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英文的轉型正義只為建立新威權統治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促轉會）5月31日揭牌運作，蔡英文致詞時表示「是時候要和威權時代作了斷」。其實中華民國行憲逾70年，台灣地區離開威權時代至少30年，最好的離開威權時代辦法，就是認真健全民主，執行法治程序，妥善保存檔案，並且務必以公正全面的態度整理檔案，這樣才能呈現真相，促進社會真正的和解與和諧。然而蔡政府不由此途，反而制定破壞民主法治的違憲法律，把轉型正義作為政爭與擴權獨裁的工具。非但無法促進和諧，反而撕裂社會；也無法了斷威權，反而創造新威權！

到底什麼是轉型正義？

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第一條規定：「為促進轉型正義及落實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特制定本條例。」我們首先要問，到底什麼是轉型正義？他本身就是一個不確定的法律概念，非常模糊。聯合國中文官方文件稱“transitional justice”為「過渡司法」，是指對於過渡時期司法，採取一種全面的辦法，整合一系列司法和非司法措施，以便確保問責制、伸張正義、為受害者提供補救措施、推動康復與和解、建立對安全系統的獨立監測、恢復對國家體制的信任和促進法治。方法包括調查真相進程，是補充司法進程的重要工具。可知聯合國的定義是「過渡時期的司法」，而且是「補充司法進程」的工具，其本身並不能取代或超越原有的司法功能。這與民進黨堅持中文字義擴張甚多的「轉型正義」，甚至解釋成取代一切司法制度的政治手段，以及運用違憲的法律，有巨大差異。例如蔡政府把存在逾百年的民間財產農田水利會強收為公有，也算入轉型正義一環，跟聯合國過渡司法更是天差地遠。

其次，轉型正義理論家所說的轉型正義，是指新興民主國家針對威權時代，大規模侵害人權的案件，進行善後處理，目的在重建社會云云。本文認為這一概念的設計與宣傳，在冷戰結束之後突然大行其道，本身就藏有精巧的政治算計用心，可分析如下：

第一、老牌西方民主國家不在轉型正義概念之內：

既然轉型正義的適用對象，限定在「新興民主國家」，則老牌民主國家，自然得以脫離轉型正義的範圍，避免他們長時間歷史不正義的尷尬，從而站上道德與學術制高點，繼續享受國際外交界與學術界的利益。不論是「新興民主」，或「過去威權」，時間點都放在1980年代末期的東歐、亞洲或拉丁美洲、非洲國家；最遠也不過追溯到二次大戰結束的1945年。實則二戰結束前的民主國家，許多都未能達到今天的「民主標準」，但因為搶先貼上「新興或威權」的標籤，就逃掉了必須轉型的尷尬，從而能對其餘「新興」國家頤指氣使，站上國際道德與學術制高點。例如1890年美國的印第安人方逐漸取得美國國籍，1965年後非裔才逐漸有完整投票權，非裔平等上學權利就更晚；1971年瑞士才允許婦女投票（法國1946、英國1928以後逐步開放）。各國開放言論結社與示威自由的時間也不一樣，限制也是由嚴到寬，不一而足，自法國大革命後都要近200年才達到所謂民主標準。德國與日本更晚，都是在二戰戰敗之後，才在外國佔領狀態下制定民主憲法。別忘了德國一戰之前還是皇權專制國家，1919年雖制定民主的威瑪憲法，但1933年德國人就以民主選票把希特勒送上台，自己拋棄民主憲法的適用。

地緣政治的鬥爭工具

這些民主國家近年也開始遭受壓力，例如美國有人推倒南軍領袖、還有大蓄奴者傑佛遜總統的雕像，但社會爭論激烈，也沒制定聯邦法律推動。但是川普在2017年8月，倒是站出來反對強拆華盛頓雕像，他認為強拆雕像，就是改寫歷史，一語道盡美國對此事的尷尬。然而無論他們是否遭遇轉型正義的壓力，西方民主國家對於指責新興、威權國家不進行轉型正義，可是不遺餘力。

第二、轉型正義是地緣政治的鬥爭工具：

對老牌民主國家地緣利益有利的，就推動轉型正義，還可用他們自己也做不到的道德標準，宰制新興民主國家的政治菁英，對他們進行約束；如果對自己地緣政治不利的，就壓根不推動。例如東歐國家，對塑造冷戰勝利心理，把東歐從俄羅斯影響圈剝離出來，地緣政治上對制約俄羅斯非常有利，在這裡就大力推動轉型正義。然而在塔利班被打倒後的阿富汗，由於這裡當權的頭臉人物都有涉及暴行，若被清算則必導致政府不穩，反而不利於老牌民主國家藉此堡壘來壓制俄羅斯與中國，所以在這裡就不推動。不僅不推動，還把呼籲的人給解職。2004年聯合國委託巴西屋尼（Cherif Bassiouni）撰寫阿富汗情勢報告，該報告直指當時的阿富汗政府官員與國會議員，都涉及刑求與屠殺。結果聯合國在2005年1月還掩蓋該份報告，更在布希政府的壓力下，巴西屋尼因此去職。同理，身為北約組織在地中海封鎖俄羅斯的前線－－土耳其，西方也不逼迫推動轉型正義。更別提沙烏地阿拉伯等獨裁產油國，這些是老牌民主國家重大地緣與能源利益的國度，而他們既「不是」新興民主國家，轉型正義也就輪不到他們頭上了。

威權統治者的靠山是誰？

最荒謬的是，轉型正義者指責這些威權國家時，卻又隻字不提，民主國家過去非常支持這些威權國家的「不正義」之舉！轉型正義者指責的威權國家，除前蘇聯勢力範圍外，無一不長期接受西方民主國家的支援，包括南韓、西班牙等，因為支援這些威權國家，民主國家可獲取巨大的地緣政治利益。轉型正義者不敢指責背後支援的民主國家，因為一指責就揭露了民主國家的偽善與矛盾；問題是若無民主國家的支援，這些威權政府除極少數以外，幾乎無法存在。

最明顯的例子是2011年1月12日，突尼西亞爆發人民反抗阿里（Ben Ali）威權政府的示威，法國外交部長艾利歐馬利（Michèle Alliot-Marie）在國會答詢時說：「法國將會提供法國警察的知識與技巧，協助突尼西亞警方，以解決他們面臨的安全問題！」為何她不答覆說，要協助突尼西亞人民完成民主心願，卻要保護突尼西亞威權政府的安全呢？因為她的直覺反應，正道出西方民主國家的真實利益所在，否則法國何必長期支持阿里的威權政府呢？阿里終於控制不住人民的憤怒時，法國便拋棄了他，改口支持突尼西亞民主。可是自1956年突尼西亞獨立至2011年，請問法國支持的又是誰？其他非洲前殖民地的專制政府呢？西方為何不要求非洲所有的專制威權政府，立刻民主化，儘速轉型正義呢？可見難以自圓其說，這充分暴露了轉型正義理論者的矛盾與偽善。

第三、民主國家本身大規模侵害人權的行為，以及殖民國家侵害殖民地人權的行為，轉型正義者刻意不攻擊：

再一次，新興國家與威權國家的定義，就把民主國家與殖民國家排除在外。例如合法的民主國家以色列，長年對巴勒斯坦人民的諸多侵害人權行為，不見轉型正義理論家大力討論。退一萬步而言，縱使這不屬於「一個國家」內的事務，不屬於所謂一國變遷、轉型的範疇，也鮮少見到以違反國際人道罪、戰爭罪等，責難中東事務當事國的國際學術與輿論討論。

日本殖民者罪惡不在「轉型」之列！

另外，英法比利時等老牌民主殖民國家，在他們轉型成民主國家之後，特別在二戰後，依然對前殖民地的獨立要求，也有大規模奴役、鎮壓、刑求與殺戮行為。而像盧安達等國的侵害人權問題，追根究柢也跟前宗主國有千絲萬縷關係。因為老牌殖民者的作法，是扶植一個國家內人數居少的部落或族群，讓他們去統治人數較多的其他族群或部落。如此當權的少數族群，就更仰仗前宗主國的支持，資源分配不平等，統治手段也趨於殘暴，蓋非如此不足以抵銷人數劣勢，許多族群敵視與仇殺就由此發生。前宗主國對此不是視而不見，就是推波助瀾，因而發生大規模人道危機。這些國家執政者誠然有責，但老牌殖民國家難道沒有責任？

老牌殖民國家面對前殖民地國家要求道歉的呼籲，多半置之不理或顧左右而言他，或縱表遺憾，也心口不一，並非出自真心，因為擔心國內懷念帝國榮光的選民反彈！轉型正義理論家對此多半畫地自限，不列為討論重點。在台灣更是刻意遭忽略，促轉條例故意把日本殖民罪惡排除在外，就是明證。

綜上分析，可知轉型正義不只是在法律上定義模糊，在國際實踐上也存在許多問題。因為在面對傷亡與拘禁的侵害時，追求真相、平反名譽與問責，是正義感的必然反應，但是否冠以過渡司法或轉型正義之名，甚至意圖將它神聖化為普世價值或統一標準，便大有商榷餘地，因為各國情況與措施都不相同。以南非為例，調查真相很有成績，然而曼德拉並不問責，更不處罰。因為交換不問責的條件，才能真正促進黑白和解；而白人政權得到不追究的保證，才安心移轉政權。

回過來看中華民國，我國與其他新興民主政體最大的不同，在於他們都是一夕之間舊政權崩潰，而我國是接近一百年的逐步演進，特別是1947行憲之後70年，與解嚴後30年的改革演變。民國初年的憲法或草案，無一不揭示保障普通直接選舉權，男女種族宗教一律平等的意旨，縱使內亂外患頻仍，無法做到，文字上已比當時民主國家先進。然而國家現代化與公民社會的培養，都需要時間，西方民主國家也是長期演進而來，不是走獸一夜就變飛禽。如此長時間的民主演變，實乃整個人類社會在英國工業革命，法國大革命之後的長期現代化過程，難以用過於簡化的轉型正義概念來解釋。

推動台灣獨立的是美國人葛超智

何況我國在行憲初期面臨的，是激烈內戰與隨後的冷戰，還發生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後兩者是否真如蔡政府論述所說，是大規模屠殺與鎮壓呢？大有商榷餘地。

二二八剛開始是單純治安事件，但是後來演變成民眾大規模攻打全台官署，殘殺無辜，陳儀准許官民共組「處理委員會」，使治安事件變質為政治事件。甚至有外國外交官介入，美國駐台北領事館副領事葛超智（George Kerr），不與行政長官公署聯繫，竟然接受所謂台籍菁英請願書並轉交上級，內容主張讓台灣交由聯合國託管，切斷台灣與中國大陸聯繫，直到台灣獨立為止；處理委員會的成員也受此等見解影響，要求陳儀同意國軍繳械。不管就當時或現在的國際法或國內法來看，葛超智的作法不僅逾越外交人員界線，絕不應為，這批所謂菁英與處委會更有叛亂之嫌。難怪葛超智不久即被大使司徒雷登調走，未再回到台灣，足見葛已失上級信任。而且司徒雷登認為，葛超智等駐台北外交官撰寫的二二八觀察報告與建議，充斥太多個人情緒與觀點，引發頗多爭議，司徒雷登因而提醒華府國務院，不要遽爾相信渠等有關台灣暴動的論述和評斷。二二八死傷大多發生在暴民攻打軍政機關時，內外過程複雜，實與外國一般獨裁政府向示威民眾任意開火，本質上大不相同。又例如白色恐怖，1,100名受難者裡，竟有八百餘人是中共表彰的烈士。這表示雖確有冤錯假案，但當時內戰威脅真實存在。

所有的冤錯案，以及被暴徒打死的無辜人士都確實令人悲痛，但有的人是加害者，加害與受難真相都應調查，應補賠償或平反名譽，但卻不能一概簡化為受政權迫害者，更不能謊稱為中國人屠殺台灣人云云。其實這段期間的檔案都已公開，各項補賠償金也都已發放，二二八賠償金領取人僅為八百餘人，可見受難者遠非若干論者所稱的萬人、10萬人之譜。

蔡英文轉型其名製造新威權其實

促轉條例、黨產條例，以及擬議中的政治檔案法，甚至公務員清洗法等，是蔡政府所計畫的一系列轉型正義措施。然而黨產條例已有法官認為違憲，在6月直接向大法官聲請解釋。而促轉會以其超越法治原理的職權設計，例如無待法院認定，就可處以人民罰金甚至刑罰，還可任意扣押人民財產等，也應屬違憲。蔡政府編製的轉型正義論述，不但擴充扭曲聯合國過渡司法的原意，更與台灣民眾所切身接觸的經驗，大不相符，還有撕裂社會和諧之感。難怪蔡政府民調聲望直直落，足見其轉型正義改革，並未獲得支持，人民已看透乃是製造新威權的手段。奉勸蔡政府，懸崖勒馬，此其時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