先賢，在日本殖民政府全力推動台灣日本化的強大現代國家機器壓力下，卻是以全力保存中國語漢文方式，維繫台灣人民對祖國的認同。

中國語文的私塾教育

日本人佔據台灣前期，尤其是最初的十年（1895-1905），教授中國語文的私塾（書房）與教授日本語文的公學校，實可分庭抗禮甚而過之。1900年，就讀書房的學生多達26,186人，但就讀日文公學校的本島小學生僅12,363人，共38,549人（前者占67.9% 、後者僅32.1%）。及後就讀公學校的學生穩定成長，1904年首次超過就讀書房的人數。1905-1917年間就讀書房學生人數，平均每年雖仍維持在1.9-1.6萬人之間，然而公學校在日本殖民政府的支持下迅速擴張，故其就學人數亦與日俱增，1916年時達75,545人（前者占20.4%、後者占79.6%）。換言之，日人據台直至1916年的前二十年間，尤其是前十年，書房培育接受中文教育的學生，仍占該期間學齡就學學童一相當比例。惟此一情勢，隨著日文公學校小學教育的擴張而劇降，1920年時該比例減至4.8%、1923-1930年間則均僅維持在2.3-2.5%之間。

斯時，台灣人學童有既接受日文公學校教育，同時也就讀書房以習漢文。例如1920年代初，偏遠如後山花蓮縣玉裡鎮1915年生的陳金水，雖是公學校畢業，但也在書房就讀數年，以習漢文。另花蓮市1914年生的黃進財，外祖父是清朝海軍士兵，曾駐守基隆炮台，幼承母訓，夜間必須修讀漢文，以不忘根源，其母在家並親自教授漢文，就讀中學期間，於夜間進入私塾（書房）讀四書史記，並自論語起讀，以至十八史略等。

中日文化並存

倘以年齡推算，則甲午戰爭時接受書房漢文教育年介8-12歲學童，1945年時年約60歲左右；1900年接受書房漢文教育的8-12歲學童，1945年時年約53-57歲間；至於1916年接受書房中文教育的8-12歲學童，1945年時彼等年僅37-41歲之間。因此，日本投降台灣光復之際，全島仍有許多台人識曉漢文，尤其35歲或40歲以上受教育的台灣人中，不少均通曉漢文，而55歲以上老一輩受教育的台灣人，其會漢文者人數較會日文者多一倍。

台灣光復日人撤退止，據統計斯時160名活躍的文化人中，以漢文發表作品的作家計53人、日文73人，使用中日兩種語文者計34人。

日人以中文詩賦籠絡台灣鄉紳巨室

日據初期，日人一面以武力血腥屠殺鎮壓在台漢族，一面則開始以詩賦唱酬籠絡漢族仕紳遺老。1900年3月15日，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即邀集全台各地具有前朝進士、舉人及秀才等功名者146人，於台北淡水館（原登瀛書院）舉行揚文會，實際出席者72人（揚文會旨取唐明皇送王唆巡邊詩「稅武威荒服、揚文肅遠墟」之意），並親臨會場。

斯時，總督兒玉源太郎與民政長官後籐新平，搖身一變為文人雅士，前者號兒玉籐園、後者號後籐棲霞，與台地漢族仕紳酬酢。是時正值日本明治維新後期，日人對於漢學猶有相當修養，當時來台日本官僚不乏有精於漢詩者，如水野大路（台灣總督府首任民政局長）、初山衣洲（《台灣日日新報》主筆）、加籐雪窗、士居香國、崗本韋庵等人亦成立玉山吟社與穆如吟社等日人詩社，與台人仕紳詩賦唱酬，「以和鄉紳巨室之心」，使「斯土人亦忘其為新版圖之氓也」，惟其活動時期均不長，玉山吟社活動約至1903年，穆如吟社亦因其主持人初山衣洲與兒玉總督不合離台而告終；及至第八任台灣總督田健治郎（1919年11月11日上任）時，又實施以往籠絡策略，於1921年全島詩人大會次日（10月24日）招全台詩社於官邸開茶話會，總計台人共13社79名代表與會，盛況空前。及後十年，歷任總督亦多續采此籠絡政策，而於全島詩人大會時設席召宴詩人。

日本殖民當局之所以如此籠絡，乃是對台人的下一代與上一代採行二元政策，即一方面經由國語（日語）中心的教育體系，同化下一代台人，一方面則以詩社籠絡上一代前朝遺民，俾安撫前朝社會領導階層的仕紳遺老，待假以時日遺老凋零殆盡，詩社自不禁自滅。然而，許多通曉漢文並具深厚國學基礎的台籍菁英，紛紛於各地成立詩社，整個日據時期全台相繼成立的詩社多達270餘社，從而維繫中文的傳承。

中文維繫台灣人對祖國的認同

就台士而言，其間不乏或迫於當時日本據台既成事實、或日人政治氣氛壓力、或以詩汲取功名、或衷心以皇國為榮。例如1939年台北鷺州吟社社員鄭金柱，即編輯愛國（指愛日本）詩選集乙冊，盼能振興皇道，並藉以涵養日本精神，其中關於日本侵略中國事情，該集即有詩詠「祝皇軍南京入城」、甚或長篇歌詠「皇軍破徐州喜賦」。

但亦有許多詩社，在漢文漸被禁絕的時代，堅持維繫並保存漢文，且透過種種途徑努力維繫台胞的民族認同。例如櫟社社員林獻堂賦詩，即露骨明言「江海茫茫何處好，神州吾欲御風歸」，其族侄林幼春1922年時遊歷祖國，即有詩題云「任戊歲重遊福州，去國四十年矣！折柳金城，誰能遣此？聊作數絕以紀之」，時日人據台已27年，幼春年亦43 歲，然而「去國」二字卻在在體現其不改對祖國思慕之情。此外，櫟社社員蔡惠如1925年春被日本當局迫害入獄，雖身陷牢獄，卻仍賦詩「滄海曾經知世變，虛名浪得滿人間，中原大地春如舊，綠水青山待我還」，表達其盼早日光復台灣的心志。

日據末期1940年時，全台仍有詩社86社（1943年驟降至17社），由於各詩社的綿延存在，各社社員均能賦詩，亦即台灣光復的1945年時，台灣人上一代菁英不但仍有許多通曉中文，且漢學根基深厚。

台士心繫祖國

鹿港人施瑞星，曾任彰化縣令李君之西賓（家庭教師），心懷祖國，日據時生四子，乃以長江為中心，按排行分別命名江東、江西、江南、江北。台南人莊孟侯（光復時47歲、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日據時期即將其所生四個女兒，分別取名興華、政華、安華、強華，意即盼中國興盛安樂富強之意。嘉義人陳澄波（光復時50歲曾赴東京習畫及至上海任教、為畫作入選日本帝展的首位台灣人），將其日據時期所生三女二男，分別取名紫薇、碧女、白梅、重光、前民。其中紫薇、梅花均系中國花名，而1926年所生長子則命名重光，意寓台灣必可重光擺脫日人統治，次子取名前民，意指非日人而系前朝之民。日據末期，陳澄波並拒將其中文姓名改成日本姓名，以其在畫壇上的成就，但卻仍為非國語（日語）家庭。高雄人林界（光復時47歲），1944年台灣光復前生長女取名林黎影，意盼台灣光復早日回歸祖國，但當時台灣仍未光復，有如黎明前之陰影，故取名黎影。1946年生次女取名林黎彩，因當時台灣業已光復，意寓天已放亮黎明光彩之意。

日據時期，台灣是處於在日本殖民政府的嚴厲統治下，對岸祖國大陸亦正苦於日本帝國瘋狂殘酷侵略的戰火中，在如此的時空背景下，台灣人卻甘犯日本殖民當局的政治禁忌，藉對自己兒女的命名方式，赤誠表達其對祖國的思慕情懷與強烈認同，故中國語文當時是傳承聯繫台灣人民的祖國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