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冰心在沸騰

早在年初，北京的《中流》已把牧惠的文章《為什麼〈中流〉引進個顏元叔？》（這個「個」字好厲害，把我物化了）寄給了我。我覺得它的份量爾爾，在忙碌中沒有抽時間答覆。今年8月台北的《聯合文學》居然重刊了這篇文章；兩位朋友轉知此事－－因為我自己從來不看《聯合文學》－－好像牧惠在大陸罵我之不足，還要追到台灣來罵！現在，為了滿足牧惠先生老纏不放的拗勁，我就來答它一篇，免得落個「沉默的傲岸」或「傲岸的沉默」之譏誚。

既然提筆上陣，我想把火線拉大接寬一點，不完全囿於牧惠那篇文章已經劃定的範圍，不跟牧惠作私鬥－－這只會是浪費時間的事。所以，我想從以下四個方面來談談牧惠那篇文章所引發的一些省思：一、從歷史與國際看現代中國；二、犧牲與成就的邏輯；三、魯迅在當年之作為破壞力；四、美國民主自由與美國企業組織。

一、從歷史與國際看現代中國：牧惠的文章給人一個感覺，就是他的思考範圍完全封鎖在中共建國後這40餘年之內，甚至集中在「大躍進」與「文革」那較短的時期之內。他把目光集中在主觀選擇的事物上，以主觀的情思來觀照這些事物，其結論雖則可能像胡桃般堅實，卻也會像胡桃仁一般扭曲。國家之事，中國之事，必須如毛澤東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上所說：「自從鴉片戰爭以來……」甚至要從更早的「自利瑪竇到中國以來……」假使我們拉開時間的長卷，看歷史的大軌跡，大流變，我們便可看出：中共加諸中國的大革命，是一百五十年來，甚至晚近數百年來，中國人所渴求的、中國之所必須的大革命。沒有這次大革命，中國會一直處在利瑪竇吹拂起的西風下；沒有這次大革命，中國會一直處在鴉片戰爭的硝煙中，香港會永遠是英國王冠上的一顆明珠，中國顏面上的一個烙印；「振興中華」永遠只會是仁人志士的口號。中共所加諸中國之大革命，是百餘年來中國大大小小革命、各式各樣改革的總結；是中國全體人民在頹於羞恥、陷入迷惘、繼以悲憤、終致於灑盡熱血拋盡頭顱的總結。沒有這場大革命，沒有這40年來的大變革，不會有今天的美國已視中國為其最大假想敵；不會有世界貨幣銀行的預測，中國在20年內將成世界第一經濟超強；不會有1993年6月15日《洛杉磯時報》的專刊：China: The Giant Awakens（中國：巨人醒了）。

牧惠與中國的「牧惠族」，由於客觀環境使然，被封鎖在較短的時流內，較狹的空間裡，他們的所見所聞，乃至親身的體驗，可能是某個共干的橫蠻，某個領導的跋扈，某次鬥爭中自己或他人的傷害，甚至大局面的破壞，如大煉鋼時大伐森林，文化大革命時的大砸爛。這些都是事實，甚至是血淋淋的事實，無人可以否認或文飾。但是，當這些「壞片段」與那些牧惠族所不願提起的「好片段」－－而「好片段」遠大遠多於「壞片段」－－結合在一起時，它們便形成了40多年中國這條甦醒的巨龍的麟片！而若干在一時一地在若干人眼中被視為的「壞片段」，當它們被納入歷史拼圖的整體，被流變的時空所轉化，它的「邪惡」表層褪盡，而成為閃耀的巨麟。（我不是在這裡說神話，且看那大運河，究竟隋煬帝是中國的罪人？還是功臣？也許是一時的罪人？也許是千古的功臣？歷史經常會產生奇妙的化學變化－－也許唯一的歷史邪惡就是「什麼都不做」〔inaction〕）。

我們身處海外的華人，在一定的距離之外，看自己的祖國，是看她的整體，看她的大形勢，看她的全面流變，看她的歷史之昨天、今天、與明天，看她處在世界大格局中與其他國家的相對比例，相對大小，相對強弱。這種遠距離的全景視野，不是相對於近距離局部視野的另一種視野而已，它實在是歷史與國際（縱深向度與橫斷向度）所能接受為可作推算與可資評估的唯一視野。這個視野才可以比較準確地估量中國，估量歷史中與國際間的中國。其實，就是身在其中，身囿國內的人，也必須提拔自己，凌空觀照，取得這種全景視野。因為，這個視野才能看出中國之整體，中國之大方向－－特別是在國際格局中之中國。因此，我不否認或低估牧惠與牧惠族的親身經驗與因之而發的反應；但是，顯然他們的視野是局部的，短暫的；在歷史觀與國際觀下，這個視野變得無價值，無效應；時空一變即遭遺忘或成泡影。

自利瑪竇以來或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一直追求奮鬥、奮鬥追求，始終只有一句話：「振興中華」。試問這句口號，在50年前的漫長歲月中，實現了多少？在這40餘年來又實現了多少？50年前，有哪個外國看得起中國？今天有哪個外國敢於輕視中國？再過10年20年誰能不仰視中國！這是海外華人的看法，這也是國際友人敵人的看法。為什麼當整個中國在如此大跨步走上「振興中華」之路，當長征三號火箭為澳洲送上衛星，當王軍霞、曲雲霞打破世界紀錄時，當數不清的大小成就出現在奮起的神州之際，為什麼還有像牧惠與牧惠族這樣的人，總是為中國吹奏著輓歌？總是抱著自己不知哪年招致的舊傷與積怨，責怪全中國未曾為他一灑同情淚？總是看著小處忘了大處？看著個人忘了全體？看著過去忘了今天與未來？

二、犧牲與成就的邏輯：牧惠與牧惠族似乎最不能原諒我的地方，就是我說我的老友傅孝先的姐姐，一位科學家，以52歲的壯年，死於過度工作，我說「死得好」！擴大起來說，一切為建設中國而犧牲的人，都「死得好」。他們認為我是幸災樂禍，麻木不仁，殘酷冷血。從單純的人情看，也許的確如此。就像牧惠所言，在那些艱難的歲月中，許多科學家都是待遇太低，營養不良，工作負荷太重，以致夭折－－這種情況如今還時而有之。我也在《長征號今夜起飛》中看到，當年研發火箭的科學家最好的營養品是發了霉的窩窩頭！令人惻然淒然！中國的科技人員，乃至一切建設中國的有名無名的英雄們，在那種艱難歲月所受的大辛苦大創傷，這是任何人不能不承認的悲劇。那麼，回顧這個悲劇，我們這些後來人應該怎麼去面對呢？是不是我們只該執著於這個問題的「苦」與「死」，然後在敢言與不敢言之間，悄悄暗示這是政府的惡政敗德的結果，這是毛澤東凶狠跋扈的結果，這是中國共產黨罔顧人道草菅人命的結果？假使我們為這些問題都作了肯定的答案，我們的政治性圖謀是成功了：中共該死。但是，另一方面，我們卻失敗了：我們把這些我們所敬愛悲悼的死者歸類為「暴政下的犧牲者」。他們死得沒有價值，死得沒有意義。這種思考是政治性的，它的目的在於攻擊「暴政」，不在於尊敬死者與肯定死者的價值及貢獻。－－而事實上，他或她們是做了大貢獻，留下大成就，死得有意義、有價值。若是把他或她們視為「暴政下的犧牲者」，這毋寧是對死者的褻瀆與侮辱！

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沒有政治圖謀，我不想借別人之死一遂自己的政治意志，簡言之，反中共。我只是一以貫之地從「振興中華」這個大前提下看問題，佐之以一個小前提：「有成就必得有犧牲」。我肯定這些人的生死正是向這個大前提所作的付出。條件許可，他們能在高待遇高享受下為國奉獻固然是國人之所願；條件不許可，縮衣節食，甚至餐風露宿，照樣要為國奉獻，為一百五十年的苦難中國作奉獻，這就更顯出他們的愛國熱情，這就更需要我們頂禮膜拜了！也許，你會反駁：噢，你中共政府要搞原子彈、氫彈、與火箭，就叫他們來犧牲！你無人性，不人道！可是，你怎麼知道這搞兩彈一箭的人的希望不是他們自己的希望？不也是中國人一百五十年來的希望？你怎麼知道為兩彈一箭奉獻犧牲的人不是這一百五十年來渴求「中國強」的中國人的標兵代表？你怎麼知道他們不正為著能實現這一百五十年自遠祖傳至自身的熱望，能在自己手中完成而倍感自己這一輩子活得太值得！死得太「好」了！能不死，活下來與國人共享兩彈一箭的榮耀，固然是當事人與同胞們之所深願；但是，若果累死、輻射死、炸死，總之死而留下這一百五十年來舉國同胞大願望的結晶，亦死可瞑目，因為這輩子活得使民族大希望得以大實現，所以死的值得！

中國的文人被中國文學的生死悲歡離合的體材蒙誤了，總覺得死是絕對的，若鐵板，若岩石，到此為止，沒有背後意義。死就死了，死是大絕滅，大潰崩，大大的「零」。其實，我們也有「死有重如泰山或輕於鴻毛」的說法，暗指死的價值，死後的意義。那麼有人為什麼把死總是看得那麼缺乏價值？應當肯定的是：當生命是為成就付出去的時候，這死就是比生更高貴更有價值。不如此看，我們何以面對千千萬萬的革命烈士，千千萬萬的文明烈士？千千萬萬為建設國家而付出生命的建設烈士？他們的死有價值，因為他們的死換來了成就。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成就」照汗青。牧惠與牧惠族把他們的死看成「歹死」，顯然是想通過「歹死」將死換來的成就視為「無成就」，「非成就」。不過，這麼否定下來，他們就否定了一百五十年來中國人的意志，否定了中國人的渴望之合法性，否定了「振興中華」的中華大願！那麼，牧惠與牧惠族是站在中國人這一邊還是反中國人的一邊？（其實，兩彈一箭最先是美國人搞出來以稱霸世界的；假使若干中國人出於任何情操或立場反對搞，那麼這些中國人為什麼不以同樣的崇高情操求之於美國，求他們不要總是兩肋夾彈以騎跨別人為樂呢？）

其實，最簡單普通的中國格言，「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這就夠說明一切了。最大的苦莫過於死，其次是流血流汗，日以繼夜不斷地幹，這才能期望「振興中華」。只有不回家過年的人，才能破世界紀錄！中國人從前追求安逸，如今追求成就；中國人從前追求平山遠水，如今追求波瀾壯闊－－因為中國人醒了。小成就，小犧牲；大成就，大犧牲。願意把性命拋捨，才能做開天闢地的人。這是鐵的邏輯！於是，在這麼一個大考慮下，說營養不良就顯得偏離主題－－衣食住行只是技術性的問題，不該因之質疑大原則。今日不是大家都吃穿無虞了嗎，那又何必老抱住過去一時的技術困難，企圖以之否定永恆性的原則呢？

三、魯迅在當年之作為破壞力：牧惠在文章裡大引魯迅（好像要用魯迅的威望把我壓死），說魯迅當年一再抨擊中國，批評中國，對中國是好事，是真正愛護中國。又說魯迅見到罵中國的外國人，視之為友；見到讚美中國的人，反而懷疑他的居心，視之為敵。因此，牧惠引伸，我既然一味的讚美中國，是害中國，居心叵測。

我們大家都知道，當年魯迅用雜文加小說，吹打彈唱，冷嘲熱諷，是把當年的傳統中國罵慘了，他和他的「魯迅族」終於把傳統中國給罵垮了。可以這麼說，毛澤東在延安推舊中國的屋牆，魯迅在上海挖舊中國的屋腳，一上一下，聯手合力，把國民政府賴之以存的舊中國推翻了。魯迅配合毛澤東，完成了他的時代使命。

牧惠先生似乎跟傳統中國的文人一樣，或抱著孔夫子千年不變，或抱著魯夫子百年不變。實際上，時代變了，中國變了，魯迅的文化戰略與戰術也該改了。今日的中國難道還跟清末民初的中國一樣，今日中國難道還要魯迅死而復活，以雜文罵吃人的禮數，寫小說諷抨土豪劣紳？牧惠捧出魯迅的神主牌，未免是有點「泥魯」了吧。考究魯迅的心態，他是恨那個舊中國，他是想推翻那個舊中國，所以他拿起筆桿，就像毛澤東拿起槍桿，要把那個中國幹掉！牧惠先生，在「泥魯」之餘，大概沒有意識到魯迅的終極意圖？還是你意識到了而有意倣傚？只是，中國已經被魯毛聯手打倒一次了，死而復活，爬起來，腳根剛站穩，你又想來擊倒她？中國是一個「人」，不是練習拳擊的沙包，不要一天到晚一年到頭打她揍她摑她，打多了她是會死的。人不打固然不成器，打得太多太久也就打成死屍了。部份中國人到今天還是難以擺脫自我作賤、自慚形穢、自卑自辱的心態，部份原因不能不歸之於近百年以至於今天某些中國文人、知識分子、自以為先知先覺的讀書人，殘酷而無情地給予自己的祖國之毒惡搏擊！是他們把中國罵得一無是處，罵得連一堆狗屎不如，以致罵得中國人，特別是年輕的中國人掩面自慚，自信喪盡，乃唾棄中國，跪舔西方！我在西方文化文學裡打滾打了三十多年，在美國拿到英美文學博士，在美國讀書教書九年，我從來沒有遇到讀到西方人像中國人作賤中國那樣作賤西方！連莎士比亞這位很能超越的大文豪，對英國歷史與利益卻曲盡維護，時而變成一頭「沙豬」（chauvinist pig）！至於現代美國知識分子，面對美國這樣的帝國主義之囂張霸道，至多聳聳肩膀，表示無奈。（有沒有英國知識分子為鴉片戰爭慚愧過？向中國人道過歉？自知羞愧過？）－－其實他們心中樂不可支，因為他們正分享帝國主義之利益呢！天下人好像只有中國人是最會自省自貶自損自殘的！其實，損人者也不是在自損。當魯迅族在損中國的時候，理所當然地他們視自己已躍登高阜，超脫舊中國，據高臨下地咒責舊中國。所以，他們損的不是他們自己，他們損的是他們的同胞；而辱罵同胞，是最方便，最安全，最愜意，最能滿足優越感之舉。「我超脫了，你們還在泥淖糞坑中，哈哈哈！」

中國人罵中國，外國人罵中國，中國人挨罵被罵也一百多年了。不說別的，就為了換個新調子，也該停止這種知識份子的耙糞遊戲，開始找點好話說說。學學外國人，他們整天自吹自擂，敝帚自珍；他們談自己，就算壞透，也壞得很男性、剛強、英勇；談外國人，尤其是黃黑種人，就算有好處，也好得陰柔、可憐、無知！且看好萊塢的電影，上帝與撒旦全是白人，黃黑人總是被虐待、被迫害、被拯救的弱者！咱們中國人是個生來謙遜怕羞的民族，不作興自吹自擂，那就有一句說一句，有好的就說幾句好話吧。我那幾篇牧惠看不入眼的文章，也不過是覺得中國有些好處，就為她說幾句好話，如此而已。時代不同了，我不步魯迅的後塵；中國曾被罵垮過，我不做損垮中國之事。何況魯迅罵中國，我顏某贊中國，對像各有不同。魯迅罵的是傳統中國留下的各種消極與負面，我讚的是新中國的積極面與成就面。我讚賞的事功，其實我想也該是魯迅會讚賞的。難道你牧惠叫我諷罵千千萬萬建設新中國的人，那是我瘋了還是牧惠瘋了？

實則，牧惠的終極心態可能同於魯迅的終極心態。魯迅已罵垮舊中國，牧惠則似在責我何不與他聯手罵垮當今的北京政府？這種事我不能做。我雖與北京政府非親非故（家父一直供職國民政府，我自己未曾見過一個北京七品芝麻官），可是我知道北京政府若是垮了，環顧中國內外，沒有一個差一千步的取代者，其結果必定是五胡再度亂華，中華再墜！牧惠與牧惠族，要權衡，要珍惜呀！今天的北京政府，你若不是從美國華府的觀點來瞧她，她好像還蠻不錯的。幹嘛要罵垮它？為了出你自己的一口鳥氣，你不惜毀掉全中國的命脈？

四、美國的民主自由與美國企業組織：由於我曾經喊出「反民主反自由」的口號，可說是犯了大禁忌；朋友們惋惜默爾，敵人咬住我的後跟不放。其實，我這麼「反」，我有我的道理。就我看來，民主的對立點是協調，自由的對立點是紀律。民主政治是派別爭利的政治，而自由經常只是人之獸性的放縱而已。民主政治據說涵蓋兩支：制衡政治與民意政治。現在就隨便談談吧。

我在美國讀書教書待了那麼多年，雖說專業在文學，對美國政治文化，耳染目濡，也嗅出一些味道。一般的美國老百姓，應該說是美國民主政治之所本，其實對政治並不感興趣。他們的興趣在於賺錢花錢與用錢買刺激。美國的運動事業，尤其是各種球類，非常發達，各種賽事一年到頭層出不窮，吸引著舉國的注意力，尤其是中下層階級。美國人自己也說，美國的運動狂實則是美國人的政治意識之麻醉劑。大家醉心於打不完的球賽，打不完的拳擊，那有心情關懷什麼政治或社會問題！演藝傳播是另外一個美國人醉心的焦點。這些刺激還不足，他們便吸毒。為什麼全世界的產毒販毒事業這麼潮水般前仆後繼，全是因為美國有最廣大的吸毒人口！在這麼多的「興趣」讓美國人醉心分心之餘，何況還有謀生的工作佔據了上班時間，試問美國人如何還能去關懷政治？政治他們就讓給政客們去專管，只到了四年一次要投票的時候，聽政客們透過傳播媒體的誘導，「很獨立自主地」投下他或她的「神聖」的一票（請讀美國名作家包可華對美國選舉文化的雜文），投給沒有選擇的選擇：二（永遠是一個民主黨一個共和黨）選其一（這算選擇？）；而這兩個候選人，真是天高皇帝遠，素昧生平，唯一的印象全來自大財團控制的各式傳播媒體。

1958年我去美國密瓦基的馬克特大學讀英文碩士學位，次年在該校亞洲研究所做助理。當時正逢甘迺迪競選美國總統，打出the man for the sixties（60年代看我）的口號。甘迺迪來自一個大世家，是鉅富，包了專機，免費招待記者，全國飛來飛去，到處活動。跟他打對台的是韓福瑞（好像是黨內競選），原是明大的歷史教授，棄學從政，在國會中有藉藉名。可是他沒有錢，來回競選，只能買票搭客機；記者要跟蹤，得自掏腰包，人數大減。結果，報紙電視幾乎全為甘迺迪盤據，韓福瑞聊備一格而已。

甘迺迪還有個大優勢，就是他有個漂亮而年輕的太太賈桂琳．甘迺迪。每次甘迺迪演講或赴宴，她都出現在他身邊，一語不發，只是咪咪笑，頗似一尊活觀音。當甘氏這一對來到密瓦基作總統競選時，我們所裡那位平日從來不談政治的美國秘書小姐梅黑蕾，大學三年級生，突然向所主任請假，要求去參加甘迺迪的政見發表會。所主任吳博士說：「梅裡蕾，你向來不談政治，你去聽什麼政見？」梅裡蕾說：「我不是要去聽政見，我是要去看甘迺迪太太的髮式！」第二天，她來上班，滿口甘太太的髮式，說週末她也要去髮廊弄一個同樣的。當年，甘迺迪夫人梳成一個德軍鋼盔式的髮式，加上她那張俊俏的臉蛋，風迷了美國。據說，她就這樣無言地坐在一傍，替甘迺迪拉到不少票。甘迺迪自是勝了，成了美國第一家庭。（據後來的傳聞，甘迺迪與賈桂琳結婚之時即已約定，互不干涉對方的婚外情，因兩人婚前早已各有所戀。但是，當時的競選宣傳一再把他們描繪成一對如膠似漆的甜蜜夫妻！）

甘迺迪算是一位有點見識的總統，大概是自羅斯福以至今日美國最好的總統；當然還是一個美國至上的「沙豬」，不過尚有些開明的國際觀。可惜他被刺殺了。誰刺殺了甘迺迪到如今還是個大謎。最近，美國政府公佈了五千多頁的秘密文件，仍舊讓專家解不開這個謎。年前美國獨立製片家拍成的電影《誰殺了甘迺迪？》直指是美國大財團與中情局聯手搞成的陰謀，原因是甘迺迪想結束越戰，而這將使美國大財團（那Industrial Military Complex）損失百十億美金（戰爭是美國經濟最大的推動力），所以只有幹掉他，換個詹森上台，讓他言聽計從，把越戰一直打下去－－直到把自己給打出越南為止！

現任的美國總統克林頓，為了挽救美國的經濟，向國會提出新稅制方案。白宮與國會為了這個案子爭來辯去，耗時達數月之久。後來，付諸表決，居然反對贊成各半，形成僵局，還是副總統一票，替克林頓贏了這一局。我在想，克林頓是贏了，贏在一票之差上，這能夠證明他的提案本身是好或是壞嗎？是對或是非嗎？假使光憑人頭計數，50人說非，51人說是，這不能證明這課題本身的是或非，而只是在為辯論而辯論，為鬥爭而鬥爭上，打了一場技術性的勝仗而已。是非真理之爭結果以投票定勝負，以一票（或數票）定真理？所謂美式民主，據說其核心即在府會互相制衡。結果，制衡變成了一切，議題本身的是非被抹煞了！（本年6月14日的《時代》週刊居然來了一篇文章談儒家的民主觀，說儒家強調的是「和諧」，而西方民主強調的是「制衡」－－是「鬥爭」。醉心西方民主的人能不能回頭研究研究儒家之民主，發揚發揚中國的傳統－－據洋大人說，那裡面也有民主，只是不同於專搞制衡搞對立的西方民主！）

我想美國的政客們何必為這個問題或任何問題，鬥來鬥去，為什麼不大家坐下來靜靜想想，大家聚首在一起心平氣和地商量商量，究竟是非如何，真理何在，達成一個共識，總結出一個最終的方案。就像一對夫妻決定要不要投資一項房地產，兩人平心靜氣商量商量，作成最佳決定；何苦各自聯絡兒女，先來一場辯論比賽，然後以投票決定是夫勝或妻勝。這樣做，是投資房地產最明智的決定？真理愈辯愈明？這只是善辯者的口號吧。

我近來悟出一個大矛盾：作為美國立國之核心與基礎，美國的企業組織，卻從來沒有聽說使用民主制度。有沒有工人投票選舉廠長？有沒有職員投票選舉總裁？就是股東投票選董事，董事互選董事長，那也是依股權多少決定投票權，你若佔51%的股權，你永遠是董事長，大老闆。這算民主？實際上，美國企業無論多大，員工千千萬萬，領導權完全操之在十來人組織起來的董事會之手，甚至操縱在董事長一人之手。這次與布希、克林頓試圖鼎足而三的企業鉅子倍爾，他在他的企業裡便是一個十足的獨裁者，而且是個英明的獨裁者，乃變成一個成功的企業家。為什麼美國的企業要採行這種體制，無他，一切為效率，一切為成就，一切為繁榮昌盛。實際上，美國政府在緊急危難之秋，為了效率，為了有效施政，也採獨裁制，最有名的是1929年大不景氣之後出現的羅斯福總統；那時，為了挽救美國之狂瀾於既倒，他提任何方案，國會立即照案通過，不敢有半句異議，這樣才把美國從覆滅的邊緣拯救過來（而其中許多方案是很社會主義的）！

這樣對比起來，我們可以說，美國的民主制度，是在和平時期，不必講求施政效率，不必強調立竿見影的成果時的一種政治遊戲。時間拖沓無所謂，方案妥否無所謂，實施起來的成或敗亦無所謂，反正沒有危機壓力造成國家存或亡的分別（我要插一句，這種所謂民主政治的運作，在人力、物力、財力上又造成多大的浪費！－－牧惠似乎頗欣賞台灣的「民主」，請來參加席開千桌的造勢大吃會吧！）。因此，這些眾議員參議員們，一個個一手插在褲口袋，一手揮裁著空氣，繼承自古羅馬元老們以來的滔滔雄辯（而在古羅馬誰是真正的政治家？誰對羅馬乃至世界的貢獻大？是凱撒？還是西塞羅？），而雄辯爭的是民主黨之利或共和黨之利，爭的是幕後財團大老闆輾轉交代的立場，爭的是各個利益集團遊說的好處！而沉默的大多數，那些美國百姓，忙著工作，忙著渡假，忙著看打球，忙著找刺激，誰管國會山莊在爭什麼！而你一個小老百姓又管得到嗎？平時，一個法案實施下來，個人之利分攤不到多少，個人之害也分攤不到多少，就利害由之。戰時，要一旦決議徵兵上前線，Uncle Sam wants you（山姆大叔要你）！你還能不去韓戰越戰賣命送死－－就算知道那是帝國主義不義之戰。（其實，每個美國人也一直分享著帝國主義之利，那自己戰死也是活該！只有克林頓這種聰明孩子，既享受帝國之利，又逃避了上前線面對死亡之險，難怪他的才智足以入主白宮！）

看多了美國的民主政治，你就覺太虛偽，太無效，太消耗，太是一場假嚴肅的真遊戲，太與是非真理無關係！而這麼一套商業化的平庸的（美國政客全是三流人才）無效率的政治體制，為什麼還那樣堂而皇之不可一世呢？沒有別的，全是依托於它那經濟體制與經濟實力！而經濟體制則又與政治體制背道而馳，實行反民主制，你說滑稽不滑稽？

又說，美國國內民主，是否可以保證它在國際間也民主呢？比如說，大家辯論辯論，大家投投票，這至少是一場和平的遊戲嘛！而眾所周知，眾所共睹，歷史及新聞為證：民主美國的國際行為，完全繼承了已垮民主帝國英吉利（英國的民主制度未垮，垮的是經濟，所以帝國垮了，這可見民主制度與國之強弱無關）的「炮艦外交」，動不動就是航空母艦開來了，巡弋飛彈飛來了，氫彈核彈蓄勢待發！民主政治，除了解釋為府會制衡的政治，也可解釋為民意政治。美國對內不一定依民意行事，對外可是完全以民意為依歸；因為你翻開美國兩百年的建國史，有沒有任何美國民意（成氣候有份量的民意）反對過美國任何一場侵略戰爭？從早期的殺盡紅人（奴役黑人也應該算是種族侵略）到中東之殘殺伊拉克人（利用高科技武器殺害了20萬伊拉克人），哪個美國百姓不是歡欣鼓舞的！韓戰打了個平手，越戰吃了敗仗，美國百姓才會反省反思－－我們怎麼打輸了？「人性本善」，孟老夫子的神話！人性以獸性為主，它好血好殺好利。帝國主義正好滿足了這些嗜好，也可說是這些嗜好的集體意志之表現。（中東海灣戰爭協議停火之次日，協議停火之次日，美國眼鏡蛇直升機隊發現了一個伊拉克裝甲師正向巴格達撤退，美機調集火力立即將始終未曾反擊的伊拉克部隊全部以火箭摧毀。美國大兵，據報導說，一邊發射火箭一邊大喊歡呼：「送你們去見阿拉！」此一消息曝光之當日，美國統帥史瓦茲柯夫將軍上美國國會發表勝利演說，國會全體起立鼓掌達13次！）所以，每一個美國人是個小帝國主義者，結合起來才成為大帝國主義。人性獸性難改，所以我們需要不世出的聖賢，英明善良的政治領導人，真正關懷人類的國際政治家，他們才能克制自己國內人心中的獸性傾向，克制這種獸性結合而成的帝國主義，去殖民，去剝削，去強佔油田，去壟斷國際經濟，把他國他民族逼上絕路－－而後又拉他一把，讓他活過來，以俾繼續為帝國殖民主義做奴隸！美國的國際策略不就是這麼一逕地迫害人作弄人嗎？這種民主，無論對內對外，牧惠先生（我幾乎忘了你的存在－－借用台灣一句電視廣告詞，那廣告品則不宜曝露），你說我們中國人該塑起女神像去學習模仿嗎？只怕你想模仿，美國人還不讓你「全模仿」：你若搞起帝國主義來，它不是自己培養了一個競爭對手？它只是叫你模仿「制衡」民主，搞得你的政府無效無能，自己對抗分裂，自己僵持，僵持得奄奄一息，好讓他們來凌空駕馭你。我想這是美國人要你模仿它的民主制度的真目的－－「和平演變」的真目的，而今之俄羅斯就是現身說法，現世報應！我的終極意見是這樣，西方民主不可取，不可仿，不僅它的品質不良，而且有牛解中國之圖謀。中國應從自己的傳統出發，從中國的現實出發，搞中國自己的民主。讓儒家民主與民主集中制結合如何？

講到自由，「不自由毋寧死」，這真是嚇壞人的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大人權。我兒子愛睡懶覺，假期睡到中午12點不肯起床，說他有睡覺的自由。美國中學生不修數理化，說不感興趣，或坦白說太難，他們有不修不感興趣的課目的自由，有自由不讓自己的腦袋負荷太重，有自由輕鬆愉快閒散放蕩。美國的年輕黑人看見這個同族打拳年入三千萬，那個同族打球年入五百萬，另一個同族唱歌，派頭排場賽過總統國王，於是大家捨學校教育而不由，群起直攻拳擊玩球唱歌，直攻不下，萬無一成，紛紛落下馬來，一無所長，一無所學，加減乘除都不會，連自己的名字也不會寫－－不過，還好，打搶是會的，販毒吸毒是會的，包娼賣淫是會的。我的老二在美國留學，他的室友一月之內被黑人連搶三次，嚇得我兒只得轉學。我的一位朋友，兩年前，就在紐約大學的後門早晨上學時被搶，進得教室驚告同學，同學們哈哈大笑說：「你到今天才被搶呀？」

自由誠然可以鼓舞想像，激發創造，啟動活力，促進追求，沒有人說自由沒有積極的一面。但是，自由之積極應用或積極性之自由，也許只出現在萬中一人之身，正如在學卻不上課，全憑自己跑圖書館修成正果，萬人之一而已。（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李遠哲就是一個名例。）但是，那萬中剔一剩下的九千九百九十九，那怎麼辦？你說你有自由不上課，他便也有自由不上圖書館，他的人性獸性教唆他，自由的最美的運用，就是留在床上睡懶覺！就是這樣放任，就是這樣讓他們自由選擇，於是美國有這麼多黑人，這麼多波多黎各人，還有白人及其他種族的年輕人，選擇了「少壯不努力」之路，選擇了「自由落體」之路，沿著物之慣性，自由墜落到底！說實話，美國的大人們，特別是白種人們－－因為他們是大家長－－沒有盡到教育後代之責，沒有教誡年輕人做人做事講求「紀律」之根本必要性。美國的白大人們，有意無意，拿「自由」這一聽來神聖的口號，荼毒了美國年輕的一代，毀掉了美國明天。一般而言，赴美第一代華人移民，事業學問做得有聲有色，第二代勉強守成，第三代被美國文化所同化，就全垮了（這是一位移民美國的親戚親口對我說的）。自由是個潛能庫，它可以讓你飛上青天，不過百分之九十九點幾的人，還是變成「自由落體」，墜入地獄。（羅馬帝國是怎麼垮的？美國帝國也將這樣垮。別向它「輸夢」吧，太遲了。）所以，還是少講自由吧，多鞭策自己，多壓制自己，一定要把自己像懶驢一樣，前拉後推，牽上征途；人不琢不成器，個人有太多的自由，個人垮了－－國家也隨之垮。實際上，那些善用自由，自動自發，自我實現的人，他們是用了更高度的紀律來約束自己，鞭策自己，懸樑錐股，才把自己打造成器。意志力不夠強的大多數，就要靠別人的督促鞭策；當別人打斷你的懶筋－－那人性中的獸性－－時，你要感激他才對！

至於談到制度性的自由，什麼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新聞自由，學術自由，創作自由等等，使用得好，有益國計民生，造福文化文明；但是濫用之禍亦可傾國！就舉趙紫陽時代出現的《河殤》為例吧，西方人譽之為中國自由主義之一現的曇花。可是，就中國人的觀點言，這樣糟蹋中國傳統，這樣踐踏龍的文化，這樣否定黃河母親，這不是反省，這是背叛；這不是批判，這是連根拔起的揚棄；問題是傳統文化一旦被連根拔起，留在地上的大窟窿，大空虛，一千年也難得填平！這民族虛無主義把民族傳統虛無掉了，剩下的就是一片空白，但等外國文化入侵－－但也無法完全浸透填滿，所以一直只會留下一個大空虛！（文化傳統的形成是要千百年的累積，不是說換就換得成的。）像這樣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簡直是向中國投原子彈，你說這是造福國家社會的自由嗎？任何人沒有自由毀掉他自己的民族與文化。

新聞自由是美國人自詡最了不起的自由。可是，非常怪異，美國的自由的新聞界，從來不違背美國利益，從來是鼓吹美國價值，從來是膺服「美國至上」。他們就像一群同類魚，看來條條獨立，但大家總是不約而同心照不宣地沿著美國主義這條路線游下去，甚至沿著美國總統個人的好惡游下去：卡特私恨伊朗的何梅尼，美國大傳把何梅尼描繪成撒旦；雷根私恨利比亞的格達費，美國大傳抹黑格達費；布希私恨伊拉克的海珊，美國大傳亦視之為眼中釘。（所以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迪－－西方教育出來反西方的有人格的東方知識分子－－倡議建立亞洲的大傳體系，擺脫西方大傳之箝制；而新加坡到如今尚不准《時代》週刊在該國發行，每期僅購五百本供政府人員參考。）中國的言論家，文化領袖，牧惠族知識分子，應該向美國人學學，他們是怎麼愛美國，愛美國主義，愛美國的帝國主義。說到底，美國帝國主義也不是一兩人或一兩黨搞得起來，他們是全國人一起聯手干。不過，讓我們只學他們的愛國主義，不要學他們的帝國主義；學他們的國家利益至上，不要學他們的霸權主義，睥睨萬邦。

牧惠先生－－我又幾乎忘了你的存在－－至於漓江長江黃河的黃度問題，就留給時間去回答。假使那些江河昨日是黃的，不一定今天還黃；假使今天還黃，不能說明天也黃。你總要給植樹造林水土保持的千千萬萬同胞，給他們一兩句鼓勵話，一點點同情心。中國人口多，中國要發展經濟，水土流失污染是個大問題。不過，覺醒的中國政府和人民在這方面也一直在作相應的大努力，聯合國也鼓掌過多次。所以，只要多努力，不要束手扼腕悲泣吧。您與其交臂憂天，不如攘臂照國家要求一年一人植五顆樹吧（你植了嗎？）。最後，你影射我寫那些文章可能出於策劃陰謀，又指出我曾任正中書局總編輯。正中是國民黨的書局；作為該局的總編輯，我應是反共都來不及，怎麼會替《中流》寫文章支持中共（我的文章都是發表於台北的《海峽評論》，《中流》轉載我事先不知情），特別是你所謂的「左派」（讓愛國鳥飛在一起！）－－我要串連也該串連右派如吾兄者，一起來反共反華嘛。實際上，我只是一個從五歲開始就恨「日寇佔我山海關」的人，如今天從人願（應說人定勝天），眼見「中華振興」可期，卻又見一簇簇漢奸甘願受國際反華勢力的驅策，企圖挫折這「振興中華」之大努力，我乃不得不為此平生大願大聲疾呼了！

後記：

近來你又在《嶺南文藝》上發表一個短文，攻擊我對外國人冷嘲熱諷，不友善。你所說的那故事是以訛傳訛，全屬虛構。不過，我在做台大外文系主任時，倒的確「整肅」過兩個外國人。一個是西德歌德學院派來教德文的，他老兄一連五信臭罵學校與政府；我給他回了一封六頁的長信，痛駁他，限他一周之內向我道歉；附本告到歌德學院。結果，他如期來道歉；歌德學院亦來信道歉。另一個是Fulbright Foundation派來的美國教授；他每到系辦公室總是大呼小叫，頤指氣使，我火了，把他轟出去，命令他以後只准站在櫃檯外面，不准進辦公室，要跟哪位助教講話，必須先從"May I..."開始。從此他乖得像隻貓。不過，次年他要求延期，我還是拒絕他。這就是我「刻薄」老外不顧「國際友誼」的兩個劣跡。你覺得我太不「崇洋」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