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晚年的反帝事業和中國之崛起

換句話說，美國根據它的五個中心觀，參與國際事務！

中國根據它的三個世界觀，參與國際事務；

蘇聯根據它的兩個世界觀，參與國際事務。

於是，從實力政治的角度來看，一個微妙的、複雜的、變化多端的美、蘇、中三角關係，代替戰後的兩極關係，開始對國際政治起著主導作用了。

毛、周、尼的握手，就中方而言，標誌著中國的強固地位，開始確立了。毛晚年向他的同志和國人提出的「永不稱霸」的警言，可以瞭解為，中國現在是或即將是一個強國。但力戒像美、蘇兩國強國一樣，「稱王稱霸，到處欺負人家，侵略人家，剝削人家。」

就歷史的角度來看，毛、周、尼的握手，標誌著中國這個東方巨人，不僅自1949年以來已經醒了，站起來了。而且更從現在起，昂頭挺胸地站起來了；標誌著殖民主義、帝國主義、超級大國，任意欺凌中國，踐踏中國民族尊嚴的屈辱時代，一去不復返了；標誌著中國從此擺脫了百年來弱國的地位，可以體面地參與國際事務了。

中國崛起了！

此外，單從狹義的外交史角度來看，毛、周、尼的握手，標誌著毛澤東在晚年站在實力地位，為中國贏得了近百年來外交史上一次最大、最值得自豪的勝利。

（四）各取所需

但是，尼克森總統的這次訪華之行，除了具有上述重大的象徵性意義之外，同時，據他自己和季辛吉說，還取得了美方所要取得的兩項實質性成果。確切地說，就是，作好了體面撤軍的必要安排和初步奠定了亞洲新秩序和國際新秩序的基礎，這兩點又相互密切關係。現分別論述如下：

第一，作好了體面撤軍的必要安排，尼克森和季辛吉所謂的「體面撤軍」，確切地說，是指法國在阿爾及利亞的撤軍模式。季辛吉認為，戴高樂做到了使法軍體面撤出阿爾及利亞，因為：

「他把法國從阿爾及利亞解脫出來，這是作為執行政策的行動，而不是作為一場潰敗的結果，他的舉動反映著一項國家的決策，而不是一次大敗退」；

「他使法國擺脫它的艱苦境遇面同時又保證內部團結和國際形象不受損害。」

對美國來說，這種模式意味著美國自越南撤軍，必須表明這是「出於尊嚴和自尊心而作出的選擇」，不能受到屈辱，不能被搞垮；必須不損害到它在亞洲和世界各地所承擔的防衛責任和條約義務。

那麼，中國對這種模式的撤軍能夠提供什麼幫助呢？尼克森、季辛吉在北京有沒有得到這種幫助呢？據尼、季二氏說，毛、周給予了他們所要的幫助。當然，這種幫助，不是有形的，不是明文規定的，而是通過季辛吉所謂的「瞭解、暗示和默契」提供的。

美國比誰都知道，美國在越南的困境，主要不是北越造成的，而是它的兩個強大盟友蘇聯和中國，特別是中國造成的。所以，根本解決之道，就是通過外交途徑勸說中國停止或減少對北越的支持。

據季辛吉說，毛對尼克森說：「目前，美國發動侵略和中國發動侵略的可能都很小……你們想撤回些在外國的軍隊，我們的軍隊是不去外國的。」他將毛的這段話瞭解為毛通過暗示，保證中國不會到國外進行軍事干涉；更具體地說，也就是保證不會武裝干涉印度支那。他進而推論說，中國「實際上同我們訂了一個無形的互不侵犯條約，從而解除了一個方面的敵情。」

據季辛吉說：「（周恩來）更多地用悲傷而不是憤怒的口氣反駁尼克森。他表示同情越南，但卻沒有提出兩國利益一致。他把支持河內的義務說成是因為中國在帝王統治時期欠下越南的舊債，而不是基於意識型態上的一致，更不是基於民族利益的一致。」他把周的這段話理解為：「中國不會武裝干涉越南；北越不是中國的政策的延伸」；「中國顯然可能作出一些物質上的犧牲，但中國不願冒戰爭風險來償還這筆舊債。」

從而，季辛吉樂觀地說：「確實，我們是互相瞭解的，越南戰爭不會影響我們關係的改善。北京申明採取克制態度，並說緩和緊張局勢的關鍵不在印度支那，這就使人們確信無疑，北京的重點不在於它南部邊界以外的戰爭，而在於同我們的關係。」

這些瞭解、理解和論斷，很自然地使季辛吉得到這樣有利的結論：「我們的外交，克服了一切不利的情況，已接近把河內孤立起來了」；「對華主動的精神，還使我們國家政策恢復了應有的比例感。它把印度支那還原到它應有的尺度──一個大陸上的小半島。」

一個小半島，缺乏它背後那個大陸的有力支持，如何能打擊美國的「威望、榮譽和信用」呢！如何能給人一種印象說是它打敗美國，迫使美國撤軍呢？當然不能。

初步奠定亞洲新秩序

第二，初步奠定了亞洲新秩序和國際新秩序的基礎。美國在亞洲和世界各地的防衛責任和條約義務，據尼克森、季辛吉說，也通過了默契和瞭解，獲得毛、周的保證。

在東北亞和東南亞，尼克森向毛、周表示，美國同日本的友誼和結盟，既可以抗衡「別人」（蘇聯）的野心，也可以防止日本走上軍國主義的道路，表示美軍如果撤出亞洲、撤出日本，就會留下真空，那個「到處插手」的蘇聯就會進來填補真空，表示美軍將繼續留駐太平洋，留駐南朝鮮和菲律賓。

據季辛吉說，毛、周向美方表示，中國大力支持日本和美國之間的密切關係：「默默地鼓勵」美國在泰國、菲律賓駐軍，「從未真正」促使美國從朝鮮撤軍，以保持亞洲的均勢。

關於美、中關係中最為棘手的台灣問題，據季辛吉說，周恩來表示：「（中國）作為一個大國，我們已經讓台灣問題，擱置了22年，我們還可以再等一段時間。」

有人也許會問：「為什麼中國在亞洲的新秩序中，要繼續容忍美國勢力留在東北亞、東南亞，甚至台灣呢？」這個問題反映了一個重要的政治現實：中國雖然是一個受人尊重的陸權國家，但現在不是而且在可見的將來，也不會是一個受人尊重的海權和空權國家。毛、周很可能基於這一深刻認識，而被迫在這塊廣闊的海域上，以美制蘇，把台灣問題暫時擱置起來，留待將來解決。

尼克森和季辛吉對於世界新形勢和中美關係的構想，反映了越戰改變了世界；反映了世界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已發生了一系列深刻的變化，而美國在印支戰場上的失利，顯示這些變化是不可逆轉的；反映20多年來指導美國對華外交政策的圍堵政策和骨牌理論已徹底破產，必須改弦更張。

中國方面歡迎尼克森政府所採的這種對中國的積極措施。但是，毛澤東對新的國際秩序有他自己一套獨特的看法；他運用階級分析，將世界分為三個部分，也是一般所寫的三個世界。1975年4月10日，鄧小平在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上將毛澤東的三個世界概念，作了全面的、明確的、深刻的闡釋。其中有下列三點同本文有關，值得引述：

第一、世界已經由戰後的兩個世界變為現在的三個世界：

一、「在『天下大亂』的形勢下，世界上各種政治力量經過長期的較量和鬥爭，發生了急劇的分化和改組。一系列亞非拉國家紛紛取得獨立，在國際事務中起著越來越大的作用。在戰後一個時期內曾經存在的社會主義陣營，因為出現了社會帝國主義，現已不復存在。由於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的規律，西方帝國主義集團，也已四分五裂。

「從國際關係的變化看，現在的世界實際上存在著互相聯繫又互相矛盾的三個方面、三個世界。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和其他地區的發展中國家，是第三世界。處於這兩者之間的發達國家是第二世界。」

第二、第三世界是推動世界歷史車輪前進的革命動力：

「這些國家（發展中國家）受的壓迫最深，反對壓迫後謀求解放和發展的要求最為強烈。它們在爭取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的鬥爭中，顯示了無比巨大的威力，不斷地取得了輝煌的勝利。它們是推動世界歷史車輪前進的革命動力。是反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特別是超級大國的主要力量。」

第三、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屬於第三世界：

「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也是一個發展中的國家。中國屬於第三世界。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一貫遵循毛主席的教導，堅決支持一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發展民族經濟，反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鬥爭，這是我們應盡的國際主義義務。中國現在不是，將來也不做超級大國。」

在演講快結束時，鄧小平還特別看著地的向世界宣告：

「如果中國有朝一日變了顏色，變成一個超級大國，也在世界上稱王稱霸，到處欺負人家，侵略人家，剝削人家，那麼世界人民就應當給中國戴上一頂社會帝國主義的帽子，就應當揭露它，反對它，並且同中國人民一道，打倒它。」

這就是著名的，現在經常為人引用的毛澤東的三個世界概念，也即《決議》中所說的，毛在晚年所提出的「劃分三個世界和永不稱霸的戰略指導思想」。縱然毛的三個世界概念，是鄧在1975年闡述的。是他自己在1973和1974年提出來的。但他開始構想這個概念的時間，應該不會遲於1971年，甚至可能還會早些。

毛澤東的三個世界同尼克森的五個中心，是兩個截然不同的，甚至基本上是完全對立的世界觀。但是，他們卻有一個共同一致的看法, 就是，對付蘇聯。

這不是偶然的，而是亞洲和世界客觀形勢的必然發展。戰後世界已發生了極其深刻的變化，美國和中國都相應地作了必要的，套句季辛吉的話，「甚至有時是痛苦的調整」。但是，蘇聯卻仍然以不變應萬變，仍然以「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家長自居，利用「經濟合作」、「國際分工」、「有限主權論」，來維持它對社會主義大家庭各成員國的權威和支配地位。1969年6月，布里茲涅夫在莫斯科召開的國際共黨會議上，提出建立「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的倡議，企圖將它的勢力擴張至亞洲，填補美軍撤出印支後在亞洲出現的權力真空，中國猛烈抨擊這個倡議，諷刺地指出，這是杜勒斯「圍堵政策」的幽靈的再現。

美國當然也不能接受這個排除美國利益在亞洲之外的「亞洲集體安全體系」。

中美兩個正是基於這個在亞洲和在世界各國內聯合對付蘇聯的共同需要，而走在一起並化敵為友；但只是朋友，而不是盟友。

在世界範圍內，據季辛吉說，中國特別關心西歐在經濟上和軍事上對抗蘇聯的能力，並且嫌西方國家反蘇的態度不夠堅硬；毛、周密切的注視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和中東各國，在阻礙蘇聯向印度洋突破，並箝制中東親蘇的激進主義勢力所起的作用；中國對拉丁美洲不感興趣；中國關切和瞭解蘇聯培植的激進主義勢力在非洲的蔓延。

簡言之，在通過毛、周、尼、基四氏所達成的瞭解和默契而形成的世界新秩序中，中美的「戰略夥伴關係」形成了，對美方而言，從此中國基本上不再是一個對抗的力量，而是一個制衡的穩定力量。面對一個加緊進行全球擴張主義的蘇聯，正在經歷一場大傷元氣戰爭的美國，迫切地需要這種戰略制衡力量，來獲得休養生息的時間；而且，在未來的年代裡，國力大不如前的美國，更需要這種力量來確保它在世界各地的既得利益。

於是，從尼克森總統的北京之行，體面撤軍的必要安排作好了；亞洲新秩序和世界新秩序的基礎初步奠定了。

尼克森和季辛吉，從北京滿載而歸。

季辛吉憶述說：「中國之行越來越被認為是一個巨大的成功。由於美國公眾從中國之行獲得了希望，越南問題變得不那麼像是不可解脫的夢魘，而更像是適當迎接而取勝的挑戰了。」

1973年3月29日，美國終於從越南完成「體面」撤軍了，終於擺脫了越戰夢魘的困擾。

中國方面有四項成果

那麼，中國方面從尼克森總統北京之行，取得了什麼具體成果呢？主要有下列四個：

第一、隨著尼克森總統親訪北京，美國對中國實施了20多年的圍堵政策，被自動扔進了歷史的垃圾堆裡；

第二、《上海公報》顯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包括日本在內，從此逐漸出現了一種對中國的友好氣氛，在這種氣氛裡，中國可以同這些國家在政府與政府之間、人民與人民之間進行廣泛的貿易、科學技術、文化藝術、體育和新聞等方面的來往；

第三、美國對中國南疆的軍事威脅解除了，隨後美國從越南撤軍，為北越於1975年4月30日解放南越鋪平了道路。這證明中國在打開中美關係僵局之同時，也盡了它當時應盡的對盟國的義務和國際主義的義務（1979年以來，蘇聯和越南代替美國成為中國南疆的新的軍事威脅，是不同性質的問題，不在本文討論範圍）；

第四、同美國一樣，中國經過一場大傷元氣的文革和反抗兩霸的艱苦鬥爭，亟需美國作為一個在亞洲和在國際上制衡蘇聯的戰略力量，以獲得休養生息的時間。

所以，毛澤東和周恩來也從美方得到了一份「厚禮」。

總的來說，中美雙方在這次世界外交史上罕見的重大交易中，各取所需，得到了自己所要的東西。

這是毛澤東（晚年）留給中國人民的一筆珍貴的外交遺產。「這份遺產為鄧小平在1978年以後實行改革開放政策提供了政治前提，創造了有利的國際大氣候。」

四 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尼克森總統北京之行，使60年代後期原已在第三世界和西方進步人士及學生之間流行的毛澤東熱，進而感染全世界，換言之，在1972年2月尼克森前往北京至1976年9月毛澤東逝世為止的四年半期間，全世界都沉浸在毛澤東的熱浪之中。

在中國歷史上，曾經也造成過遍及世界熱浪的歷史人物就是13世紀蒙古的成吉思汗，但是，成吉思汗熱和毛澤東熱卻有本質上的不同，前者是靠發動侵略，欺凌弱小造成的，而後者是靠反抗侵略，扶弱濟傾造成的，所以，如果就中國的政治傳統而言，我們不妨將成吉思汗熱稱為霸者之熱，將毛澤東熱稱為王者之熱，霸者之熱，感人以力，所以灼灼逼人，使人「聞名而色變」，王者之熱，感人以德，所以心悅誠服，使人聞名而油然起崇敬之心。

即使就毛澤東本人而言，也不以成吉思汗為其所欽慕倣傚的歷史人物，在他著名的《沁園春》裡以詩言志說：

「……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成吉思汗在他心目中，只不過是一位「只識彎弓射大雕」的馬上英雄而已，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雖然都是中國歷史上開創劃時代局面的民族英雄，開國君主，但不是缺乏文治就是缺乏思想與文采，所謂「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實在是夫子自道，意謂他志在成為一個德才兼備、文武兼修、政教合一的超過千古的最大風流人物。

（一）王者之風

從現代西方人的觀點來看，毛澤東是一個「獨裁者」，這是純就政治權力運用的形式而言，因此，只是表象，實質上，毛的所謂「獨裁統治」或套句中共的話說，「家長式」統治是近代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和中國古代王道理想的矛盾統一。

是的，這對一個猛烈批判孔子和儒教思想的毛澤東而言，以乎是矛盾的。但是，矛盾的東西往往是「和平地」或「不和平地」共處的，歷史就是在矛盾中發展的。作為一個新生的古老中國的統治者，毛澤東不是一個簡單的政治巨人，而是一個貫穿中國五千年歷史文化的政治巨人，所以在他身上必然反映了各種各樣的矛盾，實際上，他也是集現代中國矛盾之大成，就本文的目的而言，他晚年在思想上要解決的一個最大矛盾就是，當中國以強國地位登上世界政治舞台時，如何在現代國際政治的架構裡和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上，重現中國的王道政治理想。

這似乎是不可思議的。但毛澤東畢竟是一位東方國家的統治者，是一位中國的統治者，對一個事事強調要把馬列普遍原理向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結合起來的毛澤東而言，要做一個具有十足中國氣派的統治者，毋寧是很自然的，如何才能體現這種中國氣派呢？對志在超過千古風流人物的毛澤東來說，除了「攀登」中國歷代統治者所嚮往的最高境界──王道政治，發揚王道理想之外，別無他途。

毛在他最後的四、五年統治期間，即充分體現了這種具有中國氣派的王者之風，現論證如下：

各國政要爭相前往北京

1972年以前，到中國訪問的達官顯要，幾乎全來自第三世界中與近代中國命運相似的一些被壓迫國家，但是，自1972年尼克森總統北京之行後，在搭乘前往北京的列車中增加了第二世界中曾經直接或間接地壓迫過中國的國家如英、法、日、（西）德、義、比、荷、加、澳等國的元首，達官政要，社會名流，他們懷著「朝拜」的心情，紛紛踏著尼克森的腳步，爭相前往北京，以一睹毛、周的丰采為榮，在毛、周生命最後幾年的歲月中，經過他們「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的國賓，來自幾十個國家，真是大有「萬國衣冠拜冕之概！」

這一天，同1895年李鴻章在日本被迫簽訂《馬關條約》，同1900年八國聯軍之役後清朝被迫派遣王公大臣前往各國認罪，實成強烈對比！

這一天，只有在秦皇、漢武、唐宗、清祖（指清聖祖康熙，毛將宋祖同秦皇、漢武、唐宗並列，似有未妥）的盛世曾經出現過，但已是消逝的昔日帝國的光榮，對一個在近百年來，「任人欺凌宰割，飽受屈辱」的中國人來說，此情已待成追憶！

他們做夢也不會想到，這一天在他們有生之年重現，但是，這天畢竟重現了！

可是，昔日萬國的來朝同今天萬國的「來朝」有一個很重要的不同之點，昔日的萬國是震於中國的國威，而今日的萬國與其說震於中國的國威，不如說震於中國伸張正義，抗禦強權，扶助弱小的道德精神力量，更為恰當。

這是完全符合中國王道政治理想和精神的。

總之，隨著毛澤東熱，毛澤東的個人威望在國際上達到他一生中的巔峰，毛澤東不僅屬於中國人民，也屬於世界人民，毛澤東不僅是中國歷史上的風流人物，也是世界歷史上的風流人物。

隨著毛澤東熱，中國在世界上的大國地位獲得普遍承認了，中國人民在世界上同其他大國的國民站在平等地位了，中國民族的自信心、自豪感和尊嚴也隨之恢復了。

一個無產階級的王者

在送往迎來的酬酢活動中，最饒有趣味的莫過於這些有幸獲得毛澤東接見的國賓們，事後對毛個人印象的追憶了。美國尼克森總統、季辛吉博士、英國的前首相希思、日本的田中角榮和大平正芳、澳大利亞前總理惠特拉姆等，雖然各自觀察的角度不盡相同，但幾乎卻一致強調下列幾點：

（一）住房和室內簡單樸實，像一位「儉省的中產階級家庭」；

（二）書房內到處堆滿了書籍和文稿，像一個「隱居的學者」；

（三）平易近人，謙遜有禮，幽默風趣，像一個一見如故的朋友。

當然，毛接見國賓的地方是事先經過周密考慮的，那麼，他選擇書房而不是會客室，用意何在呢？從上面三點來看，那是要借書房這個純屬個人進行心智活動的小天地，在訪客心目中塑造這樣一種形象，他不僅是一位政治領袖，是權力的象徵，也是一位哲人，是智慧的源泉，確切地說，他要使世人把他看成柏拉圖所說的哲王，孔孟所說的王者，用中共官方的話說，就是，領袖和導師。

領袖和導師，從中國的政治傳統來看，就是經過毛把古代王者加以改造後的近代王者，但是，必須指出，一個無產階級的王者同一個奴隸主階級和地主階級的王者具有兩點本質上的不同，後者受命於天，是神權迷信的，前者受命於民，是民主理性的；後者由於受命於天，所以高高在上，前者由於受命於民，所以平易近人。

還是讓季辛吉博士來印證吧，他憶述說：「毛澤東這個早生致力於徹底改造中國傳統的價值標準、結構和面貌的統治者，實際上住在紫禁城內。……去見他的話，那是奉召去朝見君王，而不是應邀去會見政府的首領。」

這是毛澤東「政」的一面。

「毛評論了尼克森在飛機上對喬冠華說的一句話，即他認為毛澤東是可以同他談哲學的人」：

「當尼克森列舉了一系列需要共同關注的國家時，毛澤東客氣但又堅定地回答說：『這些問題不是在我這裡談的問題，這些問題應該同周恩來總理去談，我談哲學問題。』」

季辛吉更生動地憶述了這樣一種印象：

「他（毛澤東）也不像多數政治家那樣，要旁人給他準備講稿，然後記誦而裝作即席講話，或者照本宣科，他輕鬆自如，似乎隨隨便便地引導著蘇格拉底式的對話，從中表達出自己的真意，他在開玩笑之中夾帶出主要的論點，看著對話者轉來轉去，找機會插幾句時而富有哲理、時而冷嘲熱諷的話。」

這是毛澤東「教」的一面。

「政教合一」是中國歷代統治者所追求的最高的王者境界，甚至孫中山和蔣介石也自稱是「禹、湯、文、武、周公、孔、孟」道統的繼承人，雖然他們要成為中國資產階級的王者，但孫中山有教而無政，蔣介石有政而無教，加上志大才疏，最後都告失敗。

然而，毛澤東一生追求的「德才兼備、文武兼修、政教合一」的王者境界，到了晚年，從中國政治文化來看，不但達到了，而且還加以大大發展了。

浩然之氣

但最能體現毛的王者之風的，還是他自然流露出來的一種浩然之氣，季辛吉對這種浩然之氣有極為生動的描寫：

「或許除了戴高樂以外，我從來沒有遇見一個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飾的意志力」；

「他成了凌駕整個房間的中心，而這不是靠大多數國家裡那種用排場使領導人顯出幾分威嚴的辦法，而是因為他身上煥發一種幾乎可以感覺到的壓倒一切的魄力」；

「沒有任何外在的裝飾物可以解釋毛澤東所煥發的力量感，我的孩子談到流行唱片藝術家身上有一種『顫流』，我得承認自己對此完全感覺不到，但是毛澤東卻的確發出力量、權力和意志的顫流。」

季辛吉所謂的意志力、魄力、顫流，實際上就是孟子所說的「浩然之氣」和文天祥所說的「正氣」的不同表現形式，孟子說「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文天祥說「天地有正氣，沛乎塞蒼冥。」所以，季辛吉所感覺到的充塞毛澤東書房的那種精神力量，應該就是孟子和文天祥所說的浩然之氣和正氣。

孟子所說的「養」，用馬克思主義的術語來說，革命實踐，生活的歷程愈艱困，這種浩然之氣越充沛，在領導過奇蹟般的兩萬五千里長征，領導過戰史上出名的遼沈、平津、淮海三大戰役，領導過韓戰、中印邊界戰爭，領導過反美、蘇兩霸艱苦鬥爭的毛澤東身上，流露出這種浩然之氣，毋寧是很自然的。

這種源自東方儒家深厚道德傳統的神秘精神力量──浩然之氣，一般西方人是不大容易感覺得到的，或即使感覺得到，也說不出所以然來，季辛吉博士，除了具有天賦的特別敏銳的感覺力之外，還源自東方猶太文化，所以，他不但能感覺得到，還能說得出來，對於日本人來說，由於他們的統治者和武士道也以王道為最高的道德境界，所以對毛身上流露出來的浩然之氣，幾乎有直覺的反應，謂毛儼然有「王者之風」！

在日本人眼裡，毛不僅是一個有中國氣派的統治者，還是一個有東亞氣派的統治者。

（二）王者無敵

毛澤東對當代世界的三分法和永不稱霸的反帝思想，雖然基本上是根據馬列主義理論，分析當代國際經濟與政治權力結構的特徵後而產生的，但貫穿其間的道德精神，卻有與儒家王道精神相通之處，這可以由他把美、蘇兩個超級強國稱之為「霸」和中國不稱「霸」這個「霸」字上清楚地看出來。

如上所述，鄧小平將毛的所謂「霸」界定為「到處欺負人家，剝削人家」，這就是孟子所說的「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和「以力服人」，霸的反面是王（這裡的王，是指王道、王政的「王」，不是指稱王稱霸的「王」，稱「王」一辭出自《明史》朱升傳，朱升向朱元璋獻策謂「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這裡的「王」，是指封建爵秩，同王道、王政無關）。孟子謂「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和「以德服人」，這同鄧小平所說的「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一貫遵循毛主席的教導，堅決支持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發展民族經濟、反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鬥爭」，在精神上是多麼一致。

王霸之辯，在中國政治傳統中是個老問題，從春秋戰國起到清末為止，儒家孟、荀兩派一直為這個問題爭論不休，毛在晚年又把這個幾乎在現代已被人遺忘的老問題重新提了出來，並且還加以改造，給予新的內容，新的生命。在這點上，毛把馬列主義特別是列寧主義關於反帝的理論，同中國政治傳統結合，從而因加入了中國智慧和現代中國所恃的反帝經驗而加以發展了。

簡言之，王道伸張正義、濟弱扶傾、反抗強權。霸道違反正義、弱肉強食。近代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大英雄邱吉爾說過這樣一句名言：「世界的全部歷史像聚焦那樣集中於一點，就是強大的民族不總是正義的，而正義的民族往往並不強大。」這句話把霸道精神發揮得淋漓盡致。甘迺迪總統年輕時，對這句話特別喜愛，將之奉為治物圭臬，在他寫的書裡反覆引用，於此可見，英、美的霸道精神是一脈相承的。

而毛卻向世界作同邱吉爾相反的宣告：「多行不義的強大民族，不得民心，總是要被人民打倒的，伸張正義的弱小民族，深得民心，總是會戰勝的。」

中國倡導無產階級的王道，美國倡導資產階級的霸道。中國同美國在印支半島的較量，從道德精神上說，可以視為王道同霸道精神的較量。結果，王道戰勝了霸道。

蘇聯倡導社會主義的霸道，同美霸異曲而同工，中、蘇珍寶島事件，可以視為真正的社會主義王道同修正的社會主義霸道的較量，結果，王道又戰勝了霸道。

毛晚年領導的反兩霸鬥爭證明了，中國雖較美、蘇為弱，但可以以弱擊強，證明了：王者無敵。

同時，更有力地證明了毛是中國歷史上一個不折不扣的、超邁千古的最大風流人物，1983年12月26日，胡耀邦在《最好的懷念》一文中高度讚頌毛說：

「偉大鬥爭的時代必然會生長出卓越的人物，而卓越的人物反過來又推動著歷史的前進，毛澤東同志就是我們國家這一百多年中最偉大、最卓越的人物。」

同日，《人民日報》的社論更進而推崇毛說：

「毛澤東同志對促進人類社會的進步，對反對侵略戰爭、維護世界和平所做出的貢獻，也是不容抹殺的，在中華民族的悠久歷史上產生過許多為世世代代人民所景仰的民族英雄，毫無疑問，其中最傑出的是毛澤東同志。」

這不正是毛在《沁園春》裡所說的「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最佳詮釋嗎？毛在晚年，以垂暮之年，內既須應付文革的激烈鬥爭，外又須向兩霸進行「較量和搏鬥」，這種同時在兩條戰線上進行鬥爭的智慧、膽識、意志力和理想主義情操，豈是歷史上的其他風流人物所能比擬的麼？

（三）結論

似此，最能顯出毛同以往風流人物不同的是晚年反帝事業，為什麼未能得到他的同志和國人應有的高度評價呢？

當然，主要的原因是文革。

中共沒有因為毛在文革問題上犯了「嚴重失誤」而否定他晚年以前的功業，這種「為賢者諱」的心襟和眼光是令人欽佩的。但這是不夠的。文革雖然和反兩霸鬥爭發生在同一期間內，甚至亦步亦趨，密切相關，但這並不是說，這兩個歷史事件就絕對不可以實事求是地分別對待。

今年中共紀念毛百週年誕辰，希望能夠對他晚年領導的反帝事業，做出應有的公正評價。

本文只是初步對毛晚年的反帝事業作了一個試探性的探討，主觀和闕漏之處，在所難免。希望能借此收拋磚引玉之效，引起各方對這個問題發生興趣，和進一步深入研討。

（作者按：本文曾發表於1983年12月26日紐約《華僑日報》，為紀念毛澤東90誕辰而寫，現為紀念毛澤東百年誕辰改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