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50週年回顧

文革時中國的內環境

今（2016）年的5月16日是毛澤東發動並主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中國大陸上全面爆發的50週年。比較起來，大陸以外的有些地區似乎更多的「重視」這個紀念日，大陸方面則是有鑑於外界有意的「熱鬧」，主要應該也是顧慮到網路上雜駁言論的影響，而在稍遲才有所「回應」，卻只是要言不煩的強調，將不會也不容許再發生類似「文革」的亂象。這一態度與處理方式，我們認為是理性與有高度的，同時也表示了現執政當局的責任承擔。

當前對「文革」的「回顧」，泰半聚焦於毛是出於大權旁落之不甘，不惜發動全面性的權力鬥爭，煽動青年學生組織「紅衛兵」，直接訴諸暴力衝擊批鬥，很快的便瓦解也過分嚴酷的懲罰了中共既有建制中的各級黨、政、學部門及其幹部；同時指控／譴責「文革」在這個階段裡對個別人物的「迫害侮辱」，以及之後對這類「反革命走資派黑幫階級敵人」的「下放／監管／勞改」處置，是戕害人權的政治恐怖。

不過，我們認為，也必須公平／務實的關注與思辨，在當時中國國家所面對的內外環境與主要問題情況下，什麼是（犯）罪？什麼是犯罪後須承受的責罰？這些真實的問題，那些今天振振有詞充當批評者角色的中外人士，並不具有可以迴避掉去探討與回答的立場或特權。

在「文革」於毛澤東在1976年9月9日去世，隨即因北京發生的「粉碎四人幫」宮廷式政變，長達10年（1966-1976）的這場「大革命」亦戛然而止。兩年後（1978年12月26日）的中共召開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則正式宣布，「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文化大革命」將予以總結，並進行「撥亂反正」，黨與國家範圍內的全面平反。同時，北京的新領導核心亦全力啟動「把經濟搞上去」的「改革開放」大政。這個「新階段」的雄猛發展演進，迄今也歷時37年了。

中國的安全與生存

鄧小平做為「文革」的首要「受害人」之一，「文革」結束後復出擔任「改革開放」新政的「總設計師」，一肩扛起成敗重責大任。以枯木逢春／起死回生來形容因此而帶來的中國新氣象，大致是貼切的。但鄧在這一切尚在起步的時候，所提出的兩點告誡，智慧且仁慈的及時化解／療癒了「文革」難免遺留下的中國一、兩代人的創傷。他說，「向前看」，「毛澤東的功過三七開，功大於過。」因此開啟了這個已經歷逾百年苦難的民族爾後的太平盛世。

所以，「文革」除了它所以爆發的背景與其十年過程，應該有一整體的理解認識之外，緊接於其後的「改革開放」，其實是它的衍生延伸，必須予以兼顧的看待，而不宜加以切割或強調兩者的衝突／對立性。

事實上，毛與鄧看到的與設想的是同樣的問題：中國的安全／生存。必須注意到，中國從19世紀中葉所走上的以追求富強維護獨立自主的道路，到了中共執政時，達成這一目的的迫切與所受威脅都更為嚴峻。中國在研製與取得重工業與核武充分自主的階段（1954-1980年，大約估算），一直處在美、蘇兩超強的軍事／經濟高壓封鎖與核武外科手術突襲摧毀恐嚇之下，如何讓這個可能的毀滅在中國具備足夠的條件阻止它之前不致成真，是毛、鄧主政時期一切思考的重中之重。

必須承認，「文革」的爆發與其過程，全中國所呈現的近乎白熱化的民族主義愛國狂潮，全民族展示出的鋼鐵般抵抗外侮決一死戰的意志，中國人民的團結與勇於「打倒美帝、蘇修」的昂揚鬥志，確實遲滯了美、蘇計劃對中國發動的「真戰爭」。「文革」10年，中國同步前進的重大建設，在國防自衛能力相對脆弱階段，通過集體精神武裝／動員，換得起碼的和平外部環境，以及寶貴的關鍵建設發展基礎的奠定。

請撇開個人的遭遇與恩怨

這何嘗不在毛的「文革」全國一盤棋大戰略構想中？今天回顧這一50年前的歷史大事，在不可避免的連結對其後續的壯闊演進的觀察理解之後，它有更多更大的對我們國家與人民的正面意義，它的影響仍在持續並且向積極進化提升。而別有用心為霸權「拆散中國」服務，針對毛的敵意誣衊攻訐，鼓動以私人仇恨恩怨為前提全盤否定醜化「文革」，其實都是出於人性陰暗的自私狹隘之惡，正是「文革」批判鬥爭的對象／目標。「文革」樹立社會主義新中國人民光明正直愛國勇敢的人格／形象的目的，仍值得肯定與予以發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