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嘉里集團購買《南華早報》股權看
中國與東南亞新關係形態之確立

9月中香港的一件大事，是東南亞華族企業家郭鶴年的嘉里集團購置香港著名之英文報紙《南華早報》及其屬下之華文報紙《華僑日報》34.9%的集團股權。有關新聞及評論指出：郭氏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泰國及菲律賓等地都有大量的投資；被認為是新一代的華族企業家。而其特點，除了與東南亞各國政府及主體民族建立密切之事業和社會的聯繫之外，還在近年來在中國人地區（特別是香港和大陸）開展積極的投資活動；同中國各層次的政府建立了密切的、互惠的合作關係──中國當局對此等東南亞華族企業家之讚賞，見之於泰國正大集團謝國民先生及嘉里集團郭鶴年先生，均於今年初夏受委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港澳辦公室香港事務顧問。
結合這些時事，一讀原來生長於馬來西亞而於1990年12月才「入籍」香港的黃枝連先生的這篇論文，人們確可以深刻地認識到，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及其華族人民等三者的關係，正在進入一個「黃金時期」（他的《東南亞華族社會發展論》去年秋由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
文章的主題是：中國政府必須本著「天下為公，仁者無敵；共同發展，前途無量」的原則，同東南亞國家建立「跨越邊界，跨越產業，跨越世紀」的「發展協作關係」；使到「後西方主義」的亞太區域關係有一個新的取向，新的內容，新的形式。─編者

前言：一個嶄新的歷史時期開始了

進入70年代，中國與東南亞地區的關係，可以說，是一個新的時期的開展。

籠統地說，這個區域關係，可以分為幾個不同的時期（或者說，歷史階段）：

──「天朝禮治體系時期」，19世紀以前，中國的封建王朝同南海地區，大抵上是維持著一種「禮尚往來」的疏淺關係；對於那個地區的社會文化發展（除了安南之外），也沒有什麼重大的影響；

──受西方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干擾時期：19世紀中業以後，英、法、荷、美、日等殖民主義國家全面地控制著東南亞，大量地從南印度和華南輸入勞工；而中國大陸亦陷入內憂外患之中；遂使兩個地區的傳統關係，受到干擾與破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太平洋地區出現「美式和平」（Pax Americana），其內容為美蘇爭霸的冷戰系統；新中國和東南亞的新生國家，都身不由主地被捲入對抗之中，關係正常化當然是無從談起的；

──「後西方主義」時期：70年代中葉印支戰爭的終結和中美關係的正常化，使中國和東南亞的關係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及於80年代，特別是1989年6月「北京風波」之後，這樣的關係有進一步的發展。

這三、兩年來，中國的國家領導人，幾乎先後出訪了全部的東南亞國家；與此同時，後者的元首，也陸續地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僅以一九九三年的夏天而言，菲律賓的拉慕斯總統、新加坡的李光耀資政和吳作棟總理，以及馬來西亞的馬哈蒂爾總理等都先後率領龐大的代表團，在華展開多層次、多方面的交流活動。

由此可見，經過了一百多年，因為受西方帝國主義干擾而中斷（甚至對抗）的不正常狀態之後，中國同東南亞所有國家（包括越南）的關係，正在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期。

這個新關係的特點，其實是一個新的中國，同許許多多新生的東南亞國家，根據其國情、根據其歷史傳統，以及區域的利益而展開的一種平等互惠、多層面的交流協作的關係。

「脫西方主義」與「脫天朝大國意識」時代的到來

進入90年代，對於走向21世紀的中國與東南亞，以及這兩個地區之間關係形態的發展而言，做一個「思前想後」的分析，是不無益處的。

很清楚地，過去兩、三百年，西方的帝國主義國家，莫不利用中國的周邊國家（地區）對中國展開了直接的和間接的侵略，以及顛覆滲透的活動──比如說，英國人利用印度、緬甸、馬來西亞、泰國（暹羅）等地對中國的擴張活動；法國人利用越南對廣西和雲南的滲透；日本人從朝鮮半島進攻中國；以及「美式和平」下，美國人利用東北亞和東南亞的基地對新中國的戰爭行為……，都清楚地告訴東南亞人民和中國人民：當亞洲國家的人民對他們的國運及區域秩序喪失主動權時，不但各國內部的發展受到干擾，而國與國之間、區域之間的正常關係，也是不可能開張大吉的！

這是個歷史經驗──因此面對80年代以來出現的，西方殖民主義和霸權主義的勢力（包括美國和前蘇聯）紛紛從亞洲──太平洋地區撤退的局面，東南亞和中國既可以根據其國情來進行內部的社會建設，也可以在平等互惠的基礎之上，建立雙邊的、三邊的、多邊的嶄新關係的。

在這個意義上，「後西方主義」（Post-Westernism）是亞太歷史新時期的特點；同它聯繫在一起的，是「脫西方主義」（de-Westernization）──即，一個以西方人士、西方文化、西方國家為中心的，亞太國家緊跟著它（們）團團轉來處理社會發展和國際關係的歷史時期，正在消逝之中。

必須指出：這裡，並不在任何層面上暗示和提倡著反西方主義「（Anti-Westernism）」；即，以一種消極主義的取向和態度來排斥西方人（特別是白種人）的文化及其利益──反過來說，後者在公元2000年前後，也必須進行一系列「歷史反思」。對於過去三、四百年由他們一手控制、翻雲覆雨時代的結束，殷切地要求他們在對待亞、非、拉等地的國家、人民、歷史、文化、意向上，是需要在概念上、理論上、政策上、態度上、機制上……都有一個「同歷史決裂」的重大問題要處理的。

在一個意義上，在西方民主和人權問題上所展開的西方大國同以東南亞和中國為主的新興國家之間的衝突，就是這場「西方主義」和「反西方主義」歷史衝突的一個具體表現──即，西方國家（包括美國與俄羅斯）不肯放棄對世界舞台的支配權利；在冷戰系統崩潰之後，企圖用其特殊的「人權」與「民主」來干擾正在奮起主宰其國家命運的非西方世界；企圖把後者繼續納入其宏觀的思想意識框架之內；猶如中國小說《西遊記》中的佛祖，把一個金箍咒加在孫悟空的頭上，以便日後受他們（西方人士）的操縱利用。

東南亞和中國之間正在展開的一種新式的關係，即在於對西方文化（如自由、民主、人權、憲法、現代化……）的吸收上，反對以「西方主義」為取向；而要在本國的、本地區的需要及傳統的大前提之下，做出自己的判斷和取捨。

這個重大的共同性，其進一步發展的動力，有賴於中國人在萬隆會議上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以及1974年4月鄧小平在聯合國開發會議上提出的「中國永遠不稱霸」誓言的發揚光大，從理想變為現實。

換句話說，當西方大國對西太平洋地區（東北亞和東南亞）的控制正在化為歷史陳跡時，做為一個區域大國，中國必須能開展其「天下為公，仁者無敵；共同發展，前途無量」的、「遠交近通」的外交政策。

「黃金時期」要做的幾件艱苦的工作

在「脫天朝大國意識」的中國對東南亞的關係之中，有幾個矛盾是必須予以正確處理的：

──在區域秩序的建立上，中國必須運用「群眾路線」，促進日本和東南亞國家在這方面的共同努力；使東北亞和東南亞的內部及兩者之間得之不易的和平狀態，得以維持；而在發生區域紛爭的情況下，可以在區域內部找尋合理的方式來自行處理；

──這一來，在南沙群島主權以及南中國海海底資源開發利用等問題上，亟須找尋一系列新的概念和理論及方法來做「平等互惠」的處理。防止紛爭惡化而使南中國海淪為「波斯灣第二」；從而防止這個地區成為西方大國挑撥離間及傾銷武器的「冒險家的樂園」。

──東南亞各國都有大量的華族人士；它實際上已成為當地的少數民族。在冷戰時代，它遭遇到殘酷的鎮壓；幸好，隨著新時期的開展，它的發展，也出現一片生機蓬勃的景象。顯然地，（一）歷史經驗告欣華族社會，它（們）必須認同於所在國的主體民族及其主流文化；而（二）在這樣的事實面前，東南亞新生國家及其統治精英，也必須尊重憲法上規定的東南亞華族做為一個少數民族應享有的公民權益。有了這兩點，中國必須堅持50年代以來的反對雙重國籍的政策，端正對東南亞華族（特別是那些具有不同國籍）人士的取向和態度。換句話說，東南亞華族的「再次漢族化」或「再次僑民化」，是一個歷史性的大倒退；是東南亞華族社會本身、東南亞國家及其主體民族、中國以及國際社會等四個層面都難以接受的前景；一個對誰也沒有好處，甚至是「後患無窮」的前景呢。

〔圖表1〕東南亞華族社會發展的幾個大段落

「三個跨越發展協作系統」是新關係的奠基工作

這裡，可進而指出：對於走向21世紀的中國與東南亞的關係，在其「開張大吉」上，還有一件「史無前例」的事可以做──那就是一種「跨越世界、跨越產業、跨越世紀」的發展交流協作。

在一個意義上，世界新秩序和新格局就是從這裡開始的──先以中國人內部關係而言，在港、澳、台和華南四省區（閩、粵、桂、瓊）等地區，四個中華經濟系統之間的交流協作，加上東南亞華族人士的某些貢獻，已經在華南地區創造了另一個亞洲的經濟奇跡。

這種「三個跨越」的發展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在中國和東南亞的關係上運用──見之於滇、桂對中南半島（主要是緬、越）的邊境貿易之上；又見之馬哈蒂爾總理和李光耀資政率領的龐大貿易投資團在華的活動之上……。

根據近代史上的現代化建設模式來看，進入21世紀，人類所需要的是，在某種程度上，突破主權國家範圍（框架）的交流協作形式。這可能是一場「世界革命」──即，不同的主權國家在產業政策和產業結構及國際貿易上，要更大膽地推進「門戶開放」的政策，而不可能（不必要）繼續追求其一國範圍之內的「小而全」、「中而全」、「大而全」的所謂「國民經濟體系」。換句話說，在一國的產業結構內部，有許多重要的企業，是同周邊國家（特別是其邊境地區）的省區產業結合起來的。

關於「三個跨越發展協作系統」的可能性架構，大概有這麼幾個：

──由「中華經協作系統」地區同東南亞國家（地區）進行交流活動的「南中國海周邊國家（地區）發展協作系統」；

──沿著瀾滄江──湄公河而開展的涉及中國雲南、廣西等省區同中南半島國家（緬、泰、越、柬、寮）的交流協作系統；

──從北部灣越南沿海、廣西廣東沿海以及海南等地通向昆明，而沿著傳統西南絲綢之路及滇緬公路而開張的「亞洲西南大陸橋發展協作系統」；對於中國大西南（海南、廣西、貴州、雲南、四川、西藏）的改革開放，對於中南半島國家和孟加拉灣周邊國家（地區）的現代化進程……這個連接太平洋與印度洋的「三個跨越發展協作系統」，在21世紀裡，都可能會發生推動、促進的作用呢。

〔圖表2〕東南亞在中國外事與經濟發展策略中的角色

東南亞對中國21世紀發展的重要作用

還有一點可以進而指出的是：由於「亞洲西南大陸橋」和「海上絲綢之路」的作用，對中國來說，有一個深遠的意義，即把中國的華南和西南省區的發展聯繫起來，並使中國從「西南絲路」進入孟加拉灣，從「新加坡海峽發展系統」地區進入馬六甲海峽。具體地說，使中國的經濟發展可以同印度洋周邊國家（地區）進行交流，並在21世紀裡開展跟那個地區（即「西洋」）的產業協作關係。

這樣一來，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便有可能是「全方位的」。中國既是一個「大陸國家」（背靠歐亞大陸），還是一個「太平洋國家」、「印度洋國家」。「兩個大陸」（歐、亞大陸）加「兩個海洋」（印度洋、太平洋）的總體發展與開放策略，可使中國在21世紀裡立於不敗之地。在它的實踐上，東南亞國家恰恰起著那麼一種微妙而又重要的樞紐作用（其實，從鄭和七下西洋來看，中國本來就是「印度洋國家」；走向21世紀，是在中斷了二、三百年以後，得東南亞之助，再續前緣）。

東南亞在中國總體發展策略中的戰略性作用，於此可見。它將使中國的「兩洋兩陸」外事活動取向，成為現實；亦將增加東南亞在環球政治中居於一個「舉足輕重」的位置，而在東方與西方的經貿合作中，「中間人」將「有利可圖」。

結論：天下為公，仁者無敵，前程更是十分光明的

寫到這裡，人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走向21世紀中國和東南亞的新關係，既然是符合各國的和區域的情況，反映著內部的和多邊關係的發展規律，確實是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共同出發點；並且，可以更有信心地指出：這是一個具有一定的基礎，可以在一個較高的台階上來大展鴻圖的新形態的關係呢！

但是，這種樂觀主義的展望，還決定於對許多矛盾的正確處理以及在必要的時候能引進許多行之有效的概念、理論、政策、形式……。必須承認，對於東南亞和中國兩地的人民來說，這是一項新的挑戰。因為，在歷史上，涉及眾多層面的交流協作，並未曾發生過；所以，未來的發展過程，會出現許多曲折和反覆以至於暫時的倒退……都可能是「意料之中」的事吧!?

可見，關鍵之處，是以「只爭朝夕」的精神，給中國和東南亞的關係，在理論和模式上，開發一套新的東西──因為，這個關係，必須是「後冷戰時代」世界新秩序──新格局的一個局部的嘗試、一個新的亞洲（東亞）文明的創造工夫；當然，也必將是一個新的中華文明的重要內容！

（1993年7月5日初稿，9月1日訂正於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