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翁啟惠事件」及中央研究院的前景

台灣中央研究院（以下簡稱中研院）前院長翁啟惠曾指出：中研院的院長在社會上具有相當於「國士」的地位；而他在回應和他個人涉及的各項罪行相關的問題時的表現，和「痞子」無異。「痞子」成為「國士」，是無比荒謬的笑話。謹在此討論和說明：這種荒謬的笑話會發生在台灣的時代背景和過程，以及中研院的未來。

唯士能無恆產而有恆心

在沒有切入主題之前，首先說明「讀書人」、「士」、「學者」、「科學家」和「智識分子」五個名詞的意涵。

中國將受過教育的人稱為「讀書人」，讀書的目的是要「知書識禮」：「知書」指的是智識，「識禮」是要知道行為的規範。要「識禮」，必須要瞭解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關係，以及維持社會運行的共同規範和價值觀。是以除了智識之外，「讀書人」也要對「社會」有相當的理解，具有社會性。「士」是層次較高的「讀書人」，「士」可以「修身」、「齊家」，也能「治國」、「平天下」。要「治國」、「平天下」的「士」是要投身於社會，成為一國的「士」，天下的「士」，就要具有更多的素養。「士先器識而後文藝」，文藝是智識，器識是面對社會、國家、民族的態度，和做價值判斷的能力。孟子認為只有「士」才能無恆產而有恆心，是能「持志」、「有守」的人。近年來常用「智識分子」來指稱「士」。徐復觀教授在《智識良心的歸結－－以湯恩比為例》一文中指出：

「中國歷史上的智識分子（指「士」），……是把德行、人格，安放在智識的上位，並不以追求智識為唯一的目標，但真正具有德行、人格的人，其良心的歸結，更明顯的會突顯為對國家的眷戀、對鄉土的眷戀之上。」

徐復觀教授指出：持載中國文化的智識分子（士），必然是愛國、愛鄉的，是絕對不會詐欺本土的人民。總結來說，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士」，是關心社會、投身於社會的，具有強烈的社會性，以及參與社會活動的心志和準備。

在開始「西化」之後，「士」被「學者」（Scholar）、「科學家」（Scientist）和「智識分子」（Intellectual）取代，在西方的概念中，「智識分子」和「學者」或「科學家」是不同的。

兩屆諾貝爾化學獎得主保林教授

「學者」是泛指學有專精的人，「科學家」是特指專精於科學的人（可以細分為專精於物理的「物理學家」等等），他們追求的是「智識」，成就的是「學問」；除了社會科學的學者之外，這些「智識」和「學問」和現實的社會沒有直接、立即的關聯。對「學者」和「科學家」的共同要求是：在進行和「學術」相關的活動的時候，信守以誠實為基礎的「學術規範」（Academic Integrate）。由於和現實社會的連結性低，「學者」和「科學家」，除了社會科學學者之外，不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士」、不直接參與社會活動。而真正的「學者」和「科學家」，會信守「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誠實」的原則，不對自己不真正瞭解的事、物表達意見。

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等希臘學者在社會上所扮演的角色和孔、孟相同，都是「士」。承襲古希臘學者傳統的，是今日的「智識分子」。「智識分子」負有社會責任（Social Responsibilit）。哈佛大學以訓練具社會責任感的學生為目標，要求大一新生無選擇的和不同背景的同學，同居一室，在課程中包含如何做價值判斷的訓練。「智識分子」，不同於專注於「智識」的「學者」或「科學家」，是中國傳統中要「治國」、「平天下」的士。

「學者」和「科學家」不具有直接參與公共事務的能力。保林（Linus Pauling）教授單獨拿到了兩次諾貝爾化學獎（1954年及1962年）；由於他瞭解核子反應，所以曾長期領導反核武運動，在1963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終其一生，保林教授和其他的諾貝爾化學獎得主一樣，沒有做過「官」，也不曾規劃或主導公共政策。「學者」因在某一領域中的「學術成就」而取得的「權威」，不能移植到其他的領域。社會可以「禮遇」「學者」和「科學家」，「學者」和「科學家」在社會上沒有「特權」。「學者」或「科學家」在其專業領域以外的看法或意見，完全不具權威性。

台灣會發生「翁啟惠現象」的原因有三個：

1.台灣的社會對「學者」，特別是「科學家」有過高的期許。

2.台灣的「學者」和「科學家」為了自利而跳脫了道德、倫理的規範，成為了「任我行」的「自由人」。

3.「本土」急迫、不擇手段的追求「台灣第一」、「台灣優先」的心態。

後二因素是強力推行「本土化」和「去中國化」的後果。說明如後：

科學救國不等於科學家救國

首先，討論台灣社會對「學者」和「科學家」的看法。自19世紀末開始，中國持續遭受歐、美列強和日本的欺凌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國在科學的發展和普及上遠遠落後歐、美、日本。中國要從「次殖民地」的地位翻身，就必須要自西方引進科學、普及科學和發展科學，「科學救國」是全民的共識。要「科學救國」，是要從「普及科學」開始，即是普及科學教育，使人民能真實的了解「科學」是什麼？能利用科學的智識去解決現實的問題，進而參與科學的發展。

台灣有一些人，將「科學救國」和「科學家救國」畫上了等號，賦與「科學家」具有「救」和「改造」台灣的能力，大大的高估了「科學家」的功能。討論如後：

如前文所述，「科學家」不是中國傳統中「治國」、「平天下」的「士」，也不是現代概念中的「智識分子」。牛頓和愛因斯坦都沒有參與社會活動。「科學家」是研究「科學」的人，不是直接改變或救社會的人。

其次，科學上的成就是普世的。和「科學家」的國籍，以及進行研究的地點無關。例如在半導體（Semiconductor）領域，影響極大的三位美國人Shockley，Bardeen和Brattain，1948年在美國的貝爾實驗室裡發展出電晶體（Transistor），以及半導體的理論，並獲得1952年的諾貝爾物理獎。日本的Sony公司在1952年即將電晶體收音機銷售至美國。在20世紀的後50年，日本從半導體所獲得的利益高於美國。是以台灣要做的是設法利用全世界的科學智識來發展產業、改善民生，台灣的前途和台灣有沒有「台灣的」「科學家」沒有必然的關聯。

對「學者」，特別是「科學家」，持有過高且不切實際的期盼，因而用寬容，甚至是縱容的態度對待「學者」和「科學家」，是台灣發生「翁啟惠現象」的第一個原因。

再其次，要討論台灣的是「學者」和「科學家」的行為。

判斷行為善、惡、對、錯的基礎，是行為的動機和結果，如果動機和結果是「利人」的成分大於「為己」的成分即是善的、對的。中國的「士」和近代的「智識分子」是要造福社會的，他們的行為動機是要「利人」的。而「學者」、「科學家」不是「士」和「智識分子」，他們行為的動機可以是「利人」、也可以是「為己」。

例如「科學家」選擇研究課題，原因可能是「利人」的，即是為能改善人類的處境而研究；也可以是「為己」的，如滿足個人的好奇心，或改善個人的物質條件。一般人行事的準則多半是「為己」，只要不損害到其他的人，「為己」是中性的。「學者」和「科學家」在「為己」時，只要不「損人」，即具合理性。判斷行為是否「損人」的基礎是人類共有的價值觀。是以「學者」和「科學家」如果能和一般人一樣的把握住和日常生活相關的價值概念和行為準則，就不會有「損人」的行為。

「去中國化」所造成的後果

但是，台灣有一些「學者」和「科學家」沒共同信服的價值觀，沒有共同認同的行為準則。這是「本土」用「自由化」和「多元化」來「去中國化」所造成的後果。

日本和韓國都曾經歷過「去中國化」的過程，因為日本在中國文化之外仍有已將中國文化因素融合在內的日本文化，在排除了表面上的中國元素之後，仍有日本文化來維持社會的運行，韓國亦然。而台灣在「去中國化」之後，即沒有了共同認同的價值觀，「學者」和「科學家」等成為了沒有制約的自由人，再利用台灣社會對「學者」和「科學家」的寬容，遂成為「逐利」的「痞子」。林谷芳在《先生何在？》（《中國時報》2016年5月6日）一文中指出：

「正因為一切均已鬆綁解套，接受誘惑即以『人性之本然』為大家所接受，於是，聯合該以典型自許的許多領域、領風騷者也競相不守本分的爭名逐利甚至甘為時潮乃至政治之附庸，而更有甚者，還以踐踏時下少數可為典型者作為自己墮落的掩護。」

台灣有一些「學者」和「科學家」們用「擇有利己者，固執之」的態度行事，連「學術規範」的底線－－「誠實」，都不守，「掛名」研究計畫和論文成為了常態。值得注意的是：

1.現任的副總統，台灣大學的現任和前任校長，都曾涉及「掛名」，歪風是自上面颳起，這就完全排除了「學者」和「科學家」們自清門戶的可能性。

2.違反「學術規範」事件時，如果是由國外的報導引發，處置會嚴格一點，例如教育部長要去職。如果是在台灣內部發現，即大事化小一番。顯示出台灣「學術界」的主事者在洋人面前唯唯諾諾，在台灣人面前胡亂唬弄，是標準的「二毛子」心態的「混混」、「痞子」。

3.台灣社會對這些「學者」和「科學家」保持著高度的容忍，在發生涉及數千位大學教師的假發票案時，立法院居然可以修改「會計法」來為這些「學者」和「科學家」除罪。

李遠哲成了台灣的「神」

台灣有一些「學者」和「科學家」，特別是居於高位的「學者」和「科學家」，是沒有道德和行為準則的「追名」、「逐利」之徒，利用台灣社會對「學者」和「科學家」的崇敬，行利己之事。這是「翁啟惠現象」會在台灣發生的第二個原因。

急於造神，急於突顯「台灣第一」等「本土」的優越性的態度和作為，是會出現翁啟惠這種「大咖」「痞子」的直接原因。

要「去中國化」，「本土」就要用盡一切可能的方法來彰顯「本土化」的優越性，是以一方面要喊出一些「先進」、「進步」的口號，同時也要努力的創造「本土」的「神」，「神」必須多少具備一點國際知名度，而台灣具有正面國際知名度的只有「學者」和「科學家」。曾獲諾貝爾化學獎的李遠哲遂成為了「神」，要維持「神」的地位，李遠哲必須在台灣社會上繼續發揮「神」的功能，例如發動「教改」和主導中研院等等。「翁啟惠事件」發生的過程可以和李遠哲的思維排列說明如下：

●李遠哲認為中研院要能對台灣的經濟發展有幫助。

這便是要求中研院偏向應用研究，徹底的改變了中研院是一個綜合性基本研究機構的本質，和「為學術而學術」的傳統，改變了中研院的屬性，限制了中研院工作的內容，打亂了台灣原有的研究工作的分工組織。

●李遠哲指定台灣21世紀的發展重點是生物科技。

這就更進一步的限制了中研院的工作內容。

沒有錯，生物科技是美國21世紀發展的重點之一，自1970年代開始，先後以防治愛滋病和癌症為標的，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資源，取得了相當的成果。到2015年止，生物科技，如果不包含基因改質的農產品，對美國實體經濟的貢獻小於1%。

但是，生物科技完全不能解決人民就業的需求。美國需要解決就業問題，就要回歸到擴大製造業。美國在生物科技上領先，但是美國完全沒有將美國的前景單獨設定在生物科技上。

要知道世界各國發展經濟的途徑不相同。作為工業革命發源地的英國，今日其工業已不具影響力，而是以金融服務業為主。德國在3C產品上缺席，仍是以傳統的機、電、化工立國。

李遠哲宣告台灣21世紀的主要產業的原因是因為這是先進的美國要做的，所以生物科技產業是「先進」的；同時生物科技是發展中的產業，需要投入大量的碩、博士生，是以是「智識」的。「先進」和「智識」滿足了「本土先進、優越」的口號和虛榮心，但是即使在成功地建立了生技產業之後，以美國為例，也解決不了台灣青年就業和低薪的問題。

李遠哲視中研院為榮耀「本土」工具

最重要的是，李遠哲將中研院設定為榮耀「本土」的工具。

●由於台灣人在醣的研究上佔有一席之地，李遠哲和陳建仁將研究醣作為中研院生物科技的重點，以彰顯「台灣第一」、「本土優先」。

「科學家」們目前對蛋白質與癌症之間的關聯了解比較多，是以美國以研究蛋白質為主流。「台灣人」領先的領域是醣，不是蛋白質，李遠哲和陳建仁選擇醣，是要彰顯「台灣人」的成就，而不是以解決癌症的防治為優先，是「政治」優先於「專業」的決定，這就完整的完成中研院政治化的工作。

●於是在醣研究上突出的「台灣人」，就成了中研院全力網羅的對象，是以雙重國籍翁啟惠可以出任中華民國最高職位的學術官，因為：翁啟惠是離諾貝爾獎最近的「台灣人」，而保有美國國籍有利於得獎。只要在台灣的「台灣人」能得到諾貝爾獎。那就可以大大的突顯出「台灣優先」、「台灣第一」等「本土」的優越性，那麼再高、再多的代價都是值得的。這是既不「民主」又不「進步」的「為達到目的不擇手段」的「革命」思維。這就是翁啟惠成為了「任我行」的背景。

總結一下，台灣會發生以「痞子」作為「國士」這種荒謬笑話的原因是：

●用「多元化」和「自由化」為口號，「本土」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去中國化」的目的，導致共同價值觀的消失，「學者」和「科學家」們遂可用不擇手段的方式競逐名利。

●「本土」以榮耀「本土第一、優先」為目標來主導中央研究院的活動，不惜以打破規範，即是不擇手段的方式來推行。

●是以追名逐利的「痞子」，只要能投「本土」之所好，就成了「國士」。

院長翁啟惠和將接任院長的廖俊智具有下列的共同條件：

1.兩人俱在其研究領域中表現優異，而且他們的領域的研究成果具有可產業化的可能。

2.兩人均沒有管理綜合性學術機構的經歷。

是以選擇翁、廖的共同原因極有可能是：藉由中研院院長的職位，提供翁、廖充足的資源，使得翁、廖在研究工作上，可以更快、更多的發表成果，為「台灣」增光，甚至於可以取得可產業化的成果，幫助台灣在產業的發展上有所突破，進一步突顯「本土」的優異。這種持續集中中研院資源於一人，以突顯「本土」的作法，對中研院有如下的立即影響。

在翁啟惠和陳建仁的主導下，和生物科技相關的研究人員約佔中研院研究人員總數的四分之一，用掉約一半的資源。和廖俊智專業相關的產業如果能有突破，其終極規範和今日的石油產業相當，甚至過之。是以廖俊智的研究的重要性遠超過翁啟惠，值得投入更大量的資源。那麼中研院中其他的研究領域還剩下多少資源可用？要如何自存？10年之後，另一位和廖俊智專業不同的人出任中研院的院長時，中研院將以何為續？能走得下去嗎？

中研院有亂整人民血汗錢的自由？

廖俊智在接任中研院院長後必須要面對下列兩個管理問題：

1.使中研院蒙羞的特約研究員翁啟惠是否仍要留在中研院，繼續享用和以前相同的中研院的資源？中研院總不能成為「痞子院」吧！

2.中研院內是否存在有大量新購而無人使用的設備？為什麼會有這些設備？又中研院中是否存在有利用台灣的資源和廉價研究人員來榮耀個人的吸血蟲？這些吸血蟲為什麼可以在中研院中安身吸血？陳建仁口中的「學術自由」，難道涵蓋了亂整人民血汗錢的自由？

廖俊智要如何面對處理和前列兩個問題？如果處理不了，中研院會是一個什麼樣的「學術研究」機構？

翁啟惠和廖俊智都是在「愛台灣」、「榮耀台灣」的思維下被任用，這種孤注一擲的作法的正面效應未知，而對整體中研院的負面效應已是迫在眉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