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是復歸「中國人精神」的時候

上一期本刊社論講「台灣人要有清楚的中國人意識」，這會「讓台灣長治久安」。這一期適逢民族主義思想家胡秋原逝世15週年，我們要用胡先生40年前在《中華雜誌》社論上所說的「現在是復歸中國人精神的時期」來詮釋台灣長治久安的可能性，並以此紀念胡先生逝世15週年。

民國68年（1979）3月號的《中華雜誌》社論題目是：《中越邊境戰爭與中國再統一之機運》，這是胡先生親自撰寫的社論，論述「中、越邊境戰爭」的根本意義，同時指出「中國再統一」的機運之所在。

「中越邊境戰爭」結束已40年了，但台灣在觀念與認識上仍然固執著冷戰時期的「反共」，視海峽對岸的大陸是「敵對的政治實體」，在「一中一台」的夢囈下，蔡英文政府鼓動著台灣人民由意識型態的「去中」、「離中」進而出現政治上的「反中」、「抗中」，致使兩岸關係於2019年進入最嚴峻的階段，同時也讓台灣走入「兩岸和平」不可得的危機與困境。

我們紀念胡先生，回顧中越邊境戰爭，離不開民族主義；我們憂慮「兩岸關係」一旦質變為「敵對關係」，台灣的未來將有致命的危險，我們願藉紀念胡先生逝世15週年的時候，借用他40年前忠告，呼籲台灣社會與人民「現在是復歸中國人精神的時候」，提醒台灣蔡英文執政當局不可「反民族」，台灣人民應復歸「中國人精神」。只有在中國人意識、中國人精神的復歸下，兩岸關係才能回返正常，台灣未來才不至走入死谷，兩岸和平才能再現。

1979年還是東西冷戰時期，中越邊境突然發生一場戰爭。當時的蘇聯及歐共集團譴責中國「侵略」越南；西方世界擔心的則是中越之戰如果擴大恐影響「世界秩序」；台灣因反共，稱「這場戰爭是中共掀起」，「共匪打越南是為挑起美俄大戰」，甚至指「匪侵越危及世界和平」，從而呼籲公開「制止共匪侵略」。只有海外僑報媒體持中立客觀看法，稱「中越邊境緊張，北京三軍戒備」、「越共侵攻中國，殺害邊境軍民」、「懲罰越共犯下彌天大罪，北京被迫作戰全面進攻越南」。

當年中越邊境發生戰爭確是事實，但它的原因為何，本質又是甚麼，40年過去了，我們在此願據實指出，是越共在俄共支持及慫恿下先對居住在越南的華僑進行迫害，接著對中國廣西、雲南邊境領土進行騷擾、挑釁並殺害中國軍民。中共當時警告越共多次，越南如故，基於維護主權與領土完整，鄧小平說只好「懲越」，於是發生中越戰爭。可見這是基於民族主義的一場中共懲罰越南入侵中國的戰爭，根本不是甚麼中國「侵略」越南，可見當時的台灣當局及媒體指中越之戰是「匪侵越」的話語完全顛倒因果，不顧民族主義。胡先生在這篇社論批評台灣的態度與說辭完全是「反共」反過了頭，連民族主義都不要。

胡先生在社論裡說，「這算甚麼一回事？」「如果反共反得希望『異類間之』，如此內外不分，內外倒置，那太可恥了，那不是中國文化，而近乎葉赫文化：『寧贈友邦，不與家奴』！」

40年前是冷戰時代，台灣正在「反共抗俄」，胡先生猶視中共為保衛廣西、雲南邊境而與越南一戰，這一戰爭不是「共匪侵略越南」，而是民族主義之戰。既然是民族主義之戰，「懲越之戰」與「對日抗戰」同具意義，所不同的是規模一小一大而已。

即使在反共時代，胡先生的「反共」也是「一個中國」原則下的反共。他說：「反共是為了維護國權民權，也就是維護憲法；所謂中國，指10億人的中國，不是指1,700萬人，尤其不是1,700萬人中若干有權之人！反共是反對在中國實行俄式共產主義制度，不是反對幾個匪；尤其不可視大陸為匪區『匪國』，而存幸災樂禍之心！」「反共必須發揚民族主義，力行憲法，而不可自傷憲法，自背反共原則，尤不可反民族！」40年後的今天，很遺憾地，台灣的「反共」好像得了政治幼稚症，仍然是「反民族下的反共」，這是一種政治荒謬。

即使冷戰時代的東歐，南斯拉夫都出現「民族主義的共產主義」，更不用說「反共」的台灣豈有背離民族主義而對大陸單獨進行政治的反共？因此，胡先生強調「反共」不可「反民族」完全是政治理性的表現。

今日已是後冷戰時代，大陸早已不是「俄式共產主義」，珍寶島事件和懲越戰爭已充分說明中共是個民族主義的共產主義政黨，至於它今天實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是「民族主義的社會主義」。既然大陸早已不是冷戰意義下的「共產國家」，因此台灣的「反共」已失去政治合理性。

蔡英文政府背離民族主義，不承認「我是中國人」，不接受「一中架構」，更否定「九二共識」，不認同兩岸同屬「一個中國」，這樣的「反共」、「非共」必然異化為「反民族」下的「去中」與「抗中」。

我們在此要嚴肅地指出，蔡英文當選總統後是向「中華民國憲法」宣誓就職的。中華民國憲法是「一中憲法」，亦即是一部主張、堅持「國家統一」的憲法，它的治權現在雖只及於台澎金馬，但主權涵蓋大陸。從「一中憲法」看台海兩岸，是「兩岸一中」，亦即兩岸雖然尚未統一，但並沒有分裂，只是暫時分治。這部「一中憲法」從來不把海峽兩岸視為「一中一台」，更非「兩國」。

1971年11月退出聯合國，標誌中華民國退出國際舞台。1972年日本對台斷交。1978年底美國卡特政府宣布對台斷交，面對此一變局，政府提出「莊敬自強、處變不驚」，但無可奈何地屈服美國提出並設置的非官方關係的「民間機構」－－美國在台協會（AIT），從此美國不再稱台灣「中華民國」，改稱「台灣人民」。關於這件外交「反常化」事件，胡先生當年嚴厲指斥美國「對全世界最『親美』的地區以反道義方式對待」，進而批評美國「不但對台灣『為所欲為』」，「台灣也在恐共症下力求美國對台灣繼續『保證』『保護』台灣安全」，從而胡先生指出：「一個國家要求別國保護，這是有失民族尊嚴」。

日本與美國對中華民國斷交後，為了他們自身的政治利益，分別在台北設「日台交流協會」及「美國在台協會」，一個是公益財團法人，一個是民間機構，雖然都被授權辦理簽證，但不是正式的、官方的大使館或領事館，這兩個單位出現在台北後，政府沾沾自喜，認為美國、日本都未拋棄台灣，從而國民黨執政時期以「親美善日」依附於西方強權之下，到了民進黨執政，尤其蔡英文上台後，更加「親美媚日」，自願以台灣充當美日對抗中國大陸的政治棋子，這在胡先生看來，親美善日就是政治依附，政治依附就是政治卑屈，政治卑屈就是「有失民族尊嚴」！

除了強調「一個中國」，胡先生重申「同舟共濟」，主張在台灣「本省人外省人（應）合作，反對分化和相互輕蔑及仇視」，從而指出「族群對立是台灣一個最大裂痕」。此一「裂痕」，胡先生認為「必須使其融合」，這種融合，既「不是用強制或高壓手段威脅手段可以解決」，也「不是焊接或用膠布貼住可以了事」，而是要明白「本省人外省人不是兩個民族」，開台聖王「鄭成功不僅是中國文化代表者，也是17世紀之世界英雄，台灣同胞應以為榮」。胡先生進而指出，1949年後「中華民國政府仍屹立台灣，此則台胞支持之功亦不可磨滅，這正是鄭成功之遺烈」。既然在台灣的本省人外省人是一家親，當然要族群融合，社會團結，不可分裂。對於台灣的社會撕裂與族群對立，胡先生建議首先要「提倡民族主義」，其次要「政治上開誠布公，集思廣益，而要點又還是力行憲法，掃除弊政」。看看40年前胡先生的告誡，再回視今日台灣的社會分裂與族群對立，我們不能不指出這是台灣執政當局利用台獨民粹主義對台灣進行有系統地民族分裂的結果。

台灣視「自由民主」為普世價值，並以此「反共」，但胡先生40年前便指出，「民主」一詞在台灣已經「很濫」，也是「謊言」。兩蔣政治威權主義時代固然有反民主、箝制言論自由的行為，如「雷震事件」與封閉《自由中國》，但秉持中華民國憲法也是事實，尤其晚年的蔣經國開放黨禁，促進政治民主化一事也是有目共睹，但看看以「民主進步」之名起家的民進黨今天在台灣所幹的一切，諸如以「轉型正義」去中倒蔣，以「黨產處理」清算國民黨，以「打壓假新聞」壓制媒體新聞自由及剝奪人民言論自由，以「傾中賣台」抹紅、抹黑、打壓包括努力使高雄再次繁榮的韓國瑜及一切支持兩岸交流並主張統一反對台獨的兩岸人民，無一不是反民族、反民主與反自由，真是讓胡先生不幸而言中。

對於民進黨，胡先生40年前便指出：「台灣之所謂『黨外人士』者，雖然外國人稱為『反對派』，以我們的看法，即使取得政權，亦不會比現在執政黨做得更好」。蔡英文政府今日的一切表現，恰恰證明胡先生的先見之明。

民進黨仍然以冷戰思維看待對岸大陸為「共產政權」，借「反共」而「仇中」、借「反中」而「去中」。其實自從鄧小平「改革開放」後已非「共產中國」。中共十九大及習近平從新肯定中國傳統優秀文化，堅持走中國道路，發揚中國人精神，根絕崇洋媚外之心，因而「中國崛起」，已走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胡先生在這篇社論最後一節提到，在當代世界，中國民族有它的本來任務，「這便是要實現一個獨立統一的中國」。胡先生深知民族卑屈與國家分裂之苦，除了強調「三大尊嚴」（學問、民族、人格）以外，晚年不但擔任「中國統一聯盟」名譽會長，甚至不顧台灣當局的反對與阻擾，毅然站在民族主義立場前往北京與中共高層李先念、鄧穎超等談兩岸統一問題。

胡先生逝世15年了，他未及見的是一個「統一的中國」之出現，但中華民族已經獨立且正在復興。不論從歷史邏輯還是從兩岸關係正反合辯證發展的理路看，胡先生堅持的「一個獨立統一的中國必須實現」的願景已經是現在進行式，從這一點而論，胡先生的民族意識、政治洞見與道德勇氣，是令兩岸中國人無比欽敬與佩服的，這也是我們在他逝世15週年之際紀念他的根本意義所在。【姜新立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