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拉薩街頭上演的「人權」秀

近幾年來，西藏的「人權」問題，在以美英為首的西方政治舞台上連番上演，煞有介事，很熱鬧了一陣子。骨子裡究是怎麼一回事？這裡需要我們作一些透視。

藏獨示威 假戲真作

讓我們先從在拉薩街頭上演的「人權」秀說起。從1987年9月27日到1993年5月24日，拉薩街頭出現為數從幾十人到幾百人的「獨立」示威遊行已經有過好幾次了。規模都未能大得駭人聽聞，但每次事情發生後，通過西方新聞媒體的一番精心加工後，立即在歐美的一些大都市中變成一件震驚的大新聞。這樣的震驚也正是流亡中的達賴喇嘛所熱切期待的，否則他也不會花費這樣多的氣力來樂觀其成了。

示威事件如果是出於一些西藏人自發自願的自然要求，我們倒也願意對他們的行動給予敬重，但事實並非如此。有種種跡象顯示，示威從策化導演到舉事，沒有一次不是起源於喜馬拉雅山的南麓；甚至說，西方的一個超級大國也在其中扮演了一個腳色，居於遙控地位。這裡，我們簡略地談談去年5月拉薩「獨立」示威的來龍去脈，看看這出「假戲真作」究是在什麼情況下完成的。

1993年5月24日，拉薩市發生了一次由幾百人參加的示威遊行，遊行者高呼「獨立」口號，抗議物價上漲，有人衝進了政府機關和公安機關，搗毀了門窗傢俱，砸爛了汽車。但在包括美聯社在內的新聞報導中，都沒有提到有人傷亡的事。只有西藏流亡份子設於倫敦的「西藏新聞網絡中心」用激動煽惑的言詞報導此一事件，說參加示威者有一千人到三千人，公安人員向天空開槍，有一人喪生，八、九人受傷，約百餘名示威者被公安人員逮捕。和美聯社和新華社的報導相比，「西藏新聞網絡中心」的報導是熱鬧得太多了。

事情發生後，達賴喇嘛立即發表聲明說，中共使用暴力壓制西藏的「獨立」運動，摧殘「人權」。但這件事為什麼會發生於1993年的5月24日，我們倒要仔細研究一下。

中國當局很令人失望

首先，我們注意到，美國對中國的貿易最惠國待遇問題必須於1993年的5月底作出決定。在這之前的兩、三個月中，華盛頓那幾個以反華反共起家的議員們，如參議院的米契爾和眾議院的佩羅西等人，都已在參眾兩院提出動議，要中國保證改善中國在西藏的「人權」狀況，否則美國不應延長對中國貿易最惠國待遇。這很明顯地顯示達賴喇嘛想要透過美國國會為他的西藏「獨立」或「自治」造勢，也顯示他在美國國會中擁有相當的影響。克林頓總統在部份議員的壓力下也只好隨聲附和，但他說話時的口吻不夠明確肯定，很像是在安撫米契爾他們這一幫達賴喇嘛的忠實夥伴。克林頓不能斬釘斷鐵地堅持要中國提出對西藏的「人權」保證，然後才能考慮最惠國待遇問題，這是因為他受到來自美國金融企業界和政界的一股強大壓力，要美國政府把所謂「人權」問題和貿易問題分開處理，否則美國將在未來的對華貿易中居於無可挽救的劣勢，而坐使日本、歐共體國家、韓國，甚至香港台灣地區著了先鞭，給剛有復甦跡象的美國經濟當頭一棒。

克林頓政府處於兩派夾攻之中，感到左右為難，但終於延長了對中國貿易最惠國待遇，為期一年，但在宣佈決定時，又在談話中留了一個「人權」尾巴，意在安撫國內的反華勢力。美國政府一貫耍弄的那根「人權外交」棒子，用到今天已經有些揮舞不動了。

去年5月拉薩街頭的示威遊行就是在美國決定對中國貿易最惠國待遇問題的前五天發生的。達賴和他的流亡集團用心是很良苦的了，但沒有達成他們所想望的結果。

正在這個當兒，一向支持達賴「人權」要求的一些歐共體國家駐北京使節決定組團到拉薩調查「人權」一番（組團到他國調查「人權」，本身就帶有嚴重的白人自大狂，中國當局允許他們去是很使人失望的；從未聞中國要組團到北愛蘭去調查人權）。喜馬拉雅山南麓的組織者看中了這一大好機會，就擇了「人權調查團」在西藏期間舉事，讓調查人員們目擊這一齣好戲，使他們相信，在西藏確實存在著「獨立運動」和「人權」問題，但這出臨時拼湊的演出未免又太過於幼稚得可笑了。

克林頓「巧遇」達賴

近些年來，達賴喇嘛風塵僕僕，奔走於東西各大小國之間，販賣他的「獨立」和「民族自決」貨色是有成績可言的。他很善於利用他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宗教和政治形象和現下的西方反華反共情緒，所以，收穫是豐盛的。1993年4月至5月他又發動一次全球大出擊；他自己曾在西歐和美國與政要名流間周旋了一個多月，為他的「爭取獨立」造勢，這又不能不歸功於素來對今天的中國持有嚴重偏見的西方新聞媒體；他們把他奉為神明和「亡國之君」，只憑這兩種身份就足以使人傾心的了。

他在華盛頓期間，除了忙於演說和會晤美國政要和名流之外，還見到了美國總統克林頓，給他平添了一筆不小的政治身價。和克林頓會晤的這一幕劇演得太過於生硬呆板，看了不禁使人捧腹。那一天，達賴喇嘛在副總統高爾府中喫茶作客，無巧不巧，這時克林頓總統於公務完畢後返回白宮的途中心血來潮，要順道去副總統家中打個招呼，就於無意中和達賴喇嘛「巧遇」了。在「巧遇」中雙方究竟談了些什麼，局外人焉能知道？既是未經事前安排的「巧遇」，中國政府也就失去一次向美國提正式抗議的機會。這無論如何是會使人聯想到掩耳盜鈴的老故事。

擇5月24日在拉薩街頭上演好戲自然也是和華盛頓的「巧遇」互相呼應的。

在西藏的分裂分子看來，不經常在西藏境內製造出一些事情來，他們在海外的「獨立」運動籌碼就會越來越少。這也確是事實；隨著近十年來西藏在物質建設方面的長足進步，達賴領導的海外「獨立」運動漸漸失去了它原有的比重，眼看他們所能運用的「獨立」資本就要用罄了。因此必須在西藏境內製造一些聳人聽聞的事件，以給他們添些資本。此外，他們也能輕易地通過多種渠道在國際上為他們的運動造勢。最成功的是藉重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新聞媒體為他們鼓噪。幾年來，西方新聞媒體中早已存在著一股普遍的、潛在的反華情緒。他們和達賴所領導的分裂運動可以說是一拍即合、合作無間。

仇視「那個東方巨龍醒了」

達賴喇嘛為了他的「獨立」運動鞠躬盡瘁而換來一些西方人的同情和支持是可以理解的，它主要是來自三種因素：達賴喇嘛的先天身份──喇嘛教的至尊精神領袖和政治流亡身份；西方大國的反華反共立場；西方新聞媒體對西藏歷史的歪曲認識。擁有這三種法寶，達賴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中的聲譽有如日在中天。但事與願違，隨著中國的日益強大和西藏地區的日益繁榮的經濟，他的「獨立」和「自決」願望竟越來越渺茫了。

在西藏問題上，以世界領導者自居的美國究要扮演什麼角色呢？

自1991年蘇聯解體以後，歐洲局勢發生了幾十年來所未有過的重大變化。在新的形勢下，以世界領導者自居的美國要重新釐定他們的歐洲政策和亞洲政策。對華政策在他們的新亞洲政策中佔了一個很大的比重。但這個新對華政策仍是對立性的，而不是和解性的，仍沒有擺脫美國對中國的兩個基本認識：一個是恐華，一個是反社會主義。

「恐華」和過去的「恐黃」同出一轍，在本質上並無兩樣。這認識在去年的奧林匹克申辦戰中已經充份顯示出來。目前，在美英等國，於談到中國問題時，還時常把「龍」搬出來象徵中國。他們意識中的「龍」不同於中國人眼中的「龍」。「那個東方巨龍醒了」，字裡行間中帶有強烈的恐懼和敵視心理，把今天中國的興起和成吉斯汗大帝國聯想在一起。過去，在中國貧弱時，他們憐憫中國，是出於富人憐憫窮人的心態；這可以用30年代的美國作家賽珍珠（Pearls Buck）和她的作品為代表。現在中國強大起來，漸漸能在許多方面和西方一爭短長，他們原先的那種憐憫和同情早已化為仇視和嫉妒。這種心態在目前安格魯撒克遜國家的政客中最為普遍存在，也最顯著，只是沒有人敢站出來坦白承認而已。

反社會主義是美國的基本國策，早在1917年蘇聯大革命時代就已存在了。他們在意識中把社會主義看作是資本主義前進道路中的阻礙，或是威脅。蘇聯解體後，美國的政策制訂人把他們對蘇聯的敵對態度轉移到中國身上。

不費一兵一卒而摧毀中國

在前任總統布希的最後一年任期中，美國已唱出以美國為首的「世界新秩序」了。這個「新秩序」仍是以靜態世界為出發點的，是否定世界多元化趨勢的。具體言之，美國仍企圖和它的六、七個所謂經濟大國夥伴共同主宰這個世界，他國不容置喙，中國和其他新興國家想和他們爭一席之地在觀念上是不被容忍的。

在新的對華政策中，「和平演變」是他們設計的主要政治工程之一。所謂「和平演變」就是假定近幾年發生於東歐和蘇聯的事（有外國人插手）也會發生於中國。西方可以不假軍事手段，不費一兵一卒而摧毀社會主義中國，最後希望在中國建立資本主義政權，這樣，就可以把中國納入他們的軌道之中。

但他們不能坐待這種「和平演變」從內部自然發生，而需要從外面加上一些「觸媒作用」才可，說穿了他們要在中國內部作些手腳，就如同他們在蘇聯和東歐國家所做的那樣。幾年來，見諸於行動的「觸媒」已經屢見不鮮，表現於美國對華事務中的有：西藏「人權」問題（注意：已不是西藏的主權問題，主權問題上已經沒有文章可作了），台灣統一問題、香港問題（鼓動彭定康搞「政革」）、天安門事件、奧林匹克運動會申辦問題、中國「民運」、核武器擴散問題、中國軍火運售問題、囚犯勞力問題和中國的節育問題等等，不一而足。

一些天真得可憐的美國專家學者們甚至幻想他們可以在中國東南沿海幾省開幾個「民主之窗」，讓「民主」意識向中國大陸湧進去，誘使南方幾省漸漸擺脫北京的控制。這樣異想天開讓稍通中國國情的人們聽了真是哭笑不得。

西藏的「人權」問題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中出現的。在可預見的將來，這問題可能還要鬧一個時期，拉薩的街頭可能還有幾出好戲可看，但對鬧西藏分裂的分子而言，那怕又是畫餅充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