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獨立之中華文化

哈佛大學教授杭廷頓在今年夏季號《外交事務》季刊上發表《文明的衝突》一文後，即引起輿論界之重視，《紐約時報》刊出該文的摘要內容，《洛杉磯時報》亦刊出對杭廷頓之專訪。台灣的《中國時報》亦於6月22日起全文連載四天。杭廷頓在文章中指出，20世紀世界的對抗，包括二次世界大戰和剛結束的冷戰都是西方文化的「內戰」。冷戰後，非西方文化將崛起，這是新的世界衝突，西方必須謀求對付之策。文章中尤其擔心儒家文化和回教文化的結合，並且主張西方應爭取東正教文化和日本文化。在西方文化已不能主宰後冷戰時期的世界之際，海峽兩岸的一些中國人，仍不知自立自強，爭相崇洋媚外。印鐵林博士有感而發，呼籲「重建獨立之中華文化」。─編者

後冷戰時代衝突的特點

冷戰時代世界基本上受美、蘇為首的資本主義及社會主義集團所控制，美蘇兩霸之爭既是權力鬥爭，也是意識型態與社會制度的鬥爭。兩霸一死一傷，冷戰時代結束，那麼後冷戰時代世界衝突鬥爭的特點是什麼？或有人認為後冷戰時代世界將走向和平，走向經濟建設，不會有巨大的衝突。筆者深深不以為然。筆者認為衝突的特點是：表現於經濟、政治，甚至軍事的國家與民族間的鬥爭，而這鬥爭的更深層更大格局的一個基本因素──或稱基本的影響力，就是文化。其故安在？兩超強以意識型態為基礎的對世界的控制既然消失，天下「諸侯」當然紛紛獨立，尋求政治上、經濟上的自我發展；自我發展，必造成各民族、各國家間的衝突，這就更像二次大戰前，或者一次大戰前的世界傳統的鬥爭形式。這種傳統的衝突與鬥爭中，民族與國家要合而為一，走向一致的力量，永遠是最自然而巨大的，這就是民族國家（Nation State）形成的力量。民族的力量不就是以文化的力量為根本動力嗎。共同文化的認同，不就是杭廷頓的「文明」嗎。

杭廷頓的「文化衝突論」

美國哈佛大學政治系教授兼哈大歐林戰略研究所 （John M. Olin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主任的杭廷頓（Samuel P.Huntington），在本年（1993）夏季號《外交事務》季刊（Foreign Affairs）上發表《文明的衝突》一文，為該期主要論文。此文的節略也幾乎同時刊在《紐約時報》上。此文是歐林戰略研究所關於「當前世界安全體系的改變與美國的利益」研究項目的正式報告，雖為一家之言，但有重要的前瞻性的實質意義，尤其在最具權威的《外交事務》季刊上以頭號論文發表，並同時宣揚於美國第一大報的《紐約時報》，一時震動戰略學術界。此文長達28頁，筆者不在此詳細介紹，只就其要點、精神，尤其應引起吾人特別注意者加以論述。

首先必須指出此文是一篇極好的、有深刻、長遠意義的戰略性文章，不是一般束諸象牙之塔的純學術論文，因此既要研究其學理分析的正確性，亦要注意其旨意何在，其影響力如何。現就四個方面介紹此文之精華。

此文首先說明現代史上的世界衝突，最先是王權間的鬥爭，後來民族國家興起，人民的力量壯大，形成民族國家（Nation State）間的衝突，再之後，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思想影響之下的意識型態衝突。在後冷戰時代，這些衝突形式都可說過去了。方興未艾的是文化的衝突。杭氏特別強調：過去的衝突基本上是西方世界之間的衝突，是西方文化之間的「內戰」，而未來文化的衝突則是非西方文化（意即指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平起平坐共同推動歷史情況之下的衝突，而不像過去東方文化只是西方文化的殖民地對象了。文化的衝突是發生在幾個大的文化的進一步歸屬──也就是幾個主要文明之間。杭氏提出七大文明為：西方文明，孔子文明，日本文明，回教文明，印度教文明，斯拉夫及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如加上非洲文明則為八大文明。在說明文明的深刻性，杭氏用了一個嚴重的警句：文明是人類最高階段的文化歸屬，也是最廣義的文化認同；沒有對某一個文明的認同，人類就與動物無所區別。

未來世界的衝突為何主要會發生在這七、八個主要文明的分界線地區？杭文提出了下面幾個原因：

一、文明之間的差異是最根本而又真實存在的。這些差異是多少世紀累積產生，表現在語言、宗教、歷史傳統、人生價值、權利義務、群體個人觀、父母子女的觀念等等各種傳統的累積，文明的差異是遠大於意識型態的差別。文明的差異未必一定造成衝突，衝突也不一定就造成暴力。然而幾百年的歷史事實是：文明的差異所造成衝突鬥爭是最暴力而又持久的。

二、交通發達，世界愈來愈小，文明之間的交互作用亦愈來愈多，愈來愈烈，也因此使人們更感受到文明差異與衝突的存在。兩個例子可充份說明此理。北非移民法國，遭受法人極大憎恨，但同時法人卻對波蘭的天主教移民大表歡迎。同樣的道理，美國對日本在美的投資極為敏感，動輒反對，卻對投資額更大許多的加拿大與歐洲投資者視為當然。

三、世界經濟現代化與社會的變動，使得過去人們的對當地地區或國家的認同產生動搖，這主要指大規模的「原教」運動（fundamentalist movement），包括回教、印度教、佛教、基督教等。這也就是偉格（George Weigel）所說的「宗教化運動是20世紀末最主要社會運動之一」。宗教的力量超越了國界，卻團結了不同的文明。

四、由於西方勢力的盛極而衰，世人對文明的向心力更為加強。日本的「亞洲化」，印度的「印度教化」，中東的「回教化」，以至今日葉爾欽統治的俄羅斯的辯論：「到底要西方化還是俄羅斯化」等等，都是尋求文化根源的潮流，其中西方文化觀念中的「社會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失敗，也是這潮流的一部份。當今世界是一個西方霸權已達極致，而與一個理想高漲，有意志、有資源的非西方文化相抗衡的時代。

五、文化的特徵和差異與政治經濟的特徵差異相比是極不易改變與調和的。過去蘇聯的共產黨，今天變成搞民主的人，富人窮人也可以互變，但是俄羅斯人卻永遠變不成愛沙尼亞人。在階級及意識型態的衝突中，主要問題是：「你站在那一邊？」人們可以選擇答案，也可以改變答案。在文明的衝突中，問題變成：「你的背景是什麼？」這答案是天生而無法改變的。

六、世界區域經濟圈的興起更加重了對各自文明的認同感；反過來說，也唯有文明認同強的地區，區域經濟圈才能成功的形成。歐洲、美加可以輕易形成其經濟貿易區，而日本在亞洲卻難形成類似的經濟體，因為日本可說是一個單一的文明體，難以與亞洲其他國家做文化上的融合。與日本相反的，卻是中國大陸、台灣、香港、新加坡以及其他亞洲海外華人間加速增強的經濟關係乃是由於共同的文化所造成的。已經逐漸形成的東亞經濟共同體當會以中國為中心。冷戰過後，中國大陸與台灣的意識型態的分歧，已逐漸被共同文化所超越，二者愈來愈走到一起了。

中華文化獨立性之喪失

中國是具有五千年歷史的大國，不但歷史上是雄峙東亞的大帝國，而且中華文明昌盛，為整個東亞文明的發源。政治上，政府以「天朝」自居，精神上，人民也自以「華夏之民」有別於番邦。但為何在已逐漸進入21世紀的今天，中國國力已甚為可觀，經濟力尤其進展神速，人民卻空前的崇洋媚外，在精神文化上隨著西方的魔笛而起舞？我們在下面以歷史的眼光分析其根本原因，方能由此而求重建中華文化之道。筆者十分推崇杭廷頓深刻而又坦白的未來世界的文化衝突論，既為衝突，筆者引伸為：「文化的競爭」當為未來最後興衰成敗的關鍵。中華文化獨立性之喪失歸因如下：

一、16世紀歐洲文藝復興，西方文明走出中古基督教統治的黑暗時代，人本主義逐漸抬頭，科學技術逐漸發展，槍炮技術隨之日漸精良，中國此時正受歷史上最黑暗殘暴的明朝政權所統治，未能驚覺此新時代的到來去發展科學。清朝代明朝而興，在政治、經濟上均有極大的改革與進步，清初連出幾位雄才大略的皇帝，開疆闢土，使中華帝國之領土與國力，超過漢唐而達頂峰，打退了俄羅斯的東進。走筆至此，真為中華民族慶幸而亦為其捏把冷汗，如果俄羅斯勢力早來幾年，對手不是康熙大帝而是明萬曆或崇禎，中華民族當會有什麼樣的結局，今日還擁有什麼樣的領土？這是大清帝國對中華民族最大的貢獻。然而它卻未能在科技文明上發展，終於在19世紀中葉開始，受盡西方帝國主義及西方文明的羞辱，而開國人崇洋媚外之端。民國後，政治、經濟更江河日下，最後八年對日抗戰殘勝，中國國力達到歷史上最低點，洋奴買辦位居要津，美國士兵隨處可見，政府引領而望「美援」，人民崇洋媚外必隨國力之最低而走向最高。

二、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宣佈「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加緊艱苦奮鬥以建國家，雖然經濟建設尚十分落後，然經歷韓戰、中印之戰、越戰、珍寶島之戰等，外抗強權，極盡全力；並且居於第三世界領導地位，鬥爭於美蘇兩大霸權之間，人民鬥志昂揚，雖然生活艱苦，「崇洋媚外」可說一掃而空了。

三、1978年以後的改革開放，使中國在經濟上有長足之進步，國力也隨之增強，尤其後冷戰以來，中國不但經濟力更為發展，國際地位也更為突出，然而中國與西方由於改革開放所帶來的大量的、自由的接觸，卻揭示出中國的建設歷程中的一個根本問題：中國缺乏文化建設。其現象是：當今經濟長足進步，國際地位更為有利，中國已經處在重開「盛世」的歷史關鍵時刻，人民卻空前的崇洋媚外，不但物質上，而且思想上「以洋為綱」，以用洋貨，說洋話為榮，以出國為人生目標；可以拋妻，可以絕夫，可以棄子，只要達到「留美」（在美國留下來）的目的。崇洋的規模之大與刻骨之深，遠遠超過中國國力最衰微的抗戰之後的那段時期，這豈不與常理相違背，難以理解嗎？筆者在此分析其原因，駁斥一些膚淺敷衍之論。

19世紀末中國受西方勢力侵略，逐漸喪失自信心，乃理所當然，然而當時中華獨立的文化與自尊源遠流長，知識份子還有高度的氣節，人民還視自己為「天朝」的子民，崇洋之心方在開端。民國以降，國力益衰，崇洋之心益重，然而中華民族與固有文化的教育仍然十分重視，外抗強權，內除國賊也成為青年人救國的口號，因此在國內的青年人在生活習慣上仍然有強烈的中國傳統，出外留學的青年人，也以尋求救國的知識與救國的道理為理想，一般國學根底深厚，生活上往往一襲長袍，學問上能中西貫通，絕少捨棄祖國，千方百計搞「綠卡」弄「居留」的。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國勢逐漸回轉，人民在「社會主義」的建設號召下徹底消除了崇洋媚外，然而卻忽視了傳統的中國文化的教育，尤其「文革」時期，幾乎要打倒一切固有的東西，要把中國人塑造成「社會主義新人」。然而「人」之有別於動物，就在於有固有的歷史文化而能加以認同，就在這上面產生氣節、產生尊嚴、產生對民族與國家的瞭解與熱愛，中國人之所以為中國人就在於有其悠久的傳統文化。「文革」結束後，改革開放開始，大量向西方學習。缺乏──或者說具有不足傳統中國文化教育的中國人民，尤其是青年學生，在接觸西方，學習西方的大潮中「崇洋媚外」自是當然的結果，就像億萬斷了根的浮萍，隨波漂流一般。在這個問題上，筆者願指出一些似是而非，膚淺敷衍的說法。

一、崇洋媚外是由於中國經濟落後，中國窮，人民一經接觸到西方的物質文明，那能不打心底佩服得五體投地。這種說法固然有其真實的一面，然而並不能說明邏輯上的必然如此，更不能解釋如此全面瘋狂的出國「留美」狂。日本戰後一片廢墟，德國戰後滿目瘡痍，並無崇洋留美狂。經濟可說一直落後的印度，也無大量知識份子削尖了頭，尾隨洋人進出國會作證，報紙大登廣告等等，離不開「綠卡」的活動。

二、一切崇洋媚外，甚至改革開放後的種種社會壞風氣──諸如貪污腐化、色情氾濫等等歸因於受資本主義的影響。筆者學問不大，但多年來對資本主義及社會主義方面尚略有研究思考。資本主義社會既有階級對立及矛盾，又主要以追求生產的高效率為最後依歸，因此社會生活表現為迅速而嚴肅，甚至單調而近於冷酷，資本主義有許多缺點，卻恰恰沒有貪污腐化，色情荒淫之類的現象（當然是相對而言），因為這是於高效率的生產不相容的，而其貫穿於政治體制與生產企業的層層節制、步步負責的系統是不可能產生腐化荒唐的現象的。中國改革開放後的這些現象，基本上是由於多年疏忽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以及政治經濟體制的缺陷所造成。中國目前的這些現象都是反資本主義的，如果今後果然改革成功為高效率生產的社會，有錢有權的人必然叫苦連天，大喊生活太嚴肅吃不消，懷念起今天的日子了。走筆至此，願提出中國時時見報，讓人作嘔之事，以便一吐為快。中國常見「公關小姐」如何如何，「公關小姐大賽」等等。公共關係乃是企業為了發展業務，擴展市場的重要一環，必須要經驗豐富，各階層關係良好，老謀深算的人擔當不可，不知中國的「公關」與年輕的小姐何關？她們對開展業務的貢獻能有多大？與西方企業作艱苦談判時，她們只怕一個錢不值，當心賠了夫人又折兵。

三、崇洋媚外，腐化亂紀之事，動輒說成中國傳統「封建」所造成。中國傳統的「包袱」太重啦，「封建」實在太長啦等等。往往不知所指為何，似乎說說而已。中國在公元二百多年前秦始皇即廢封建，設郡縣、書同文、車同軌地建立了進一步統一的大帝國。義大利15、16世紀還是城邦而尚未統一，還勞馬基維利寫《君王論》（The Prince）一書以待真命天子來統一，《君王論》為霸權名著，但差韓非子遠甚。德國十九世紀才由小邦統一；日本天皇萬世一系，如今男女不平等；印度社會階級（caste）森嚴，印度教幾千年精神統治不衰，相比之下，不知中國的「封建」在那裡？尤其近代，從洪秀全開始造反革命不斷，本來就人本主義最重，封建最少的中華文化還會剩下多少封建？顯然地中國的問題是出在：固有文化的體系打亂了，而現代的有效率的體制尚未完全建立，更恰恰由於固有文化的未能繼承和發揚，才真正使新的體制難以乘勢而穩固地建立起來。

重建獨立中華文化的必要性

近代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恩比在其名著《歷史的研究》（A Study of History）中分析人類文明的興衰，他認為文明的沒落主要表現在道德的墮落。筆者認為此為極深刻的看法，它似乎是唯心的簡單說法，但深一步思考其所以然，道德的墮落當是下面幾個因素的總體表現。（有些思路看似唯心，實為唯物，有些看似唯物，實為唯心，唯物唯心二者精微之處求其貫通，往往可見其真相，得其真理。）道德墮落導因於：一、傳統的文化、制度與道德觀念等的式微，它不再受人們的重視，人們也不瞭解它的重要，它也失去對人們的約束與指導的力量。二、人們失去了對未來理想社會的追求，也就是社會沒有了努力奮鬥的崇高目標──崇高的目標是人類特有的，是道德的重要因素。三、在一、二個條件下，人的動物性自然充份發揮出來，精神文明的創造當然就衰落了；社會表現出極度自私、物慾高漲，冷漠暴力及色情；最後，精神文明的高度表現的政治與經濟力量也會衰敗下去。簡單言之，沒有高度文化的領導，社會失去支柱，政治與經濟也就無法長遠地發展。

再看冷戰結束以來中國與西方的關係，獨立文化的重要性就十分突出了。

後冷戰時代的特點是蘇聯解體，消除了對中國的政治與軍事的壓力；美國與中國更無政治、經濟與軍事的任何衝突，然而美國與中國的摩擦不斷，有「六四」問題，接著的有崇拜美國的「民運」活動，「人權」問題，「西藏人權」問題，台灣內部的「台獨」問題等，中國可說被弄得疲於奔命，窮於應付，這些問題不是經濟政治的直接較量，全是文化層面的問題，中國是處在美國文化戰略的指揮棒下而暈頭轉向的。

從相反的角度看，中國經濟、軍事力量相去美國遠甚，近年政治方向極盡委曲求全，力圖與美國交好，經濟上大力改革走向市場，而美國似乎永遠不滿意，不斷找麻煩。日本經濟力早為世界第二，與美國競爭十分激烈，但美國卻永遠把它看成自己人，大力拉攏，要與之共同擔負亞洲的安全，其理何在？筆者以為根本原因在於中國是有悠久獨立的歷史文化的國家，它的潛力是無窮的，它的國格是傲然卓立的。有種說辭認為是共黨執政才造成的，這是極膚淺的看法。難道美國今天還真擔心中國處心積慮搞世界革命，最後會推翻其民主制度及資產階級嗎？

文化的力量是最深沉的民族團結的力量，也就可解釋為一般所說的凝聚力。這凝聚力的大小端賴文化能否較完美及較獨立地建設起來。如果文化缺陷甚多，人民對自己的文化不甚瞭解，甚至沒有敬意，這個文化的凝聚力就低下，在後冷戰時代──也就是文化衝突及文化競爭的時代，缺乏凝聚力的文化就會失敗。正如前述，短短的過去幾年間中國與西方的摩擦都是在文化層面，中國必須建立起獨立的中華文化，方才能真正走向開創新的「中華盛世」是顯而易見的。不然，將來即便經濟建設起來了，也最多是個日本第二，甚至還不如。

如何建立獨立的中華文化

在如何建立獨立的中華文化上，筆者提出下面幾項具體建議，大陸與台灣兩地區都有責任在這方面共同努力與合作，也有助於兩岸的和平統一。

一、加強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主要在歷史、文學、哲學及科技史方面的教育。大量培養這方面的人材，對這方面的從業人員應給予較高的待遇，在社會上，培養尊重從事中國文化方面人員的社會風氣，提高他們的社會地位。

二、堅決明確地掃除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糟粕：諸如男女不平等、殺害女嬰、婚喪鋪張，色情腐化等等。基本上這與提高個人尊嚴是分不開的。尊重個人與群體的合作精神是絕不衝突的，而且是高文化水準的社會的一種表現。

三、逐漸完善經濟與政治體制的改革。中國的所謂「人權」問題，實際是個會隨著經濟發展，政治及法制的體制改革而自然解決的問題，這原因是：中國歷史與西方歷史相比，中國是比較重視人民的生命權，所謂「人命關天」，但卻忽視與政治權力相衝突時的生命權，尤其在歷史上暴虐朝代的統治之下，這種情況尤其可怖，所謂「誅九族」，明朝的方孝儒的「誅十族」，胡惟庸的牽連誅殺五萬人，此乃令人作嘔之事。筆者讀史最痛心、不解、最擔心者是中華民族居然能被明代統治近三百年（尤其可歎的是明代不是遠古暴君，而主要是在14、15世紀，是歐洲孕育文藝復興，走向現代的關鍵時代）。中國法制的改革與完善是改造發展中華文化最重要的一環。

四、在重建中華文化的共識上，海峽兩岸應全力掃除違反統一的思想與措施，在後冷戰的文化歸屬與鬥爭的時代，「台獨」可以說是大潮流中的一個小漩渦逆流，中華同胞應該清楚地看到此點。同時中華同胞不要忘記：蒙古同胞也是中華同胞的一部份，其文化更是中華文化的一部份，在後冷戰時代的區域經濟建設的趨勢下，文化結合與競爭的大方向下，中華大家庭的團聚應該是可以達到的；筆者相信，如果中國人民有此理想，其成功是水到渠成，比人們想像的更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