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發展」是對台工作的新探索

一、文本言說

中共對台灣問題對策的「融合發展」源自2014年11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視察福建宸鴻科技（平潭）有限公司、與部分台資企業負責人座談時，首次公開提出兩岸「融合發展」的概念，他說：「兩岸同胞同祖同根，血脈相連，文化相通，沒有任何理由不攜手發展、融合發展」。（http://www.itaiwannews.cn/2014-11-5/c80a76a0-0bc4-f699-4ce4-32c7b77b3628.html）2015年3月4日，習近平在參加十二屆全國政協三次會議「聯組會」時，肯定「兩岸制度化協商取得新成果，兩岸經濟融合發展不斷深入」。（http://www.taiwan.cn/xwzx/PoliticsNews/201503/t201503049179401.htm）但此時的說法，比較強化語氣的助詞。此後他在會見朱立倫時提出「五點主張」其中第二點是「深化兩岸利益融合，共創兩岸互利雙贏，增進兩岸同胞福祉」，（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505000367-260102）已經多了一些內涵，但基本上並不出「惠台」的思考模式，而比較正式的思路是在2016年3月5日，習近平在參加十二屆人大四次會議「上海代表團」審議時，提出「我們將持續推進兩岸各領域交流合作，深化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增進同胞親情和福祉，拉近同胞心靈距離，增強對命運共同體的認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lh/2016-03/05/c1118243972.htm）之後，當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也提到「推進兩岸經濟融合發展」（http://news.xinhuanet.com/finance/2016-03/05/c128775704.htm）。大陸國台辦在520的發言中也提出：「在未來仍將進一步擴大兩岸交流往來，推進各領域交流合作，持續深化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http://news.cnyes.com/news/id/1998786）而最為完整的闡述是在同年11月1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會見洪秀柱主席率領的國民黨大陸訪問團，就兩岸關係發展提出了六點意見。其中第三點提出「推進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並且闡述其內容說「兩岸開展經濟合作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秉持互利雙贏，促進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符合兩岸同胞共同利益。國共兩黨要積極發揮交流管道作用，順應經濟發展規律，創新方式，推動擴大兩岸經貿往來，加強兩岸產業合作，支持兩岸企業合作創新、共創品牌、共拓市場，擴大兩岸中小企業和農漁業合作，擴大基層民眾參與面和獲益面。青少年是民族的希望和未來。要為兩岸青少年教育、成長營造良好環境，鼓勵他們早接觸、多交往，增進親情，瞭解我們大家庭，認同我們的美好家園。我們將本著『兩岸一家親』的理念，同台灣同胞分享大陸發展機遇。我們將研究出台相關政策措施，為台灣同胞在大陸學習、就業、創業、生活提供更多便利。」（習近平總書記會見中國國民黨主席洪秀柱，2016年11月02日《 人民日報 》，第01版）2017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持續推進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http://news.ifeng.com/a/20170305/507542780.shtml）。俞正聲也在第九屆海峽論壇大會開幕式上致辭提出深化融合發展的五點建議：（http://cppcc.china.com.cn/2017-06/19/content_41055205.htm）。

第一、深化融合發展，需要秉持「兩岸一家親」理念，共同維護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第二、深化融合發展，需要進一步提升兩岸經濟合作水準，厚植兩岸共同利益。第三、深化融合發展，需要共同弘揚中華文化，增強兩岸同胞的精神紐帶。第四、深化融合發展，需要充分發揮兩岸同胞的創造力，進一步增強融合發展動力。第五、深化融合發展，需要兩岸同胞攜手克服困難、排除干擾。

我們從「文本」的發展來看，他先強調，「我們對台大政方針是明確的、一貫的，不會因台灣政局變化而改變。」習所說的不變其意有二：一是對台政策政治基礎：「九二共識」這個關鍵；另一個不變是北京將「持續推進兩岸各領域交流合作，深化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習近平的言說脈絡可以理解為：以往的「兩岸交流合作」已經有了「融合發展」的效果，如今必須「深化」，並以之「增進同胞親情和福祉，拉近同胞心靈距離，增強對命運共同體的認知」，換言之，北京對台的「大政方針」有二：對台當局保持良性互動的政治基礎及對台民間各領域交流合作，二者均「不會因台灣政局變化而改變」，因此前者在台灣當局不認「政治基礎」，自然不可能良性互動；後者在北京看本來就是兩岸一家親，親人間的走動不受影響，反而在變化的時刻應該強化。到這裡為止，我們並看不出「深化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具有任何特別突出的新內涵。

然而在11月，習就將之刻意突顯，在六點說明中單列為一點，而且用了近300字加以闡述：這裡所說的「融合發展」：包括了符合兩岸同胞的利益原則、要創新方式、共拓市場、擴大參與和受益、加強青年往來、強化認同。這就比之前的內容要豐富得多。從突出北京對台大政方針的不變，到進一步成為爭取台胞，特別是台灣青年認同的策略。這種變化，應與蔡英文上台後的種種對外媚日反中，島內台獨行徑，分裂、對立兩岸青年的作為有關，所以從文本來看，「融合發展」的意義有所變化。

再到今年俞正聲的講話，「融合發展」已經成為北京對台的新策略，內容也更加周延，更加全面，而且完全接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再是片面的惠台措施，而是直接視台胞不僅是中華民族，而且是中國的準國民。在此情況下，「融合發展」事實上進入了第三個階段，將台灣人民逐步爭取成為中國公民的階段。

因此，從文本回顧的角度，可以發現習的「融合發展」，從「融合」的角度分析，從「認親融合」到「照顧融合」再到「融入融合」。從「發展」的角度分析，從維持交流，強化親情到照顧親人，一起發展再到視如己出，共用共享。從「融合發展」功能的角度分析，也從原來社會、文化功能到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功能再到綜合性的全功能。從而成為習對台措施的標誌性策略。 但是從習的思想體系來看，「融合發展」絕非只是惠台思考的延續和綜整，而是習的「國家發展觀」在對台工作上的一種體現。

二、融合發展的探討

那麼「融合發展」是什麼？它是一種現代化的發展？或是一種輔助現代化困境，解除現代化發展困境的一種模式？

從中國大陸的發展經驗來看，它顯然不是一種新型發展模式，從改革開放以來，基本上大陸是希望在確保中共政權不變的情況下，依循當年西方國家現代化的陳規。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給了中國大陸發展政治上否定的答案，90年代之後鄧小平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自救，使之安然因應了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新世紀中國大陸抓住機遇高速發展，特別是2008年美國發生的金融危機，終於暴露了資本主義的弊端，造成西方世界的經濟發展迄今無法自行解除困境，進而拖累了中國大陸的經驗的情況下，習的中央從中國文化自身策悟中，提出新的國家發展之道。此一發展的主要內涵，正是「十三五」規劃建議中所提出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用」五大發展理念，其後此一理念就成為指導「一帶一路」經濟發展的重要思想。形成了中國大陸與沿線60餘國攜手發展的經濟策略，這裡比較不同於馬歇爾計劃的華盛頓共識的指導式、干預式的發展模式。主要是尊重各國自己的發展道路選擇權，再將之與中國大陸的發展架接起來，如果有困難則可以向絲路基金或亞投行申請貸款，以便共用經濟發展的成果。從融合發展來解釋，可以說「一帶一路」就是國與國之間的「融合發展」。如此看來，「融合發展」這樣的理念是源自中華文化的「天下觀」，不能「獨善其身」，還要「兼濟天下」，以及天下為公、大同世界、求同存異、和而不同、和諧相處等等理念所發展出來的帶有若干社會主義色彩的「發展觀」。

當然這種模式的融合發展無法簡單地套用到對台政策之上，但是精神上頗有相通之處，都是為了彼此的發展，都是共享發展的成果等，何種「融合發展」最可能是台灣人民需要的「融合發展」？中共對台的「融合發展」是什麼？是融合之後一起發展，還是在融合中得到發展，或是發展中逐步融合？從現今的北京對策而言，似乎是綜合性的方法，例如提供去大陸的誘因，這是先求融合的可能，再提供發展的機會和條件，則是融合之後一起發展，及在融合中得到發展，得到發展再進一步融合。所以對台的「融合發展」中「融合」和「發展」是一體的兩面，而「發展」是過程，目標是「融合」，什麼是北京所希望的「融合」？「融合」可以從簡單的Inclusion（包容）到複雜mixture（混合）或是admixture, 再到chemical combination 化合，例如歐盟的聯合體就是一種「包容」，又如果我們說美國是民族的大融爐就是一種「混合」，而汞合金就是「化合」，其中的相異之處在於前者是依然保存的各自高度的自主性，但形成一種穩定的關係，歐盟是最典型的例證。次者是形成全新之體但依然保有自己的特徵，在美國雖有各種不同種族，但是他們都認同自己是美國人。後者則是完全成為全新的「存在」，消失了原來的自我。

以兩岸的角度來看，又比較複雜，從政權的角度，目前不存在可能性，暫時不論；從經濟的角度，北京似乎不排斥任何可能性；從社會的角度，就複雜得多，兩岸原本是同一個社會（至少在漢族之間是如此），其後因為日寇的侵佔和中國的內戰，造成百餘年的分離和敵對，所以時至今日北京的「融合」，只能是「包容」起步，鑑於台灣社會迄今的主要文化屬性依然是中華文化，其與大陸社會，特別是閩南社會本來是相似的，所以「融合」發展有可能結果是「混合」，所以北京從「一家人」的理念入手，重塑「心靈契合」的條件和氛圍，長期而言，可以「化合」台灣民眾。然而對台灣而言，恐怕最友善的期待也只是「合作」，至多是「包容」，未必有混合的意願，更別說是「化合」。換言之，雙方的期待是有落差的。這就有待大陸各地方執行單位，將以往感情式、道德型的包容轉為契約式、制度型的包容，簡言之，規則明確，過程透明，公平競爭才是真正邁向「融合發展」的要件。所以「融合發展」不是兩岸關係的新探索，「融合發展」是對台工作的新探索。

三、結 語

台灣從劉銘傳首任巡撫以來，經日寇的殖民掠奪再國民政府光復建設，其現代化的藍圖一直以西方社會發展為參照，其發展也得益於蔣介石、蔣經國兩位領導人的勵精圖治，以及美國自私自利的「協助」，而有了如今的成就。所以台灣只認識美國一種發展模式，而且此一發展模式還建立在反對其他發展模式的可能性之上，形成台灣發展根深蒂固的路徑依賴，因此以台灣的現狀來看，一方面是她相信的「唯一」，正在被挑戰，她相信的「發展」，正在停滯，她相信的「模式」，正在破產，所以任何一個台灣領導人、或任何一個台灣的政黨，都不可能在當前的情勢下，找到出路，因為如今台灣遭遇的是現代化發展的集體困境，是她的美國老師出問題，她的老師無解，她的老師迷失了，所以台灣也必然迷失了，正在此時北京提出的融合式發展，從理性言，不論好壞都是藥方，然而反共又反中的民進黨根本不看處方，就反對；反共不知中的國民黨是看不懂處方，也不敢使用；因此，可以斷言，北京這一貼解救台灣的藥方，只能是沒有藥引子的藥方。肯定是北京單方面的努力，是北京以至於全中國大陸與台灣人民之間的直接對話。提供台灣人民思考對台灣有利的新型發展模式，「融合發展」的模式是台灣面臨新的世紀，新的世界情勢與國際形勢下，必須學會批判性地思考以往的「路徑依賴」，特別要回答當中國重新回到全球一、二地位的新常態下，台灣的發展如果依然是依賴以往的「路徑」，則這次「亞細亞孤兒」的宿命是自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