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與新文化運動的歷史意義

編者按：百年前因列強將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國德國在我國山東的權益割讓給日本，引發愛國學生示威抗議，一時各行各業群起響應，抗議風潮席捲全國。在北京大學開始的新文化運動也因此達到高潮。今年是五四運動一百週年，謹轉刊1992年出版的馮友蘭著《中國現代哲史》第三章「新文化運動的創始人、哲學家蔡元培」中第一與第三節，紀念這一波瀾壯闊運動的一百週年。

第一節　新文化運動的歷史意義

新文化運動是中國現代革命發展的一個重要環節。孫中山說：「自北京大學學生發生五四運動以來，一般愛國青年，無不以革新思想為將來革新事業之預備。於是蓬蓬勃勃，發抒言論。國內各界輿論，一致同倡。各種新出版物，為熱心青年所舉辦者，紛紛應時而出。揚葩吐艷，各極其致，社會遂蒙絕大之影響。雖以頑劣之偽政府，猶且不敢櫻其鋒。此種新文化運動，在我國今日，誠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推原其始，不過由於出版界之一二覺悟者從事提倡，遂至輿論放大異彩，學潮瀰漫全國，人皆激發天良，誓死為愛國之運動；倘能繼長增高，其將來收效之偉大且久遠者，可無疑也。吾黨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於思想之變化，兵法『攻心』，語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種新文化運動，實為最有價值之事。」（《孫中山選集》上卷，第429頁）

毛澤東說：「二十年前的五四運動，表現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五四運動的成為文化革新運動，不過是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種表現形式。由於那個時期新的社會力量的生長和發展，使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出現一個壯大了的陣營，這就是中國的工人階級、學生群眾和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所組成的陣營。而在『五四』時期，英勇地出現於運動先頭的則有數十萬的學生。這是五四運動比較辛亥革命進了一步的地方。」（《五四運動》，《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522頁）

這是現代革命時期兩大革命的領袖對於新文化運動的評價。孫中山著重於新文化運動的內容，用「攻心」、「革心」兩個詞彙說明新文化運動的作用。毛澤東從階級鬥爭的觀點，用反帝反封兩個概念說明新文化運動的作用。這兩方面聯合起來。就是新文化運動的全面的歷史意義。

《中國哲學史新編》第六冊已經指出，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後，當時的進步人物都承認必須「以夷為師」。「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就是說，要向西方學習，學習西方的長處，以抵制西方。但是，什麼是西方的長處，各個時期的人有深淺程度不同的認識。首先有人認為，要學習西方的兵器；其次有人認為，要學習西方的宗教（太平天國）；再有人認為，要學習西方的工業（洋務派）；也有人認為，要學習西方的政治（戊戌維新派）。舊民主主義革命家提出要進行更全面的革命，更全面地向西方學習，但沒有成功。新文化運動提出西方的長處是文化，要廢除中國傳統的舊文化，代之以西方的新文化，這就比以前的認識更深刻，革命更徹底了。

所謂「文化」是很廣泛的，有物質、精神兩方面，包括一個社會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一般地用起來，這個名詞偏重於精神方面，偏重於一個社會的上層建築。如意識形態、風俗習慣、思想學術、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等方面，所以孫中山稱這方面的革命為「攻心」，「革心」。

新文化運動把新文化的要點歸結為兩件事：民主與科學。民主，並不是專指一種社會制度，而是一種人生態度和人與人的關係，科學，並不是指一種學問，而是一種思想方法。新文化運動講到這裡，可以說是把西方的長處認識透了，把向西方學習說到家了。它所要求的實際上是一種比較徹底的思想改造，要求人們把封建主義世界觀和人生觀改變為資產階級的世界觀和人生觀，這就是所謂「攻心」與「革心」的真實意義。

蔡元培所以能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創始人，是因為他已經對於這種轉變有了相當充分的認識。

第三節　蔡元培與新文化運動

蔡元培於1917年到北京大學擔任校長。一到任。他就本著上面所說的那篇文章（編按：指本章第二節介紹的蔡元培著作《世界觀與人生觀》）的精神，施行了一系列的措施。這些措施實際上是為新文化運動創造條件，開闢道路。那一篇文章的精神，可以說是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基礎。當時的北京大學是帝國的最高學府，對於全國的思想界、知識界、教育界，有無形的領導權威，這是新文化運動的政治基礎。蔡元培當北大校長，可以說「有其德」又「有其位」。他在北大就職後，首先騁任陳獨秀為文科學長，把當時有名望的思想家聚集在北大，以北大為他們的講學基地，以北大的講堂為他們宣傳的講壇，蔡元培在這樣的思想基礎和政治基礎上，著手改造北京大學，同時也創始了新文化運動。

北京大學的前身是戊戌變法時期的京師大學堂。戊戌變法失敗，「新政」多被撤銷，京師大學堂幸免。辛亥革命後，民國的臨時政府成立，蔡元培任教育總長。南北統一，臨時政府遷到北京，他繼續任教育總長。在總長任內，他改組京師大學堂為北京大學，並任命嚴復為校長。改組之事，當是他和嚴復共同商定的。

京師大學堂的組織還是半封建性質的，其中設有經科，每一儒家的經典，都獨立為一門（一系），如：易經門、詩經門等等。改組後的北京大學廢除經科，把儒家的經典分配入文、史、哲等門。

蔡元培於1917年1月到北大就任校長時，發表了一篇就職演說，向學生提出了三點要求，即「三事」。其中二事比較重要。

他說：「一曰抱定宗旨……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敗，以求學於此者，皆有做官發財思想，故畢業預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蓋以法科為干祿之終南捷徑也。因做官心熱，對於教員，則不問其學問之淺深，唯問其官階之大小。官階大者，特別歡迎，蓋為將來畢業有人提攜也。」（《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全集》第三卷，第5頁）當時科舉雖廢，但社會上的人們仍以看待「科舉」的眼光看待新設的學校。科舉本來是封建統治者選拔官僚的考試制度，考試取得的資格，稱為功名；全國最高考試及格所取得的功名，稱為「進士」。當時的人們認為京師大學堂既然是全國最高學校，它的畢業生應該相當於「進士」了；在京師大學堂上學的學生自然都是待中的「進士」，候補的官僚，京師大學堂就是一個官僚養成所。京師大學堂雖然改組為北京大學，但學生們的這種思想並沒有改變。蔡元培的演說所說第一事，就是要改變這種思想。

學生們既自命為候補的官僚，也就預先要過當時官僚的腐敗生活；他們雖尚未成為官僚，但已學會了腐敗官僚的生活方式。蔡元培演說中所說的第二事，就是要改變這一點。

蔡元培的演說強調：「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就是說，大學並不是官僚養成所，也不像各種專門學校那樣教人以某種謀生技能；大學不講升官發財之道，而講知識，是研究或傳授高深學問的地方。在這個地方，學問是主體。有沒有學問，是衡量一切價值的最高標準。大學的教授，應該是某一門高深學問的權威，他們應該領導大學。本著這個意思，蔡元培在北大推行了一系列的措施，當時人稱之為「學術第一」、「教授治校」、「講學自由」、「兼容並包」，其中尤以「兼容並包」為當時人們所注意。所謂「兼容並包」，就是聘請教授只問其學術上的成就，不管其政見如何。「兼容並包」為的是「講學自由」離開「講學自由」，「兼容並包」就沒有意義了。在一個歷史過渡時期，「兼容並包」可能是為舊的東西保留地盤，也可能是為新的東西開闢道路。蔡元培的「兼容並包」是後者，不是前者。這一點，學生們在看見他發佈陳獨秀為文科學長的布告時，就完全明白了，社會上的人也全明白了。

後來胡適發表《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蔡元培為其寫了一篇長序，向社會推薦。新文化運動提倡白話文，桐城派文學家林紓表示反對，蔡元培發表致林紓的公開信，為白話文辯護，這就更表明了他本人的立場。

在蔡元培的領導和鼓舞下，北大的學風大變，各方面都動起來了，尤以出版刊物為活躍。教師們出版了《新青年》，學生們出版了《新潮》，師生之間，並駕齊驅，互相支援。蔡元培的號召好比一聲春雷，起到驚蟄的作用。隨之而來的就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

蔡元培在幾個月之內，就把一個死氣沈沈的官僚養成所，改造成為一個生龍活虎般的近代大學。學生還是那些學生，可是他們都好像變成了新人。清朝詩人龔自珍有首詩說：「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己亥雜詩》第125首）其實，無論何時何地，人才都是不少的，要看教育他們的人怎樣培養他們，指導他們。從這個意義上說，蔡元培是一個大教育家。他沒有專門著作講他的教育思想，但是他在北大的一切措施，就是他的教育思想的實踐。他的思想，不僅改造了北大，而且開創了新文化運動。

當時正是軍閥混戰、全國黑暗的時候，蔡元培所領導的新北大的出現，好像一座燈塔，使全國的人們看見了光明，認識了前途，看清了道路，獲得了希望。全國風起雲湧，互相呼應，這就是震撼全社會、移風易俗的新文化運動。它不僅範圍廣大，而且發展迅猛，一兩年之間就達到了高潮，那就是1919年的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是一個總名，五四運動是它的高潮。現在，這兩個名稱常被互用，而實際上是有區別的。

胡適曾經轉述美國哲學家杜威的話說：「拿世界各國的大學校長來比較一下，牛津、劍橋、巴黎、柏林、哈佛、哥倫比亞等等，這些校長中，在某些學科上有卓越貢獻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個校長身分，而能領導那所大學對一個民族、一個時代起到轉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個。」（據高平叔《蔡元培改革北京大學》，見1987年第二期《群言》雜誌）杜威的論斷是中肯的。我還要附加一句：豈但在並世大學校長中沒有第二個，在全中國歷代的教育家中也沒有第二個。

由這個意義說蔡元培不是一個普通的教育家，而是一個大教育家。◆