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知近乎勇？

評李登輝的武士道精神去年（○二）十二月十五日，在日本「李友會」上，李登輝以越洋視訊發表《台灣精神與日本精神》的演講，大事宣揚日本軍國主義的「武士道精神」和「大和魂」。並指謫戰後日本的「自虐價值觀」把「現在世界上最要依賴的日本，其『武士道』與『大和魂』在一九四五年敗戰以降，幾乎不被理睬，被一腳踢開棄如敝屣」，並惋惜「武士道的否定，不能不說對日本人是極大的打擊。當然也同時可說是世界人類的很大的損失」。據李登輝說，他說的「武士道」是根據新渡戶稻造的《武士道》（一八九九年）一書。他並期望日本能恢復「武士道」精神，「才能使日本擔負起做世界領導者的角色」。

李登輝對日本軍國主義的「苦戀」，當然只能是當年追隨拿破侖征戰的老兵沙文一樣，晚年猶做他「沙文主義」的舊夢。但李登輝「沙文主義」的舊夢卻做到「台灣精神」來，說是「同樣是海洋國家的日本文化進入台灣時，台灣人瞬間即吸收，相反的中國大陸的文化其結果卻不易扎根也是與此不無關係」。所以，「台灣人的『日本精神』可說是重要的台灣精神之一」，「因有這扎根在台灣的『武士道』的『日本精神』，所以，台灣才未被戰後中國的大陸文化吞沒，也可說才能抵抗，而因有這個，所以戰後的近代社會也才能確定」。

日本在第七世紀引進中國文化，進行「大化革新」，唐代派遣留學生到長安學習，而有現在的日本文字。宋代的理學也到日本，發生巨大的影響；明末朱舜水避居日本，形成日本的王（陽明）學。上世紀七○年代，煽動日本自衛隊叛變未遂而切腹的軍國主義代表人物文學家三島由紀夫即日本王學的傳人。

李登輝也不諱言新渡戶「武士道的淵源之一有中國儒教的影響」，其實新渡戶《武士道》一書中所述的「義」、「勇」、「仁」、「禮」、「誠」、「忠」的觀念也莫不是來自中國的仁、義、禮、智、信和智、仁、勇。平實而論，至少從第七世紀以來，日本文化一直是「東亞文化圈」（或稱「儒家文化圈」）裡的一員，有如歐洲各國為「基督教文化圈」或「西方文化圈」一般，到近代才有日本的「脫亞入歐」。

日本「武士道」的義、勇、仁、禮、誠、忠來自中國，難道台灣就沒有嗎？根據李登輝的論述，日本殖民統治台灣之前，台灣人似乎是只知「打拚」而沒有文化、沒有「精神」的民族，台灣人的文明和「精神」都只能是向日本「武士道」學習來的。「亡人之國必亡其史」，也就是李登輝自稱的「脫古」，李登輝是一個「脫古」「亡史」之人，才有這種無知之言的謬論。

除了原住民外，台灣的閩南人、客家人都來自中國大陸，佔人口絕大多數的閩南人還多來自「河洛」。《史記‧封禪書》云：「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閒。」「河洛」乃夏、商、週三代文化的發祥地。至周東遷，「周禮盡在魯矣」，而有孔子儒家文化，夏文化的擴張而有孔子言「吾聞用夏變夷者」。秦始皇並六國一天下，乃夏文化和楚文化的統一。夏文化的代表是《易》，至兩漢而有「河洛出圖書」、「河洛圖緯」、「河洛推步之術」。至晉「永嘉之亂」，「海內崩裂，河洛蕭條」、「河洛丘虛、函夏蕭條」，河洛人開始大舉入閩，有林、黃、陳、鄭四姓，所居之地稱「晉江」或「晉安」。當然，河洛文化亦隨之入閩。

唐高宗儀鳳年間（六七六～六七八），陳政、陳元光父子以鷹揚將軍戍閩，後陳元光平定潮州叛變，請置漳州府，任鎮撫。陳氏父子河南光州人，後人感其德，奉陳元光為「開漳聖王」。漳州人渡海來台，台灣各地猶存開漳聖王廟。大唐威儀又豈是沒有文化、沒有「精神」？

又唐末昭宗時（八八九～九○四）王潮、王審知兄弟為福州威武軍節度使，王審知後受封為琅玡王，後梁時為「閩王」。王氏兄弟亦河南光州固始縣人。

北宋，程明道、程伊川在洛陽講學，形成「洛學」，南宋朱熹承二程在福建講學形成「閩學」，漳、泉、晉江一帶多朱熹弟子。鄭成功、陳永華皆「閩學」傳人，且為「復社」中人，來台後，「開科舉、設學校」，「閩學」至台，台灣各地猶存孔廟。台灣「閩學」直至日據時期連雅堂、洪月樵一代。至今台北市中山南路上台大醫院旁仍留有「明道書院」遺址。「明道」者，程明道也。「河洛文化」、「開漳聖王」、「閩學」、「明道書院」，難道不是扎根於台灣的「中國大陸的文化」嗎？

「閩學」中何嘗沒有義、勇、仁、禮、誠、忠，又何待於日本的「武士道」？殊不知，台灣人原有的義、勇、仁、禮、誠、忠，才是原汁、原味的，李登輝從「武士道」學來的只是日本轉手的「二手貨」。

中國文化的儒家道德是源自於主張和平而反對戰爭的文化。中國最古老的《詩經》即云：「哀我征夫，獨為匪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何草不黃）《楚辭》亦云：「霾兩輪兮縶四馬，援玉枹兮擊鳴鼓，天時懟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野。」（國殤）漢代的古詩十九首亦皆反戰之作，例如：「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裡，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

中國唐代的詩仙李白、詩聖杜甫也是反戰的，李白有詩云：「烽火燃不息，征戰無已時，野戰格鬥死，敗馬號鳴向天悲。烏鳶啄人腸，銜飛上掛枯樹枝。士卒塗草莽，將軍空爾為。乃知兵者為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戰城南》）杜甫的《兵車行》更是有名的反戰詩，他大聲疾呼：「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

除了中國文學，歷代聖賢的教誨也都是主「和」而反「戰」的。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和無寡。」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老子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墨子「非攻」，孟子「善戰者服上刑」。

中國文化和儒家道德有肯定反侵略的「義戰」，但從來沒有歌頌過侵略戰爭。中國文化或「重文輕武」者有之，或「文弱」者有之，但亦絕非怯懦，文天祥有言：「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唯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但儒家道德到了日本，卻被抽離了最主要的「和」的成分，而成為「武士道」，儒家的王道精神淪喪而成了霸道主義，所謂的義、勇、仁、禮、誠、忠，也都成了愚忠和暴勇，終於發展成軍國主義而為禍亞洲，也使日本成為唯一遭受原子彈懲罰而亡國的民族。李登輝昧於歷史，昧於人類和平，還要日本恢復「武士道」的軍國主義去「擔負起做世界領導者的角色」。在日本，除了一小撮軍國主義餘孽外，理智清明的人，又有誰會去上李登輝的當？

所以，李登輝所販賣的在日據下皇民化教育學來的「武士道」精神雖含有義、勇、仁、禮、誠、忠的儒家道德，但卻是破壞人類和平的霸道主義，而不是台灣人原來所具有的王道和平的儒家道德。

「脫古」「亡史」的李登輝不但無知於日據前的台灣歷史和台灣精神，並且也無知於日據後的台灣歷史和台灣精神。

從一八九五年至一九○二年，台胞的武裝抗日運動，在李登輝眼中也許都被視為「土匪」，試問一九二一年成立的「台灣文化協會」也是由「台灣人瞬間即吸收」的日本文化成立的嗎？還是為了堅持中國文化對抗日本文化而成立的呢？對李登輝來講，真是不幸，「文協」的二位領導人，林獻堂是「中國大陸文化」梁啟超的信仰者，並且，林獻堂終生不說日語，不著和服；蔣渭水也是「中國大陸文化」孫中山的信仰者，更是「外來政權」中華革命黨的秘密黨員。

林獻堂、蔣渭水不能代表台灣人和台灣精神，難道只有「三腳仔金龍」的兒子李登輝才能代表台灣人和台灣精神嗎？

什麼是蔣渭水反抗「外來政權」的「台灣精神」，請看一九二四年，蔣渭水在「治警事件」法庭上的慷慨陳辭：「台灣人明白地是中華民族即漢民族的事，不論什麼人都不能否認的事實！」一九二七年，他主持孫中山逝世紀念會時又說：「孫先生臨終時尚連呼『和平、奮鬥、救中國』數十聲，希望今夜出席的各位深深接納孫先生最後的呼聲──和平、奮鬥、救中國！」蔣渭水不幸逝世於一九三一年，沒能看到台灣光復。一九四六年，林獻堂則有幸率「台灣光復致敬團」至南京及前往西安謁黃陵，而發表談話：「應知台胞在過去五十年中不斷向日本帝國主義鬥爭，壯烈犧牲，前仆後繼，所為何來？簡言之，為民族主義。」

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也是中華革命黨的秘密黨員，雖亦未見台灣光復，但有詩明志曰：「杜鵑豈有興亡恨，心血雖干亦自啼。」「天地祇今留正氣，浩然千古見文章。」孫中山逝世，賴和挽之曰：「中華革命雖告成功依然同室操戈一統雄心傷未達；東亞聯盟不能實現長使天驕跋扈九原遺恨定難消。」

真正的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本土運動之父連雅堂則在其《台灣通史》自序中云：「夫史者民族之精神，而人群之龜鑒也。代之興衰，俗之文野，政之得失，物之盈虛，均於是乎在。故凡文化之國未有不重其史者也，古人有言：國可滅，而史不可滅。」「凡我多士，及我友朋，惟仁惟孝，義勇奉公，以發揚種性，此則不佞之幟也。」

有了「惟仁惟孝，義勇奉公」的台灣精神，台灣人又何須「二手貨」的武士道日本精神呢。

李登輝還扯了些「大陸文化」、「海洋文化」也是胡說。中國雖是大陸國家，位居歐亞大陸之東，但也是面臨太平洋擁有漫長海岸線的國家，自古就有齊「魚鹽之利」和「越人善水」之說；秦始皇亦派徐福往海上求長生不老之藥；三國東吳派衛溫、諸葛直求夷州；隋派陳稜、張鎮周慰撫琉求；明有鄭和下西洋，更有「海上絲路」。雖明、清二代均有「海禁」，但民間的海上活動未輟，才有華人遍佈東南亞各地。台灣人的原鄉泉州亦成為國際海上貿易的重心，才有大陸閩、粵人民渡海來台，更有鄭成功驅逐來自歐洲「海洋文化」和海上霸權的荷蘭人而收復台灣，又如何「與閉鎖的大陸有明確的不同」？難道鄭成功不是來自「中國大陸」？

李登輝自稱「我在二十二歲以前是日本人」之說也是往自己臉上貼金，不是事實。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人亦如英國殖民統治下的香港人，香港人只是英國殖民地屬民，在法律上未取得英國國民待遇。台灣人是日本的「新附民」，日本在台是實施民族差別政策的，才有林獻堂參加板垣退助的「同化會」，但即被取締，台灣人要「同化」日本人而不可得。且終日據五十年，台灣人從未取得日本國民的法律地位。李登輝的哥哥岩里政則，為日本戰死南洋，入祀靖國神社，但就是因為不是日本人，其家屬連每年二百萬日圓的「慰問金」也領不到。

李登輝身為殖民地的被支配民族，竟然在日本殖民統治結束了五十七年後猶歌頌殖民主人的鞭子──武士道，可見日本殖民統治的皇民化教育對台灣人心靈傷害之大，至今李登輝還企圖以當年的皇民化來對台灣人進行「心靈改造」，其實需要改造和恢復的是李登輝自己的心靈。

台灣人的台灣精神當是從鄭成功「閩學」、「復社」的「忠義」，到不屈服為殖民地奴隸起而抗爭的「浩然千古見文章」的精神，而不是李登輝殘廢的心靈。

被皇民化改造後的李登輝對中國無知、對台灣無知、對日本無知，對自己也無知，卻敢於大言炎炎的大談「台灣精神與日本精神」，除了無恥外，大概也由於「無知近乎勇」罷。但為了台灣人的尊嚴，請李登輝不要再拿日本「武士道」來自辱辱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