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輝的慰靈碑

30年來一路主導台灣政治社會和意識格局，使台灣再度走上兩岸民族分斷、反中親美媚日的分離主義道路，造成今天台灣社會認同錯亂政局紛亂的李登輝，到了耄耋之年還坐著輪椅到琉球去宣揚他時代倒錯的皇國崇拜以及反中媚日的分離主義國家論，這次是利用了「原台灣人日本兵」的慰靈碑。

在6月23日抵達琉球的晚宴上，他就大放厥詞批評中國說：「中國的霸權心態，毫不避諱，展露無遺，可說是當前亞洲最不安定的因素」。這種口氣與安倍、川普和蔡英文並無二致，大秀反中連線的劇碼。6月24日，在烈日晴空下他到了琉球的「和平紀念公園」，為所謂「台灣人日本兵慰靈碑」揭幕，揭幕式上派駐日本的「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的謝長廷全程隨侍，顯示台灣蔡政權對李登輝的半遮面肯定。這個大張旗鼓的所謂慰靈碑，實際上只不過是在一塊大石頭上刻著李登輝的題字「為國作見證」五個字而已，到底它是為什麼「國」作見證呢？

這個「為國作見證」的碑石就樹立在兩年前曾引發爭議的，由蔡英文題字的「台灣之塔」旁邊，利用了「台灣之塔」的用地興建的。而「台灣之塔」的土地又是日本右翼團體「日本翼友會」提供，亦即，該地原屬「日本翼友會」前在「和平紀念公園」興建的慰靈碑「空華之塔」上的土地，讓獨派團體「日台平和基金會」施工興建「台灣之塔」，塔在2016年6月25日落成，由蔡英文題字，有獨派立委林昶佐、獨派名嘴鄭弘儀等出席。由此可知，這是日本右翼、台日獨派以及台灣獨派政客（李登輝、蔡英文等）聯手傑作，而李登輝的「為國作見證」是為了彰顯此等右派獨派之「國」作見證的。

它們再次利用了在日本的殖民主義、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的侵略戰爭中冤死亞洲各地的近五萬名台灣人軍伕日本兵的冤魂，以頌揚帝國主義「皇國」以及媚日的分離主義之「國」。

1.「日台皆為同胞」的欺騙

自稱為「台灣人日本兵紀念碑」的「台灣之塔」的碑文略記著：

「為悼念二次大戰中獻身沙場的台灣戰士，……當年日台戰士皆為同胞，生死與共，榮辱同當……來自台灣英勇參戰20萬人中，30,000人戰歿，15,000人失蹤……」。

這碑文流露著濃厚的日本帝國殖民地的皇國思想，彷彿80年前皇民化運動中「內台一如」，「一視同仁」、「皇國臣民」的欺騙宣傳，當年日台戰士皆為同胞嗎？日本人與台灣人有生死與共，榮辱同當嗎？只要是稍懂得台灣殖民地歷史，稍摸著良心說話的人，都知道這是謊言，是欺騙。日本殖民台灣的本質就是民族差別和壓迫，哪來有「皆為同胞」？50年的殖民統治從政治、經濟、社會到感情意識，日本殖民者從來沒有把台灣人當作「同胞」，台灣人一直是日本的殖民地人，沒有一天是「日本國民」。

日本帝國憲法及法律從未直接施行於台灣，在殖民地台灣實施的是「特別統治的異法」，即殖民地法，係由殖民地長官（台灣總督）發佈代法律之命令（律令），或由日本中央政府以天皇名義發佈之敕令把日本本土之法律（一部分或全部）施行於台灣的法律所構成；日本國內的法律稱為「內地法」，台灣朝鮮殖民地實施的為「外地法」，即日本內地為依「帝國憲法的規律施行一般統治的地域」，而外地則為日本帝國憲法不涵蓋的「一般統治的例外」（所謂異法地區）；因此日本國的內地人和殖民地的外地人之間構成了「異法人域」，譬如，日本內地的戶籍法與外地殖民地的戶籍制度不同，內地人與外地人之間為異法人，不得互為轉籍（僅在嚴格條件下如收養、婚姻、認領等得以為之），其間的「鴻溝」無異國籍之間的差異。譬如，在皇民運動下改姓名的李登輝（岩里政男），只不過是日本統治下的殖民地人，從來就不是日本人。李登輝說他在20歲之前是日本人，就像曾被美國殖民的菲律賓人說他是美國人，曾被法國殖民的越南人說他是法國人一樣，同為國際笑話。「日台戰士」怎會「皆為同胞」呢？

把自己的殖民地人身分幻想成日本人，把壓迫台灣人的日本殖民主義軍國主義法西斯政權，且早已被人類文明釘在罪惡之柱的日本帝國主義尊崇為自己的「國家」，說明了日本殖民者的皇民化以及光復後內戰冷戰的扭曲歷史如何使李登輝們喪失了民族的自尊和認同，如今還錯亂地把日本帝國主義當作自己的「國家」。蔡英文署名的「台灣之塔」和李登輝「為國作見證」的石碑，不但突顯了喪失了民族自尊和認同的錯亂，且把被日本帝國主義剝奪了生命、屍骨流落異地的台灣青年的魂魄繼續被拘留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民族壓迫和欺騙之下。

2.戰爭中的民族差別

所謂「台灣人日本兵」只是一種慣稱，實際上應該稱為「台灣人軍伕，日本兵」才正確，因為當年被送往戰場的逾20萬台灣青年中，絕大部分並非「日本兵」而是「軍伕」，真正有「日本兵」身分的人只占少數。日本帝國主義從1937年發動全面侵華戰爭開始到1945年戰敗前夕，一直未在台灣實施徵兵，到了敗亡前數個月才倉促宣稱要改善台灣人待遇，開始在台灣正式實施徵兵，所徵召的台灣人日本兵已不多。在這八年期間，日帝從侵華戰爭擴大到太平洋戰爭，隨著日軍人力之不足，就想方設法，已在戰爭動員體制下皇民化但又未徵兵的殖民地台灣，動用各種「皇國臣民」、「天皇赤子」的宣傳，以各種名義徵募「勞務戰士」送到戰場，雖然稱呼從「軍伕」到「台灣特設勞務奉公團」到「台灣特設勤勞團」、「台灣特設農業團」等等不斷改變，實際都是軍伕，不是徵兵體制下的日本兵，其地位在日軍的「軍人、軍馬、軍犬、軍屬」的嚴格序列中，只算附隨日軍的最底層勞務存在；據統計，1940年台灣人軍伕的工資為一日圓，而日本二等兵薪資為六日圓，由此可見其民族不平等的嚴重性。

軍伕從事彈藥、兵器糧食的搬運、機場工事或栽種蔬菜，特殊情況下還從事南洋華僑動態的調查，充當日本憲兵的通譯等各種各樣勞務工作，但在激烈戰鬥時，他們又成了拿槍的軍伕，死傷不亞於日本兵，不管叫「軍伕」或「軍屬」，實質上他們不是「日本兵」的身分是不變的。據說日本戰敗時這種以各種名目被動員的台灣「勞務戰士」有九萬多人殘留在日本侵略戰場各地。這說明了在日本的侵略戰爭體制中仍複製著殖民地的民族差別待遇。這種民族差別和不平等結構也延續到戰後。

在日本投降那一刻，在亞洲各戰場的日軍，拋棄了散落在亞洲各地的台灣人軍伕，只顧自己的安全遣返，任由其在異國自生自滅，完全背棄了「一視同仁」、「皇國臣民」的口號，這事實大大駁斥了今日在琉球台灣之塔上什麼「日台戰士皆為同胞，生死與同榮辱同當」的的謊言。

70年代，一些倖存的原日本兵試圖向日本要求戰爭賠償，因為在戒嚴時期並未成功。1993年組成了「台灣人原日本兵、軍伕及遺族協會」，向日本政府索取賠償未付軍餉、儲金和保險金，要求與日本復員軍人一樣的賠償和年俸，還到東京街頭舉行示威遊行，卻遭到日本政府的漠視以及日本人的冷眼相待，當時掌握台灣政治大權的李登輝，因為怕得罪日本，也視若罔聞，不敢聲援，最後，在極度不平等關係下，日本政府對有登記的原日本兵軍伕，以極低的兩百萬日圓代價（以當時匯率換算，相當於台幣50、60萬元）應付了事，該協會會長心寒地說：「這些錢只能夠用來辦一個寒酸的喪禮」。

李登輝們，不到大多數台灣青年喪身的東南亞去慰靈，卻在與台灣人軍伕的犧牲無關，而是十數萬琉球人民悲慘犧牲的琉球人悲傷之地，完全不顧琉球人民的感受，去搞一個空無台灣人日本兵魂魄的慰靈碑，其本身就是一個莫大的諷剌。

台灣之塔和李登輝的「為國做見證」碑，與其說在為台灣人日本兵慰靈，倒不如說在頌揚時代倒錯的皇國思想，使台灣人日本兵的魂魄永無安寧，不得安息。2018年7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