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在認同紛擾中的台灣

「民主」與「自由」等價值是國際社會以及台灣社會對於台灣政治最為普遍，也最為簡單的總結，但恐怕不是理解台灣政治最佳的切入視角。當代台灣政治的格局，由其複雜的歷史脈絡，既承載了殖民地時期遺留下來的問題，同時也脫離不了戰後國際冷戰與兩岸內戰的基本框架，掌握了這一條歷史主線，才能深入台灣政治面貌的本質。

1987年第一批台灣同胞突破當局的重重限制，經由香港回到大陸探親，打開兩岸交流之門；此後無論政治上或緊或鬆，規模不等的兩岸交流未曾間歇。由於歷史因素形成的兩岸關係，是主導台灣政局走向的關鍵要素，也是台灣社會現實問題的主要矛盾。由此延伸出來的統、獨認同對立，以及人為建構出來的本省、外省省籍對立，最終都展現在藍（中國國民黨）與綠（民主進步黨）的二元結構之下，制約著台灣政治的發展。

1945年台灣光復，脫離日本殖民統治，接踵而來的國共內戰與朝鮮戰爭，使得台灣迅速進入國民黨戒嚴體制。儘管在政治上開放地方層級的選舉，但國民黨當局則以維護統治正當性為首要任務，在各項施政上以「反共」為最高原則。國民黨當局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高度仰賴美國援助，與此同時在文化與意識型態方面也廣受美國為主的西方「民主陣營」影響，最為傳神的即「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因此親美的社會菁英、知識菁英、政治菁英成為主流，掌握台灣政經社文整體結構。有識者認為，戰後台灣的社會性質從日本的「舊殖民地」，轉變為扈從於美國之下的「新殖民地」。

政治上的認同問題，開端於國民黨戒嚴時期。雖然台灣光復意味著「去日本化」與「再民族化」，且國民黨長期在台灣施行中國民族主義教育，例如學生作業簿上印有「當個活活潑潑的好學生，做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等標語。但「反共」圭臬凌駕於民族主義之上，從而形成了拒斥祖國大陸的虛假中國認同，心理情感上也產生了對於大陸「近親憎惡」的畸型現象。1970年代中末期，衝撞國民黨戒嚴體制的「黨外」運動逐漸蓬勃，反共意識型態開始鬆動。有面向鄉土的回歸現實路線，也有接續左翼傳統的重新認識中國路線，兩條路線在素樸的中國認同下並無扞格，例如1970年代盛行的鄉土文學，以及《夏潮》雜誌等黨外刊物的傳播等等，可見一斑。

1986年民進黨成立，以其外顯的「大福佬沙文主義」性格，收割了過往黨外運動的成果。1988年蔣經國逝世，象徵國民黨蔣家政權的落幕。被外界稱為「民主先生」的李登輝接班後，為站穩黨內地位、鞏固政權，遂推動得到西方高度讚揚的包括改選「萬年國會」等「民主轉型」。在此「民主化」的過程中，民進黨逐步擴大，最終成為得以撼動國民黨的政治力量，形成台灣政局的藍、綠二元格局。伴隨「民主化」而起的是島內「分離主義」思潮的增強，1996年李登輝提出的「經營大台灣，建立新中原」就是一個指標。藍、綠兩黨均尋求美國與日本等強權的支持，持續將中共視為政治與軍事頭號敵人，過往的「反共」意識與新興的「反中」意識一拍即合，「中國認同」逐年遞減。2013年以來幾場以台灣青年為主體的「反中」運動，如「反旺中（反媒體壟斷）運動」、「太陽花運動」、「反課綱運動」，以及台灣大學校內發生反對《中國新歌聲》的抗爭，都是認同轉變且對立不斷尖銳化的結果。

1996年台灣地區領導人首次「直選」以來，三次「政黨輪替」被視為台灣「民主成熟」的里程碑。但是兩黨輪流執政的態勢，反而使台灣政局坐困愁城，藍綠兩黨本質不斷趨近－－為資本家服務、大量購買軍火、唯美國是從、以反共反中為動員號召等等，台灣政治只能捨棄社會福利與經濟發展，內耗於藍綠政爭以及對大陸的壁壘情緒。

2008年國民黨馬英九執政，為兩岸關係打開新局。但是馬政府選擇「重經濟、輕政治」的方向，遇上世界格局變動，尤其是兩岸經濟地位大幅翻轉，使得國民黨不但未在兩岸關係上贏得優勢，反而重摔一跤。台灣民眾對未來出路與社會困境的焦慮，轉化為對崛起中的大陸的恐懼與不安，最後展現在「國家」與民族認同上的紛擾。許多打著「第三勢力」旗號、實為綠營側翼的政治勢力順勢躍上檯面，例如2014年柯文哲當選台北市長、2016年「時代力量」躋身為台灣「立法院」第三大黨，民進黨蔡英文就是在此政治局勢與社會氛圍下獲勝，兩岸關係重回對抗老路，擺盪在「冷和」與「冷戰」之間，人民惶惶不可終日。

台灣政局的曙光取決於兩岸關係，而治本的藥方則在於認同問題的化解。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在其著作《李光耀觀天下》認為：「台灣與大陸的重新統一是時間的問題，這是任何國家無法阻擋的。事實上，台灣的國際命運早在1943年的開羅會議上就被確定了」；他進一步指出，李登輝執政時期「強調該島脫離中國。但是這不會改變最終統一的結果，這樣做只能使台灣人在重新統一實際發生時更加痛苦。」痛楚感的劇增或是減緩，兩岸關係的進步或是倒退，將是未來台灣政治發展難以迴避的課題，也是必要密切關注的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