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台灣政治的美國因素

自去年318的學運至今已一週年，其後續的發展值得注意，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整起事件好似已產生了不同的樣貌。

首先，在去年10月，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還在院會中全票通過，表揚當時的學運領袖政治系學生林飛帆，並頒發「學生利他獎」。該校社科院院 長林惠玲則稱，「318運動」彰顯民主化發展及社會公平正義，更喚起青年學生和大眾對台灣民主的價值和程序正義的檢視，並提醒政府施政要注意民主化應備的 程序正義，不希望服貿是黑箱作業，應先立法後審查，國人也要先了解服貿的利弊等等。

該院副院長邱榮舉也表示，林飛帆為搶救台灣，追求公平正義，結合台灣的年輕世代，為台灣開創新未來，為台灣作出重要貢獻，且對香港、澳門及中國產生重大影響。

但是，今年2月，上述獲獎人以及其他共百餘參與者，被台北地檢署起訴，理由是學運涉違反《集會遊行法》、煽惑他人犯罪等。而行政院也表達不撤除對於學生告訴的立場，因為行政院有責任和義務維護官署安全，未來政院將對相關被告提出附帶民事求償，索賠公務修繕費三百萬元。

而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則表示，諸如美麗島事件大審、野百合學運與太陽花學運等，若認為「如果追求民主是一種罪，我們通通都有罪」，力挺太陽花學運之意，不言可喻。但其態度好似有氣無力、欲言又止，否則她大可再度發動群眾包圍官署，可見其立場的轉化與改變。

若從目前的時空環境觀之，上述的過程是否是激情過後，回歸理性？因為當地檢署發布起訴時，並沒有大規模的抗議行動。因而從社會正義的角度 觀之，行動是錯，判決是對，這是一種解釋。或可謂，就算犯罪，也願承擔？知法犯法，在所不惜，那就可解釋為行動是對，判決是錯，但仍舊必須付出代價，否則 無法無天，一個社會沒了遊戲規則，秩序如何維護？這是另一種解釋。

再以手段與目的的模式來分析，就算手段錯誤，但目的正確，而手段可以將目的合理化嗎？可能很難，因為台灣到底是法治社會，上述檢察起訴的事實就是證明。

更進一步觀之，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的獎勵與中華民國法院的依法起訴，可謂是小道與大德之區別。在小的範圍內可能是對的，可是放在大的格局內來觀察，那就可能不是這回事了，難道地檢署與行政院的立場與觀點不比台大社科院更正確？學術與執行孰非？其理自明。

再者，一如前述，該院學者都專注在台灣的社會正義與民主價值方面，社會正義與民主價值當然是有其重要性，但是這就是整起事件的全貌嗎？還 有沒有更重要的背景與內涵呢？易言之，若站在台灣的角度來觀察，整起事件可能各說各話，但是，若放到兩岸與國際的層面來理解，那可能就值得商榷，這同樣是 小道與大德的差異。

易言之，若是純屬社會正義的事件，比如樂生療養院的搬遷問題，此乃與兩岸以及國際的關聯性較小，只要不危及政府的穩定，應該還是可以在台灣內部來解決。但是，318學運的議題比較敏感，一旦牽涉到大陸，再加上其規模比較大，那就可能不得排除美國的因素。

其實，台灣的命運是極難以掌握在台灣人手中。以當前的形勢觀之，台灣若要獨立，不但北京這一關過不了，中共還會拉攏美國來加以阻止，因為陸、美關係極其複雜，雙方之間交換的籌碼不少。這就是所謂：假獨只能騙選票，真獨確實做不到。

再者，台灣若要統一，這是美國所樂見的嗎？這不就等於讓大陸的勢力直接進入太平洋，更是切斷了日本的生命線台灣海峽。但是，美、日會拉攏中共來防堵台灣與大陸的統一嗎？這是極端難以想像的場景。因而可言，統一的阻力要比獨立的阻力較小，但仍舊不得小覷。

所以，台獨的勢力必定要拉攏美、日以為支撐，而統一的勢力則不見得如此必要。這正如孫中山在1923年敬告日本一樣：日本要做西方霸道的 鷹犬，還是東方王道的干城，必須審思慎擇，這也是台灣最佳的警示！雖然如此，目前台灣的最佳選擇，當然是在大陸與美國兩大勢力中求取最大的生存空間，這是 現實問題也是結構問題，一時還不易被改變。

回顧當時學運的情況，在其過程中，美國方面多次發言支持馬英九政府，其中包括美國在台協會（AIT）理事卜道維（David Brown），AIT前理事主席卜睿哲（Richard Bush，現任布魯金斯研究所東亞部主任），以及美國國務院主管亞太事務的助理國務卿羅素（Daniel Russel），再加上美國參議員墨菲（Chris Murphy）等。

依其發言的時間順序，其立場涵蓋：民進黨在幕後策劃，並想藉此在年底九合一選舉中獲利，反服貿沒有正當性，若抗爭擴大，北京是否出手？美 國政府應當及早因應，以免台灣成為陸、美雙方的引爆點，避免類似俄羅斯「收回」克里米亞的戲碼在東亞重演等等，其發言的強度直線升溫。因而令人懷疑，是否 美國的壓力才是此次學運結束的真正原因。

回想2003-04年與2007-08年，當時綠營執政時期都曾以公投綁大選，而美國乃第一個強力的反對者，其發言強度也同樣日漸升高，最後甚至直言台灣不是一個國家，其態度與立場令人印象深刻。後來的資料證明，此乃華府應北京之請託所致，否則台灣公投與美國何干？

1995-96年台海危機，當時美方就已深刻理解台灣對於中共的重要性，此乃其核心利益的重要部分。在美國國會通過議案，強迫國務院邀請 李登輝訪美之後，致使北京引發台海飛彈危機。但事後國務院詢問參眾兩院議員，是否願意參加李登輝的就職典禮時，兩院都幾乎沒有回應，由此可見議員們自知已 闖下大禍。之後，就有學者研究，只要當美國國會自主決議時，多半都會鑄下錯誤，因為議員們的思維與實際的政治情況落差甚大。

可以推論的是，北京在兩次台灣公投之際，都可能對美國軟硬兼施：台灣的亂象美國管不管？你管我就不管，你不管我就管，我管你就別管！之後，台灣公投的議題沒有通過，中共也曾在北韓與伊朗問題上回應了美國的部分要求，雙方達成協議。

當時綠營還派人到美國說明公投的原委，認為這是民主的表現，但並未被美方接受。而在此次學運期間，綠營也派人赴美說明，同樣被警告與打臉。雖然學生只訴求台灣內部的民主與正義問題，但是其佔領立法院與破壞行政院的行為，已經危害到政府的運作與人民的生活。

更進一步觀之，學生的領導人物均可稱為是職業抗議人，從反旺中到洪仲丘……，有關社會正義的活動，無處不見他們的身影，但他們都不見得具備國際觀，亦不知國際競鬥之險惡。

再者，聲援學生的教授們，並沒有經濟與國際關係的相關專業者，也是一項佐證，因為他們才真正理解服貿協議的效果，若無服貿，台灣將故步自封。只是，在面對情緒化的學生們，專業理性也都只會對牛彈琴，甚至遭致反擊，因而他們絕大多數選擇潔身自好，拒絕自淌混水。

學運結束後不久，在台北的一次小型學術座談會中，北京一位著名的專家主講其對於學運的看法。非比尋常的，有兩位AIT的官員在座，當被問及是否華府對綠營施壓才導致學運的結束，他們未置可否，只表明華府十分重視此事件，否則他們儘可與此劃清界線。

綜合言之，美方確實擔心，若台灣失控後北京會出手，屆時美國的地位將會極為尷尬。俄羅斯才剛「收回」了克里米亞，令美國頭痛不已，硬而無力，軟難下台，進退維谷。若類似的事件也發生在東亞，而此地的對手是大陸，更是難纏。

因而，此次華府可能再次應北京之邀而向綠營的領導人施壓，或者乾脆主動出擊，以免陷入困境，若藉此換取中共對烏克蘭立場的強化，自然划 算，這都是可能的推論。另外，台美目前正在談判TIFA，美方積極推動美豬與稻米銷台，若台灣反對市場開放的浪潮如此之高，屆時美國如何促銷其產品？難道 這不也是美方的考量？

再觀察美國對台灣的作為，1949年中共建政前後，美國政府發表白皮書，有意與中共建交，根本就想放棄國府。1979年台美斷交，美國政府背叛了長年的盟友，其原因無他，都只因時移勢異，美國為其最大利益進行全盤戰略調整所致。

所以，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自己必須有自知之明，有多少力量做多少事，否則小孩玩大車，勢必陷入困境。扁時期，妄自尊大，台灣左右碰 壁，險些釀成巨禍；馬政府洞察機先，企圖左右逢源，以小事大以智，只是政策的包裝與行銷不足，徒增民眾的憂慮，此乃政府必須深刻反省之處，一手好牌怎會淪 落至此？

總之，台灣的發展與前途，必須從三個層面觀察，亦即：身在台灣，心繫大陸，放眼世界，才能有整體性的掌握。【湯紹成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