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平救國民黨？

朱立倫在擔任國民黨的主席之後，一反馬英九先生的堅持，公開宣稱王金平無疑義的是國民黨的「同志」。「名嘴」們認為這就是國民黨可以團結 一致、走出2014年11月九合一選舉大敗、開始合作迎向未來的象徵。本文將說明，在歷史上，當國民黨具道德上的高度或行為上的正當性時，才能佔優勢，並 以此說明王金平「同志」對國民黨的可能貢獻。

創建中國國民黨的是一批理想性很高的血性智識分子，國民黨是一個以智識分子為主成分的政黨，它能成功的原因是能為所當為做應該要做的事、 具有正當性和道德上的高度，但是國民黨從未真正在社會的基層紮根。在北伐成功之後，趨勢、趨利而至的黨員以智識分子為主。在抗戰勝利之後，天下已為國民黨 所有，人慾無止境的開始橫流。徐復觀先生在1954年在《中國智識分子的歷史性格及其命運》一文中對附著於國民黨的若干智識分子有如下的評論：

「一是以個人小利小害為中心的便宜主義。……一是貌為恭順、刻意揣摩、百說百從、百呼百諾；但實則一事不應，……一是捕捉機會、肆行交詐，……力之所及，真是『殺百萬生靈、亡百年社稷』亦所不惜，更何有於禮義廉恥。」

既未植根於基層社會，又自我摧毀了理想和道德上的高度、在抗戰勝利之後的接收的過程中私利橫流，相對於共產黨深耕農村，用農村來包圍都市。國民黨在大陸上的敗亡，是必然的。

在1949年之後，國民黨的集權結構日益明顯，但是在政策上開始向基層傾斜，例如「三七五減租」和「耕者有其田」。蔣經國政績的基礎是他 個人認為治國的首要在改善人民的生活，嚴守勤政、清廉、官商分途原則，具有行為上的正當性和一定的道德高度。蔣經國所施行的是一人之治，幫助他成就功業的 幹部，無一人能真正地進入決策核心，影響國民黨的走向。他所遺留下來的國民黨擁有極大的資源，但是一則沒有制度化；二則沒有在基層t紮根，三則黨員們理想 性和原則性弱，可為一己一時之利來和稀泥、交換利益；人亡政息，給後繼者極大的自由運作空間。

李登輝所傳承的是日本的「機詐」價值觀，用日本人的觀點來處理台灣的事項，是以他就任之初就迫使一批年輕、理想性比較高的國民黨黨員脫離 國民黨。「民主化」和「本土化」都有正當性，但是引入黑、金以奪權的做法全盤的徹底破壞了所有的價值標準。在中國的行為準則中，李登輝不具任何道德上的高 度。台灣是全世界獨一無二施行的有權無責總統制的國家，將建立此一制度的人稱為「民主之父」，侮辱了「民主」。是以在國民黨全面喪失行為上的正當性和道德 上的高度之後，社會上權、錢橫流，民進黨和陳水扁上台實是必然的。

2008年馬英九獲得壓倒性的勝利，其關鍵在於：相對於陳水扁，馬英九是清廉的，具道德上的高度。總結一下，當國民黨具有道德上的正當性 和高度時，即能處於相對的優勢；當國民黨喪失道德高度時，則既未能接地氣紮根於社會基層，又沒有能引起社會共鳴的價值觀，就失敗。國民黨如要再起，必須要 告訴社會和人民，國民黨要去做那些正當的、應該要做的事，人民是否會相信國民黨的宣示和承諾的關鍵，是國民黨的領導班子是否具有能取信於民的道德高度。是 以能否呈現道德高度，是國民黨是否能再起的指標。

台北市的市民用壓倒性的選票，選出了一位政治素人做為市長。即是台北市的市民摒棄了現有的政黨、門閥、世家、政治人物以及政治語言，選擇 了一位用庶民語言、坦誠的態度來表達意見的人；而且至少至今，台北市的市民對柯文哲的誤失極為包容。即是，台北市民願意接受的市長，是一位用和市民相同的 態度和言語來面對問題的常人，將政治生活化、政治人物去職業化。這是台灣民主政治發展史上的大躍進，也是對現有善於拉幫結派、講究政治身段和政治語言的政 黨和政治人物的大警訊。

無任何疑問，王金平是職業政治人，為了鞏固個人的影響力，他利用國民黨所賦予他的地位合縱連橫，厚植自身的人際關係，他所建立和全力維護 的「政黨協商」作法，對國民黨來說是內賊，對台灣的人民來說，是扭曲了台灣民主政治發展的罪人。他的言行，對照前文中徐復觀先生所述各項，無不合節，是 「言之似忠信，行之似篤敬」的「德之賊」。從歷史上來看，王金平們就是促使國民黨敗亡的原因：對照柯文哲，王金平是不能為台北市接受的糟粕人物。

本文的觀點，如前述；是國民黨再起的首要，是展現一定的道德高度，以取信於台灣的人民。朱立倫選用的副主席和智庫負責人均出身政治幫派， 無助於提升人民對國民黨的信任。迎回了大尾的王金平，能使黨員聞「義」而至？從現實面來看，王金平自己有多少票？柯建銘會分給王金平多少票？2014年 11月29日的九合一選舉充分的表達出台灣選民對政治幫派的不信任，用名器和資源來取得政治幫派之間表面上的和諧，對國民黨的再生、再起，沒有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