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今年「蕭習會」及「和平論壇」之觀察

一、前 言：

今年台北的內政可以說是混沌阢隉，政爭不斷，經濟未振，社會疲憊，幾無喜訊，所幸下半年以來，在國際空間與兩岸事物反而有所突破，小有建樹，在國際空間方面，今年台北參與ICAO組織；再一個進展就是今年的APEC峰會，台北的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王郁琦以顧問身份，能夠參加APEC經濟體的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前者在章程約束和其他困難重重的情況下，終能以「主席特邀」方式，重返「組織」，台北自然並不滿意，然而先求其有的理解下，也算是台北在國際空間上的重要突破；後者是原本在台北官員參加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問題上，受限於「中、美」之間，在1992年曾有過的「諒解備忘錄」，台北的參與嚴格限制「非經濟部門的主管參會」，所以歷年來都是按照APEC相關諒解備忘錄的規定和慣例處理，台北的領導人只能委託他人出席，而隨行人員也只能經濟事務的官員，而「陸委會主委」並非經濟部門的主管，自然不得參與，直到今年才有所突破，而且是兩大突破。至於在兩岸關係方面：一是在APEC場合中進行了「王、張會」，這是兩岸官方首次在國際場所以官方稱謂會面；而此一突破，自然與參與ICAO組織不同，在ICAO組織中，台北以「主席特邀」的身份參與，自然形成「每年一審」的結果，所以此一參與理論上帶有不確定性。而「陸委會主委」的參與APEC，則具有長期性、確定性意義的突破，所以頗值得觀察，在兩岸關係另一個重要的變化，則兩岸的民間團體舉辦了首屆的「和平論壇」，兩岸關係的發展再次以民間先行的方式，將兩岸關係推向政治談判的「深水區」；客觀而論，上述的突破，從本質上說，都是兩岸關係的變化所帶來的「突破」，對於國際空間的「突破」可以觀察的重點有三：

第一是為什麼今年可以有此突破，其意義何在？

第二是此一突破的外溢情況如何？

第三是對台北而言，反而應該思考的是陸委會未來參與「涉陸外事」的設計和構想為何？

對首屆的「和平論壇」的關注，則在於論壇閉幕時，所發表的《首屆兩岸和平論壇紀要》，這是民間論壇比較少使用的方式。

二、「突破」的解釋：

一般而言，我們的思考、作為總是深受傳統和環境因素的制約，不易有所突破，但是外在的變化又使我們不得不變，特別是面對變的壓力，我們應如何才能不從批判，不從革命的角度來創新；如果從改革的角度創新，則可以運用「重新定義」方式，尋求創意；或是以「細化定義」方式，尋找先易後難的方案。

在今年APEC峰會上，之所以有突破，顯然與中共在對台政策上，希望邁入「深水區」密切相關，由於兩岸的交流日益密切，衍生的問題越來越複雜，特別是涉及外在的事務和情境也越來越多，如果雙方依然沒有政治接觸，則許多的問題在尋求解決上就很不及時，甚至是無法解決，這對兩岸關係的發展而言，極為不利，甚或危及大陸的和平發展，因此，創造政治接觸，直接面對問題，成為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必要步驟；習近平在與蕭萬長會面時說：「兩岸長期存在的政治分歧問題終歸要逐步解決，總不能將這些問題一代一代傳下去。」（習近平總書記會見蕭萬長一行，2013年10月06日，新華網，http：//cpc.people.com.cn/n/2013/1006/c64094-23111046.html）然而台北並無意跟進，是以如何才能在「一中原則」下，使台北跟進，或是不得不跟進，邏輯只能給台北要的，台北才能跟進，那麼台北要什麼，「國際空間」、「互不否認」，所以只有給「國際空間」、「互不否認」，台北才會跟進。同時也必須符合北京自己的「一中框架」及「政治接觸」。

從今年APEC峰會上的處理來看，北京採取的「突破」，主要體現嘗試以「一中框架」去取代「一中原則」處理對台涉外事務上，所謂「原則」主要表現為「不可挑戰的一條紅線」，而框架則為有待裝填的「容器」。所以以往的「一中原則」是要求台北必須守住若干既存的規範，而今則是提供更多的可能；有人提出「一中框架」的用法早在2000年2月《一個中國原則與台灣問題》白皮書中，就提出：「只要在一個中國的框架內，什麼問題都可以談」，然而從文章的脈絡來看，白皮書所說的「在一個中國的框架內」，和如今所用的「一中框架」是很不同的，前者是形容詞，而後者才是名詞，而名詞才有必要被賦與定義，看來中共的「一中框架」，似乎也吸收了德國在統一前兩德之間的某些政治安排的作法。但是與德國不同的是，以內外有別的方法作了切割，即在兩岸之間可以平等，但在國際社會則有差序。或許這就是當前北京所能想到，在「一中框架」下最合情合理的安排，今年的ICAO及APEC的安排正體現了「一中框架」兩岸平等的可行性。

而兩岸雙方主管部門負責人，在國際場所見面反而正可以突出兩岸事務，確為一個中國「特殊的內部事務」，否則就無須「陸委會」及「國台辦」這樣的機構了。

「陸委會」內設有經濟處，而近年以來，兩岸經貿對台灣的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已經產生不可替的作用，所以更準確地說「陸委會」至少也是主管台灣經濟的主要主管機關之一，按理原本也可以參與；不過以往「陸委會」主委，在營造兩岸的和解與善意方面，恐怕太有想法，兩岸也有顧忌，今年則在人、事、勢均能合拍的情況下，成行自然成為事實。

至於「雙方主管部門負責人」的稱謂問題，首先在上述的思維下，「稱謂」似乎就沒有那麼關鍵，習近平說「我們已經多次表示，願意在一個中國框架內就兩岸政治問題同台灣方面進行平等協商，作出合情合理安排。對兩岸關係中需要處理的事務，雙方主管部門負責人也可以見面交換意見。」（同前注）換言之，在稱謂上也有「一個中國框架」的講究，所以最後的稱謂是「張主任」和「郁琦主委」，為什麼是「郁琦主委」而不是「王主委」，因為兩岸是一家人，此一稱呼的思考，與當年陳雲林對賴幸媛的稱呼是一致的。

那麼是否有外溢效果呢？應該說，「雙方主管部門負責人」的見面，是基於對兩岸關係未來發展的功能性考量，則其他的部會如果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之功能上沒有其必要，又無法「在一個中國的框架內」找到合情合理的解釋，則見面和稱謂問題仍然是一大難題，只有在「王、張會」之後，有政治互信的情況才有可能逐步實現；至於大家所熱烈討論的「馬、習會」則為更遙遠之事，尤其是台北所期待的明年APEC北京會，出現「馬、習會」則是幾乎不可能的事，以可預見的未來看，兩岸關係不可能發展到中共創造一個機會，把台北送上國際舞台。所以楊毅才勸大家，「聯想力不要太豐富」。

今年「王、張會」確實是兩岸關係的另一突破，面對此一突破我們與其熱心地追逐「馬習會」，不如冷靜思考一下，「王、張互訪」我方應有的構想，以及「陸委會」是否有必要增設「外事處」，或是在外交部、經濟部內設立「陸事處」，認真思考研究在全球化的整合下，分別從權責單位思考涉陸相關事宜，如此才能從專業和政策需要兩個層面，從新的時代，新的環境去思考台北的大陸政策，這才是一種務實的做法。

三、首屆兩岸和平論壇：

自從政協主席俞正聲在今（2013）年中央對台工作會議上，倡議「鼓勵兩岸學術界就解決兩岸政治問題開展對話」以來，國台辦就劍及履及地籌辦「兩岸首屆和平論壇」。

從論壇的時間來看，不知道是刻意或是巧合，安排在10月11日，正巧是10月1日的國慶加上10月10日的國慶，兩者合一的時間，而討論的議題是兩岸的政治安排到兩岸的和平協議等一系列複雜的，甚至是無解的政治難題，所以說是意義深遠。

從地點的安排來看，捨棄了上海市區的西郊賓館，遠離國際化影響較深的浦西，選擇了浦東的東郊賓館，賓館之內，枝葉扶疏，蟲鳴鳥語，小橋流水，充滿東方園林的意境，置身其中，可以遠離城囂，專注思考。

當初在論壇在時間、地點上考量可能沒有如此複雜，然而這些想法早已深入潛意識之中，在自覺不自覺中，自然而然地表現出來。

從討論的過程中，基本上各方人士，除了公平的時間限制外，發言的內容和次數並無限制，從觀點而論是一場百家爭鳴，暢所欲言的大會。應該這是一場成功的大型討論會。

從討論會的氣氛來看，氣氛熱烈，過程理性，並未見到1992年北京香山會議時的唇槍舌劍，相互攻防的激烈爭辯，應該是一場和平地、認真地探究癥結，貢獻智慧與方法的討論會。

從討論會的內容來看，論壇議題設計了四大議題：包括「兩岸政治關係」、「兩岸涉外事務」、「兩岸安全互信」及「兩岸和平架構」，沒有一個是容易解決的，然而，最令人感到驚訝的是首屆兩岸和平論壇，在12日閉幕，並發表《首屆兩岸和平論壇紀要》。

首先是大家都知道兩岸的政治難題，是處理兩岸「深水區」關係中最難的部份，一般評估總是必經多次協商，來來回回才有可能得到某些「積極成果」，並寫成文本，將「成果」加以確定；而這次是首屆「兩岸和平論壇」，短短兩天就得出乙份《紀要》，當然我們可以合理地設想，兩岸的主辦單位及主要協辦單位在事前，必有知悉，不過此一複雜的議題，能在簡短的協商之後，有所成就，依然不能不令人欽佩，令人驚訝。相較之下，此一《紀要》的產生，才是北京聚焦的重點，其他的作為與努力，都是以此為中心。

其次此次會議主協辦單位是廣邀國、民、共三方學者，按經驗法則思考，在兩岸，或在台灣，任何一向議題均不容易更不可能在有限的立場宣示式的討論中得到結果，而首屆「兩岸和平論壇」的主、協辦單位，卻能使三方的學者共同簽署，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

其三從內容來看，《紀要》內容包括三大部份：導言、對論壇研討若干問題的認知及對兩岸關係若干癥結問題仍需繼續務實深入研討，雖用語十分審慎，但是形同於導言、共識及未來努力三大部份。

在「導言」部份應該處理的是定性、定向、立場和構想；導言一開始就明示「以交流促進理解、以互信化解敵意」的目的，而當前兩岸的趨勢是「開放、交流、改革、進步已是兩岸共同趨勢」，而立場部份，「進入21世紀，儘管經歷周折，兩岸關係以協商取代對抗、以合作創造雙贏已是兩岸各界共同願望。2008年6月初，兩岸兩會就『九二共識』致函後恢復協商。」這前段是不點名批判了封閉，鎖國的政策，後段點出了「九二共識」是08年之後，雙方協商「取得成果」的基礎，也獲得「兩岸主流民意認同」，這些都是「導言」中，比較重要的表述，從用語和演說習慣，看起來這應該是北京方面草擬。

在問題的認知部份共計十項：包括了兩岸應繼續共同商議；這是點出商議的必要性。

兩岸應基於各自現行規定，尋求雙方可接受的框架，處理政治爭議，促進和平發展。這是為了強化兩岸法理「一中」的原則。

兩岸妥善處理兩岸公務機關人員互動之相關問題。這是兩岸關係在政治上，「合情合理」安排後的具體表現。

兩岸逐步建立涉外事務溝通協調機制。妥善處理兩岸民間團體或個人同時參與或出席國際非政府組織及國際民間場合之活動。這是承認了台北的國際空間，經由兩岸協商安排的必要性。

兩岸加強涉外經濟事務的協調與合作，兩岸經濟合作早已啟動，以後則進一步邁向合作，但這不是深水區的問題，書寫在《紀要》中，似有不使台灣經濟在區域整合中，不被邊緣化的努力。

兩岸因應海洋問題的共同挑戰。兩岸應以前瞻性思維，超越政治分歧，盡早探究維護權益之合作途徑。顯然是為了尋找雙方合作的起點。

在軍方議題上，雙方可先從人道救援、災害應對處理等合作出發，探討洽簽海事安全相關協議，並為建立軍事安全互信機制創造條件。

兩岸領導人會晤的實現，這是中共從江八點以來，都在努力的目標。

兩岸促進文化的傳承創新與發展，推動史觀的相互瞭解尊重與共構。

最後是針對有助於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議題，雙方應各自展開相關作為，為兩岸和平的制度化預作準備。這就是為兩岸和平協議作努力的另一種說法。

從文本詮釋的角度來看，縱觀這十項認知，可以簡單地依序化約為兩岸政治協商，本諸法理「一中」的原則，尋找合情合理政治安排，共商適當的台灣的國際空間，進一步經濟合作，共同因應海洋危機，建立軍事安全互信，促成領導人會晤，推動文化合作，簽訂和平協議；依此政治議程的思考是符合北京的兩岸關係政治邏輯，而北京同意使用台北所能接受的方式表達，可以說為以後的政治協商提供某種示範的意義。至於北京自我的立場，從文本的預設邏輯來看，中共解決兩岸政治問題的原則和定位，應該是「一中框架，兩岸平等，內外有別，一國一府」。

四、結論：

中共政權自習近平接班以來，努力營造和平氛圍，分享經濟發展紅利，以掌控周邊的和平形勢與進度，由於近十年中國大陸的崛起，在亞洲地區引起美國的不安，策動亞洲國家對中共的騷擾與挑釁，他們的行動中共無法控制，而唯一比較具有主動性的就是台海形勢，在兩岸之間和平氛圍的成功營造，是對中共處理周邊形勢具有極大的外溢效果。

從今年的情勢來分析，我們看到台北國際空間的收穫，兩岸關係中官方會面的突破，民間政治對話的推動，都顯示了更積極的企圖心。原因是兩岸關係在「一中框架」下的和平發展，確實是中共掌握當前和平發展戰略機遇期，極重要的環節，甚至是樞紐環節，北制釣魚台列島爭執，南控九段線之爭議，故而新一代的領導人重視台海和平制度化、機制化的工程推動，以便確保戰略機遇期不致被破壞，而影響中國大陸小康社會的建成。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制度化的需要，與台灣的政治生態的複雜性形成強烈的落差，是以召開各渠道，多層次，多次數的相關會議，固然可以不斷瞭解和掌握台灣菁英對兩岸政治談判的構想，對和平協議的想法，但是讓不同的台灣菁英齊聚一堂，共商難題，形成共同的意見，自然更有助於問題的真正解決。

所以大會發表《首屆兩岸和平論壇紀要》是兩岸關係的一大勝利，《紀要》的關鍵在於這是第一份藍、綠、紅菁英共同簽署的《紀要》，具有民間先行，鞏固戰果的效能，具有營造氛圍，以民促官的壓力，也代表了北京具有磨合藍、綠意見，擴大統戰效果的自信。

（2013-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