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探幽

提出「一國兩制」的戰略背景

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所面臨的一個非常迫切的戰略任務，就是要儘快地把國民經濟搞上去。而要把國民經濟儘快地搞上去，絕對需要的，是一個相對和平的國際環境。鄧小平復出後，著重強調：當今世界的主題是和平與發展。可是，這並不是已經解決了的問題，而是尚待解決的重大問題。問題是，怎樣才能使和平與發展落到實處？或者說，用什麼樣的方式、方法、途徑，才能實現和平與發展？首先是「和平」，這是前提。

回顧二戰結束後，建國以來我們周邊的戰略態勢，我們只能用「嚴峻」兩個字來形容。我們建國不久，就爆發了朝鮮戰爭。到了1960年代，又爆發了越南戰爭。在我們領土、疆域之內，在台灣海峽，又有一個隨時可能爆發的火藥桶。回顧這些已經發生或可能發生的戰爭，我們就會發現儘管它們是發生在、或可能發生在不同的國家，卻有著一個驚人的相似之處，即：它們都是發生在或可能發生在同一國家之內、實行不同社會制度的不同地域之間的戰爭－－儘管這種分裂，是由二戰期間或以後由於居強勢地位的大國戰略利益的矛盾所造成。

這種發生在一國之內不同社會制度的地區之間的武裝衝突以至戰爭，既有社會制度、意識型態上的動因，因而往往引來外力介入，形成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間的戰爭－－鑑於它們所擁有的軍事實力，這種戰爭所造成的巨大的破壞性，就遠非一般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軍事衝突以至戰爭可比；同時又有著實現國家統一的民族願望的動因，這是比前者更強烈的動因。正是這兩種動因的合力，使這種破壞性特別巨大的戰爭，往往成為不可避免的。

上個世紀、60年代先後發生的朝鮮戰爭與越南戰爭，就是這樣的戰爭。這種戰爭，在今後能不能避免呢？如果能，採用什麼樣的方式、方法可以達成？－－這正是深刻地把握住和平與發展這一時代主題的鄧小平，站在歷史與時代的高度，構思「一國兩制」的戰略設想時所要探討、解決的關鍵問題。他是這樣說的：「世界上有許多爭端，總要找個解決問題的出路。我多年來一直在想，找個什麼辦法，不用戰爭手段而用和平方式，來解決這種問題。我們提出的大陸與台灣統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統一後，台灣仍搞它的資本主義，大陸搞社會主義，但是，是一個統一的中國。一個中國，兩種制度。香港問題也是這樣，一個中國，兩種制度。」（《鄧小平文選》第3卷，《穩定世界局勢的新辦法》，第49頁。）這裡提示一下，由上文可見，「一個中國，兩種制度」，原是為解決台灣問題而提出的，但也適用於香港。一些「台獨」分子說它是針對香港的，不適用於台灣，完完全全是對鄧小平原話、原義的徹徹底底的歪曲。 面對一個國家不同社會制度的地區之間矛盾，往往引發破壞性特別巨大的戰爭這一嚴酷現實，人們只有三種基本的選擇：或者在「一國兩制」下統一，或者在「一國一制」下統一，或者面對分裂的現狀，聽任其發展下去；後兩種選擇的最後結果都是戰爭；只有前一種選擇，才有可能避免戰爭，用和平的方式，實現民族的夙願。鄧小平正是總結了冷戰時期的上述經驗教訓，才提出「一國兩制」方針，作為實現「和平統一」的必由之路。要而言之，要「和平」，就要「統一」，因為「分裂」必然導致戰爭；而欲以「一制」達成統一，是不可能用和平的方式來實現的。從根本的意義上說，要不要「一國兩制」，不僅是要不要「統一」的問題，更是要不要「和平」的問題。

「一個中國」是根本和前提

綜上所述，「一個中國」的原則，是「一國兩制」的根本和前提；但它與其政治內涵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不可混為一談。所謂「一中」原則，指的是中國的疆域、領土主權所涵蓋的範圍；而「一個中國」的政治內涵，則是指在政治上誰代表中國。眾所周知，在台灣，有許多主張「統一」的人士，接受「一中」原則，但在對其政治內涵的認知上，與大陸（包括官方與民間）存在著根本的分歧。一些「台獨」的頭面人物慣用的伎倆，就是把「一中」原則與其政治內涵混為一談。其典型的說詞是：「台灣為什麼不能接受『一中原則』呢？因為大陸說的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大陸的一些人士則從「左」的方面，堅持認為，沒有什麼抽象的「一個中國」的原則，不能把「一中」原則與其政治內涵「割裂」開來，甚至指責那樣做是「離經叛道」。本文在這裡要指出的是，「一中」原則的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毛澤東。

1958年10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起草的，以國防部部長彭德懷名義發表的《告台灣同胞書》，向國民黨當局提出：「我們都是中國人。三十六計，和為上計。」「你們與我們之間的戰爭，30年了，尚未結束，這是不好的。建議舉行談判，實行和平解決。」毛澤東在這裡明確地提出了爭取通過和平談判實現兩岸統一的構想。他還在文告中說：「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沒有兩個中國。這一點也是你們同意的，見之於你們領導人的文告。」這裡所說的「你們領導人」，指的就是蔣介石先生。而蔣先生所「同意」的「一個中國」，至少在當時，絕對不可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由此可見，毛澤東還在這裡為中共在處理兩岸關係時提出了一個所應遵循的原則，即：把「一個中國」的原則與其政治內涵區別開來。因為，不作這樣的區別，就不利於爭取那些不願國家分裂而又不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們。要實現祖國的和平統一，不把這部分人爭取過來幾乎是不可能的。明乎此，也就不難明白，鄧小平強調的「一中原則」並非另搞一套，「離經叛道」，而是其來有自。

說到「一國兩制」的構想，最早也可以追溯到上個世紀60年代毛澤東提出，後來被周恩來將其歸納為有名的「一綱四目」。這個政策，後來是通過民主人士用信函向台灣方面傳達過去的。請看下面所引的資料－－

1963年初，周恩來請張治中、傅作義致信陳誠，闡明台灣的處境與前途，說明今日反台者並非中共實為美國，而支持台灣者並非美國實為中共。中共這樣做是為了維護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之不可侵犯。這年1月4日，張治中發出經周恩來修改的致陳誠信，正式傳達了當時大陸對台灣工作的「一綱四目」方針。「一綱」是：只要台灣歸回祖國，其他一切問題悉尊重台灣領導人意見妥善處理。「四目」是：（一）台灣歸回祖國後，除外交必須統一於中央外，所有軍政大權人事安排等悉由台灣領導人全權處理。（二）所有軍政及經濟建設費用，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撥付。（三）台灣之社會改革，可以從緩。必俟條件成熟，並尊重台灣領導人意見協商決定，然後進行。（四）雙方互約不派遣人破壞對方團結之事。此信在周恩來修改後，曾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傳閱。（《周恩來年譜1898-1976》）周恩來還在這封由張治中先生給台灣當局的信的背後，寫了這樣四句話：「侷促東隅，三位一體。寥廓海天，不歸何待！」（童小鵬《風雨四十年》二）

「一綱四目」實際上是毛澤東、周恩來用和平方式解放台灣構想的具體化。「一綱」，就是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四目」就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這既維護了民族大義，又尊重了台灣的現實，是一個合情合理的實現祖國統一的方針，因此可以作為國共兩黨進行商談的政治基礎。（轉引自《蔣介石57年給周恩來帶話：希望你們能把金門炸一炸》 ，華夏經緯網2016-03-25 16:22:34） 遺憾的是，上述由毛澤東、周恩來主導的探索實現海峽兩岸和平統一的進程，由於「文革」而中斷；本文引述這項資料只是為了說明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的方針，並非另搞一套，而是對毛、周（由於「文革」而中斷了的）「和平統一」的思想和實踐、探索的延續、繼承、豐富、發展。

「一國兩制」在寶島內的反響

鄧小平復出後，台灣的最高領導人是蔣經國。當時，鄧小平曾把對兩岸和平統一的殷切期望寄託在他的這位當年莫斯科中山大學的老同學身上。鄧小平曾經表示：當蔣經國依然健在時，「中國的統一就不會像現在這樣困難和複雜。國民黨和共產黨過去有過兩次合作的經驗。我不相信國共之間不會有第三次的合作。可惜，經國死得太早了」。（轉引自《鄧小平談兩岸統一：可惜經國死得太早了！》2016-01-07 10:56:52，來源: 新華網）

蔣經國死得很蹊蹺，疑雲重重。據其侍從副官翁元記述：（1988年1月13日）「大約12點40餘分，蔣經國原本作勢欲嘔的動作，這次竟真的吐了，他大口大口吐了一床，我定睛一看，他居然吐的全是血。」「大概12點55分左右，蔣經國又開始第二次吐血，這次的血和剛剛吐的血一樣，也是暗紅的，我們又是一陣驚駭和忙亂。」（《在蔣介石父子身邊的日子－－蔣介石和蔣經國貼身侍從副官翁元往事追憶》，原載《中國時報》）這種「大口大口吐了一床」的「血」的症狀，稍具醫學常識的人都能明白，這不是糖尿病（蔣經國晚年的主要疾病）的症狀，而是中毒的症狀。看來，蔣經國之死，可能又像光緒之死一樣，成為一個歷史之「謎」？我們是不是可以由此得出一點啟示：實現和平統一之路，並不平坦，而是充滿凶險、阻力重重？

蔣經國辭世後，看來真如鄧小平所言，海峽兩岸實現「和平統一」就變得比較「困難和複雜」起來。不過，仍然會在曲折中前行。

結束語

我們以為，「一國兩制」「和平統一」之路並沒有完全堵塞。毋寧說，還是有兩種可能性。歸根結底，還是要看兩條：一看大陸綜合國力的發展，二看台灣人民作出怎樣的選擇。

對於我們來說，不管面對怎樣的重重阻力，我們都要藉香港回歸20年「一國兩制」成功的實踐的強大東風，堅持不懈地大力宣傳「一國兩制」的偉大方針；面對分裂主義勢力及其後台對「一國兩制」方針不遺餘力、千方百計、無所不用其極的打壓、抹黑，我們決不能後退一步；恰恰相反，我們要迎難而上，更加義無反顧、旗幟鮮明地堅持、宣傳、貫徹這一方針，因為這是「和平統一」的必由之路。當台灣人民真正覺醒之日，一個「和平統一」的偉大光明前景就會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