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語文傳系台灣人祖國情

戚嘉林
(國際關係學博士)


今年五月,台籍知名作家黃春明在台南演講「台語文書寫與教育的商榷」,獨派人士在現場高舉「台灣作家不用台灣語文卻用中國語創作,可恥!」牌子抗議,從而引發島內媒體有關語言問題政治化的論戰。無可諱言,兩岸自1949年中國國民黨敗遷台灣與對岸隔海而治,台灣閩南漢人與其閩南原鄉完全斷裂,台獨分離勢力興起,在其建構的台獨未來國族圖騰中,閩南語被賦予帶有台灣國國族意涵的「台灣話」,並將其與中國語(國語、漢文、普通話)對立。然而,獨派人士可能不知道,僅是一個世代前的台灣先賢,在日本殖民政府全力推動台灣日本化的強大現代國家機器壓力下,卻是以全力保存中國語漢文方式,維繫台灣人民對祖國的認同。

中國語文的私塾教育

日本人佔據台灣前期,尤其是最初的十年(1895-1905),教授中國語文的私塾(書房)與教授日本語文的公學校,實可分庭抗禮甚而過之。1900年,就讀書房的學生多達26,186人,但就讀日文公學校的本島小學生僅12,363人,共38,549人(前者占67.9% 、後者僅32.1%)。及後就讀公學校的學生穩定成長,1904年首次超過就讀書房的人數。1905-1917年間就讀書房學生人數,平均每年雖仍維持在1.9-1.6萬人之間,然而公學校在日本殖民政府的支持下迅速擴張,故其就學人數亦與日俱增,1916年時達75,545人(前者占20.4%、後者占79.6%)。換言之,日人據台直至1916年的前二十年間,尤其是前十年,書房培育接受中文教育的學生,仍占該期間學齡就學學童一相當比例。惟此一情勢,隨著日文公學校小學教育的擴張而劇降,1920年時該比例減至4.8%、1923-1930年間則均僅維持在2.3-2.5%之間。

斯時,台灣人學童有既接受日文公學校教育,同時也就讀書房以習漢文。例如1920年代初,偏遠如後山花蓮縣玉裡鎮1915年生的陳金水,雖是公學校畢業,但也在書房就讀數年,以習漢文。另花蓮市1914年生的黃進財,外祖父是清朝海軍士兵,曾駐守基隆炮台,幼承母訓,夜間必須修讀漢文,以不忘根源,其母在家並親自教授漢文,就讀中學期間,於夜間進入私塾(書房)讀四書史記,並自論語起讀,以至十八史略等。

中日文化並存

倘以年齡推算,則甲午戰爭時接受書房漢文教育年介8-12歲學童,1945年時年約60歲左右;1900年接受書房漢文教育的8-12歲學童,1945年時年約53-57歲間;至於1916年接受書房中文教育的8-12歲學童,1945年時彼等年僅37-41歲之間。因此,日本投降台灣光復之際,全島仍有許多台人識曉漢文,尤其35歲或40歲以上受教育的台灣人中,不少均通曉漢文,而55歲以上老一輩受教育的台灣人,其會漢文者人數較會日文者多一倍。

台灣光復日人撤退止,據統計斯時160名活躍的文化人中,以漢文發表作品的作家計53人、日文73人,使用中日兩種語文者計34人。

日人以中文詩賦籠絡台灣鄉紳巨室

日據初期,日人一面以武力血腥屠殺鎮壓在台漢族,一面則開始以詩賦唱酬籠絡漢族仕紳遺老。1900年3月15日,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即邀集全台各地具有前朝進士、舉人及秀才等功名者146人,於台北淡水館(原登瀛書院)舉行揚文會,實際出席者72人(揚文會旨取唐明皇送王唆巡邊詩「稅武威荒服、揚文肅遠墟」之意),並親臨會場。

斯時,總督兒玉源太郎與民政長官後籐新平,搖身一變為文人雅士,前者號兒玉籐園、後者號後籐棲霞,與台地漢族仕紳酬酢。是時正值日本明治維新後期,日人對於漢學猶有相當修養,當時來台日本官僚不乏有精於漢詩者,如水野大路(台灣總督府首任民政局長)、初山衣洲(《台灣日日新報》主筆)、加籐雪窗、士居香國、崗本韋庵等人亦成立玉山吟社與穆如吟社等日人詩社,與台人仕紳詩賦唱酬,「以和鄉紳巨室之心」,使「斯土人亦忘其為新版圖之氓也」,惟其活動時期均不長,玉山吟社活動約至1903年,穆如吟社亦因其主持人初山衣洲與兒玉總督不合離台而告終;及至第八任台灣總督田健治郎(1919年11月11日上任)時,又實施以往籠絡策略,於1921年全島詩人大會次日(10月24日)招全台詩社於官邸開茶話會,總計台人共13社79名代表與會,盛況空前。及後十年,歷任總督亦多續采此籠絡政策,而於全島詩人大會時設席召宴詩人。

日本殖民當局之所以如此籠絡,乃是對台人的下一代與上一代採行二元政策,即一方面經由國語(日語)中心的教育體系,同化下一代台人,一方面則以詩社籠絡上一代前朝遺民,俾安撫前朝社會領導階層的仕紳遺老,待假以時日遺老凋零殆盡,詩社自不禁自滅。然而,許多通曉漢文並具深厚國學基礎的台籍菁英,紛紛於各地成立詩社,整個日據時期全台相繼成立的詩社多達270餘社,從而維繫中文的傳承。

中文維繫台灣人對祖國的認同

就台士而言,其間不乏或迫於當時日本據台既成事實、或日人政治氣氛壓力、或以詩汲取功名、或衷心以皇國為榮。例如1939年台北鷺州吟社社員鄭金柱,即編輯愛國(指愛日本)詩選集乙冊,盼能振興皇道,並藉以涵養日本精神,其中關於日本侵略中國事情,該集即有詩詠「祝皇軍南京入城」、甚或長篇歌詠「皇軍破徐州喜賦」。

但亦有許多詩社,在漢文漸被禁絕的時代,堅持維繫並保存漢文,且透過種種途徑努力維繫台胞的民族認同。例如櫟社社員林獻堂賦詩,即露骨明言「江海茫茫何處好,神州吾欲御風歸」,其族侄林幼春1922年時遊歷祖國,即有詩題云「任戊歲重遊福州,去國四十年矣!折柳金城,誰能遣此?聊作數絕以紀之」,時日人據台已27年,幼春年亦43 歲,然而「去國」二字卻在在體現其不改對祖國思慕之情。此外,櫟社社員蔡惠如1925年春被日本當局迫害入獄,雖身陷牢獄,卻仍賦詩「滄海曾經知世變,虛名浪得滿人間,中原大地春如舊,綠水青山待我還」,表達其盼早日光復台灣的心志。

日據末期1940年時,全台仍有詩社86社(1943年驟降至17社),由於各詩社的綿延存在,各社社員均能賦詩,亦即台灣光復的1945年時,台灣人上一代菁英不但仍有許多通曉中文,且漢學根基深厚。

台士心繫祖國

鹿港人施瑞星,曾任彰化縣令李君之西賓(家庭教師),心懷祖國,日據時生四子,乃以長江為中心,按排行分別命名江東、江西、江南、江北。台南人莊孟侯(光復時47歲、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日據時期即將其所生四個女兒,分別取名興華、政華、安華、強華,意即盼中國興盛安樂富強之意。嘉義人陳澄波(光復時50歲曾赴東京習畫及至上海任教、為畫作入選日本帝展的首位台灣人),將其日據時期所生三女二男,分別取名紫薇、碧女、白梅、重光、前民。其中紫薇、梅花均系中國花名,而1926年所生長子則命名重光,意寓台灣必可重光擺脫日人統治,次子取名前民,意指非日人而系前朝之民。日據末期,陳澄波並拒將其中文姓名改成日本姓名,以其在畫壇上的成就,但卻仍為非國語(日語)家庭。高雄人林界(光復時47歲),1944年台灣光復前生長女取名林黎影,意盼台灣光復早日回歸祖國,但當時台灣仍未光復,有如黎明前之陰影,故取名黎影。1946年生次女取名林黎彩,因當時台灣業已光復,意寓天已放亮黎明光彩之意。

日據時期,台灣是處於在日本殖民政府的嚴厲統治下,對岸祖國大陸亦正苦於日本帝國瘋狂殘酷侵略的戰火中,在如此的時空背景下,台灣人卻甘犯日本殖民當局的政治禁忌,藉對自己兒女的命名方式,赤誠表達其對祖國的思慕情懷與強烈認同,故中國語文當時是傳承聯繫台灣人民的祖國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